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2日晚，北京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宴會廳里，張彥、趙壽山等二十余位曾參加過“西安事變”的老同志圍坐一桌。兩行淚水從周恩來眼角滑落，他放下酒杯，聲音有些沙啞：“虎城將軍一家犧牲四人，學良將軍依舊被囚臺灣，想到這里，難免動情。”席間，年僅39歲的楊拯民緩緩起身，語氣克制而堅定：“總理，我心里始終有件事放不下——西安事變的史料若不趁親歷者尚在時整理，謠言就會趁虛而入。”周恩來聞言，頻頻點頭，當即示意秘書記錄，“這件事就交統(tǒng)戰(zhàn)部牽頭，你來具體負責。”

招待會結(jié)束已近午夜，北風吹過太和門廣場，楊拯民掐著大衣扣子，腦海里卻閃回到二十四年前的夏夜——1937年6月28日，上海碼頭邊的簡陋客棧里，父親楊虎城拍著兒子的肩膀，低聲囑咐：“我這次被逼出國，路費是糖衣炮彈。記住，好好讀書，日后為窮人辦事。”第二天清晨，胡佛號汽笛劃破外灘霧氣，父子倆揮手告別。

這一別，便是死生兩隔。自父親被秘密囚禁到慘遭殺害，楊拯民只收到兩封冷冰冰的電報：一封催他趕赴重慶料理后事，一封來自中共中央和政務(wù)院的唁電。那一年，他27歲，剛在玉門油礦接過沉甸甸的礦務(wù)局長任命書；噩耗襲來，他握著電報，雙腿竟軟得站不住。

料理完白公館里的累累白骨，他把棺木重新安放于嘉陵江畔。鄧小平特地囑托：“棺必須換最好的，不能委屈了他們。”那句發(fā)自肺腑的話，把楊拯民心底的恨與痛連根拔起——他必須讓世人知道，西安事變不是叛亂，而是救亡。

新中國成立后，楊拯民本可在軍隊繼續(xù)升遷。彭德懷三顧茅廬，勸他留在空軍籌建處。可他想到父親多次向黨人請教工業(yè)報國的道理，終究一紙申請去了玉門油礦。彼時的玉門已是戈壁荒涼、設(shè)備殘破，年產(chǎn)不過十余萬噸。夜色里鉆機咚咚作響，他帶著工人們趴在井場測壓、檢泵，手上常被滾燙的機油燙得水泡連片，卻不吭一聲。到1957年底，產(chǎn)量突破百萬噸，玉門成了共和國第一座百萬噸油田。

發(fā)展石油的同時，他堅持把空余時間用來搜集西安事變文獻。舊日余黨散落各地，機要文件塵封暗角；他靠老關(guān)系，一點點訪人借卷，親手謄錄。有意思的是，有位舊軍統(tǒng)軍官見到他，竟欲下跪賠罪，被他一把扶起：“活人要向前看，你們只需說出實情。”

八屆二中全會期間，他被調(diào)往陜西任省委書記。臨行前，李德生半開玩笑：“回西安，好好收拾‘家里那段恩怨’。”到了西安，他首先撥專款修繕事變舊址，籌建紀念館，又組織檔案部門南下成都、重慶、貴陽，收集散佚文件。那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行動，十余位當事人相繼病故，每失一人，資料就少一分。

1979年，時機成熟，《西安事變資料匯編》初稿完成。上百萬字，裝滿六只木箱。楊拯民把稿件抬進京西賓館，呈交中央領(lǐng)導。審閱完畢，有人感慨：“這下真相有了‘鐵證’。”楊拯民長吁一口氣，仿佛替父親伸了半口冤。

進入八十年代，他轉(zhuǎn)赴全國政協(xié)。從石油到建材，再到文史資料委員會，無數(shù)會務(wù)文件壓得案頭成山，可他仍保留著一個小抽屜，里面塞滿父親的照片、張學良寄來的信、自己的手寫筆記。偶爾翻到，那片碼頭、那聲汽笛依舊刺耳。

1993年，他牽頭編纂《中華文史資料文庫》。夜里燈泡嗡嗡作響，他戴著老花鏡一頁頁審稿，旁人勸他注意身體，他卻說：“史書不等人，好多老人等不起。”三百萬字終付梓，他才稍稍放慢腳步。

1996年秋天，赴外地調(diào)研途中，他腹痛難忍，返京后確診為腹膜癌。第一次手術(shù)后，醫(yī)生叮囑至少靜養(yǎng)半年，他卻在病房里攤開筆記，修改未竟的《西安事變回憶錄》。護士開門時，只見他用顫抖的手寫下最后一句：“愿后人不負此頁。”

1998年10月23日凌晨，病房窗外的月光慘白。心電監(jiān)護器劃出一道直線，楊拯民走完了76載風雨人生。床頭柜上，那本加批注的《西安事變檔案匯編》靜靜躺著，封面已被翻得起了毛邊。

三天后，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老部下、昔日石油工友、文史學者擠滿靈堂。有人含淚悄聲說：“他總算放下那件‘不甘心’的事了。”確實，關(guān)于西安事變的真相，隨著他傾注數(shù)十年的辛勞，已化作史冊中鏗鏘的文字，留給后來者去評說、去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