云南
東野圭吾在《惡意》里寫了一個讓無數讀者脊背發涼的故事：野野口修殺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日高邦彥。殺人不算完，他還要在日高死后編造謊言、偽造證據，讓全世界相信日高是個剽竊者、是個偽君子。
警察問他：“你為什么殺他？”
他說：“總之我就是看他不爽。”
日高什么也沒做錯，他優秀、善良、才華橫溢，一次次幫助野野口修走出人生低谷。但恰恰是他的優秀，成了他被殺的唯一理由。
這種“什么都沒做錯，只因你站在那里”的惡意，正在我們這個時代反復上演。
網暴全紅嬋的那個282人的微信群，這個群里藏著不少業內人士——網傳有現役跳水隊員，還有退役名將、跳水專項裁判、知名體育記者。一群吃著體育飯的人，不去守護為國爭光的孩子，反而躲在群里一起辱罵、一起嘲諷、冷眼旁觀這場霸凌。
全紅嬋這個事件一出來，在真相還沒有調查清楚的時候，一些人又將矛頭對準了陳芋汐，說陳芋汐家庭條件好，有后臺。
早在2025年12月，陳芋汐在接受水均益專訪時講述了自己被長期網暴的恐懼：有人在決賽前夜向她發短信，里面曝光了她所有的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證號、電話號碼。水均益說，小小年紀的陳芋汐可能是“中國體育運動員里邊被持續網暴時間最長，而且密度、烈度最強的”。
這種“一拉一踩”的飯圈敘事，早已將兩個并肩作戰的隊友硬生生拉成“對立面”。全紅嬋被比附為“小鎮做題家”，陳芋汐被誣為“背景深厚”。認同“小鎮做題家”這個敘事的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很容易把陳芋汐視為假想敵。
深究這種網暴，其根源是可能我們從小被植入的“畸形成功學”。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必須比別人強，必須站在高處，必須成為第一名。考了90分，就會有人說“還有人考100分呢，你要看到自己的不足”；還會有另一批人說，“沒事，還有人考80分，不如你呢”。
這種成功學，有下位，有低處，自然就有拖拽、毀滅。你對自己到底學會了什么，無所謂，只會看自己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中，去確認自己的好壞。
成年后的世界就變成了，誰賺的多，誰賺得少，誰職位高，誰職位低，誰更漂亮，誰更瘦……只能在這些無聊的比較中，確認自己的價值。太多人明明擁有很多，卻總覺得自己不夠好，因為總有人比你“更好”。
全紅嬋被網暴，背后是同樣的邏輯。那些攻擊她的人，未必真的認識她、了解她。他們只是把她當作一個“靶子”——通過攻擊站在最高處的人，來確認自己的存在感，來宣泄自己對生活的不滿，來完成一場虛無的“拉踩”。
是時候從這種“拉高踩低”里跳出來了。
我考了90分，代表我學到了90分的內容，不代表我比誰好，比誰更差。
哪怕我考最后一名，也只是一次考試結果，不代表我的人生一無是處。有人賺一百萬，有人賺一百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節奏，不必在攀比中迷失自己。
人生不是一場零和游戲。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賽道上，跑自己的路，過自己的人生。
我們終其一生，不是為了要超越所有人，而是為了成為更好的自己。別人的成功不是我的失敗，別人的優秀不是我的威脅。我們可以并肩作戰，可以互相欣賞，可以真誠地為對方鼓掌。
還有，不故意炫耀自己，就不會被嫉妒心折磨。
當一個人炫耀，其實是發出了一個帶著驕慢與敵對的心念，“我就想讓你們看看我比你們厲害”。如果你存著這樣的心，當看到別人展示他們的生活，“比較心”就會馬上啟動，覺得自己的優秀被冒犯、幸福被削弱、價值感受到威脅。這其實是被自己曾經發出的心念所傷。
比如全紅嬋戴了一塊勞力士，被罵“炫富”——她炫耀了嗎？沒有。她只是戴了一塊表。但在某些人的心里，這塊表就是一記耳光。它打在了那些拼命想證明“我過得比你好”的人臉上。他們自己活在比較的牢籠里，于是看誰都是敵人，看誰都在炫耀。他們投射出去的惡意，最終彈回來，變成更大的不甘和憤怒。
谷愛凌說過，希望大家能把網暴別人能量“用來讓世界變得更好”。
這大概就是最好的答案：
把拉踩的能量、毀滅的惡意，變成祝福的善意，變成期盼自己變得更好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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