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了我才敢說：委內瑞拉，是我去過的所有國家中，最被看輕的！

落地加拉加斯那天，接機的當地朋友遞過來一杯冰鎮甘蔗汁，車窗外是層層疊疊的山坡棚戶區，色彩濃烈得像打翻了顏料盤。他指著遠處一棟爛尾高樓說，那是＂大衛塔＂，本來要建成拉美最高的金融中心，后來開發商跑了，窮人住了進去，四十五層的摩天樓變成了全世界最高的貧民窟。我當時心想，這個國家的一切，好像都帶著一股＂本該如此卻偏偏不是＂的擰巴勁兒。

我想先說一個大部分中國人根本不知道的事實：委內瑞拉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整個拉丁美洲最有錢的國家，沒有之一。1950年，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全球第四，僅次于美國、瑞士和新西蘭，比當時的法國和西德都高。加拉加斯的中產階級周末飛邁阿密購物，歐洲人反過來移民委內瑞拉討生活——二戰后大批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涌入這個南美國家，因為那邊的工作機會和薪資水平碾壓戰后的歐洲。

這不是野史，這是有據可查的經濟數據。委內瑞拉曾經被叫做＂南美的沙特＂，加拉加斯曾經被拿來跟邁阿密相提并論。你今天看到的一切衰敗，都是從一個極高的起點墜落下來的，而不是從泥里生長出來的。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讀懂這個國家。

然后我想說一個跟政治經濟完全無關的東西——音樂。委內瑞拉有一個叫＂El Sistema＂的青少年音樂教育體系，1975年由何塞·安東尼奧·阿布萊烏創立，初衷是用古典音樂把貧民窟的孩子從毒品和暴力中拉出來。這個項目后來培養出了全球古典樂壇最炙手可熱的指揮家之一——古斯塔沃·杜達梅爾，他三十出頭就執棒洛杉磯愛樂樂團，現在是紐約愛樂的音樂總監。

還有可可。很多人不知道，委內瑞拉是全球公認的頂級可可原產地。它出產的克里奧洛品種可可豆，在精品巧克力界的地位相當于葡萄酒里的勃艮第黑皮諾——產量極低，風味極其復雜，帶有花香、果香和堅果的層次感。歐洲頂級巧克力品牌至今還在高價采購委內瑞拉的單一產區可可豆。委內瑞拉的朗姆酒品牌＂外交官＂和＂圣特雷莎＂在國際烈酒評比中長期拿獎，品質跟加勒比海頂流品牌不相上下。

一個所謂的＂崩潰國家＂，同時出產世界級的指揮家、世界級的可可和世界級的朗姆酒。你說這個國家是真的沒有東西，還是它的東西被鋪天蓋地的壞消息淹沒了？

說到驕傲感，不能不提棒球。委內瑞拉是美國職棒大聯盟最大的海外球員輸出國之一，歷史上貢獻了超過四百名大聯盟球員，包括名人堂級別的巨星。國內聯賽每年冬季開打，球場里座無虛席，啤酒和阿雷帕的叫賣聲穿透看臺。我在馬拉開波看了一場當地球隊的比賽，氛圍堪比英超德比。

在街頭巷尾，棒球就是委內瑞拉的宗教，父親帶兒子打球，是比任何社會福利更牢固的情感紐帶，那些后來簽約大聯盟拿到百萬美元合同的球員，幾乎都是從貧民區的泥巴地上被球探挖出來的。這個國家從來不缺天賦，缺的是讓天賦正常生長的土壤。

接下來不得不聊石油這個繞不開的話題，但我想換一個角度——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荷蘭病＂，說的是一個國家因為某種自然資源暴富以后，本幣升值，制造業和農業反而被擠垮，整個經濟結構變得畸形脆弱。委內瑞拉是教科書級別的＂荷蘭病＂患者。

三千零三十億桶已探明儲量，世界第一。但這些儲量里絕大部分是奧里諾科帶的超重質原油，開采成本高、技術門檻高、煉化復雜，不是沙特那種一鉆頭下去就噴金子的輕質油。查韋斯執政時期大規模國有化，把外國石油公司趕走或逼成小股東，國家石油公司PDVSA從一家技術能力全球前列的企業，退化成了一個政治安插崗位的平臺。

日產量從巔峰期的近三百五十萬桶，一路滑到2020年最低谷時的不到四十萬桶。這個跌幅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一個比沙特儲量還大的石油國，產量跌到了跟南蘇丹一個量級。更諷刺的是，委內瑞拉一度需要從伊朗進口汽油來維持國內供應——自己坐在油海上，車卻加不起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