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西湖水面霧氣彌散，孤山路上一陣風(fēng)吹落梧桐葉，落在一封方才寄出的信上——落款“映霞”。信的去處，是福州鼓嶺郁達(dá)夫的借寓；信的內(nèi)容，卻暗藏決絕。由這一頁紙追溯過去，王映霞的情感軌跡便如同民國城市的霓虹，亮得刺眼，也滅得倉促。

杭州人記得，1930年前后，只要走進(jìn)南山路的茶座，總能聽到兩種名字并提：其一“郁先生的文章”，其二“王校花的倩影”。王映霞1917年入杭州女子師范，天生愛舞臺，唱昆曲、寫小詞皆拿得出手。家道雖已中落，但留給她的風(fēng)骨與審美，仍把她送進(jìn)了這座城市的上流社交圈。朋友們常打趣：“映霞一出現(xiàn)，連湖面都安靜兩秒。”熱鬧話音未落，郁達(dá)夫的追求就像暴雨砸下來，周邊全是看熱鬧的目光。

當(dāng)時郁達(dá)夫已三十一歲，有妻有子，稿費多半在酒樓消散。他先寫長信，再當(dāng)面求見，自稱“才氣斗膽”，不惜穿著妻子寄來的毛衣去赴約。那副狼狽樣，偏讓王映霞覺得“浪子也有可憐處”。1928年農(nóng)歷臘月，兩人在杭州白樓飯店舉行小型訂婚宴，郁達(dá)夫自嘲：“知己難逢，得此一人，夫復(fù)何求。”然而婚書墨跡未干，舊病即發(fā)——長夜酗酒、橫沖直撞、一去數(shù)日。王映霞臉皮薄，難忍街頭巷尾的冷嘲：“郁才子又醉倒風(fēng)月場”。婚后第三年，夫妻裂痕已深，彼時浙江教育廳長許紹棣應(yīng)邀到郁宅小聚，雙方一個撫琴，一個低唱，火花不受控，旁人都看在眼里。

許紹棣的溫言軟語帶來短暫慰藉，王映霞卻非常清楚，官場倥傯，許家在省城還有正室。她放手得干脆，帶著微薄首飾去了福州與郁達(dá)夫同住，想給婚姻最后一次機會。三個月后，她只帶一只行李箱返回杭州，言辭冷淡：“他若醉，我便醒。”醒歸醒，外界的流言沒停。1936年冬，兩人避日軍轟炸遷往麗水，鄰屋竟是軍統(tǒng)要員戴笠。戴笠熟知人情世故，借贈汽油、送來罐頭，把氣氛點得若有若無。郁達(dá)夫在抽屜里發(fā)現(xiàn)三封夾著香水味的信，來自隔壁暗窗。朋友回憶那日他摔門吼道：“臉面被撕碎了！”自此夫妻反目，隔日杭州報紙滿版互文攻訐，場面難堪。

1940年春，兩人的離婚協(xié)議蓋章，王映霞年僅三十二歲。民國社交圈殘忍，離異女子多被視作“棄婦”。她卻將旗袍改短，燙起時興的Finger Wave，照舊出入舞會。有人譏諷，她以一聲輕笑回敬。她在日記里寫：“容貌是甲，心氣是乙，甲衰可補，乙若頹則萬事休。”那股不服輸?shù)膭艃海瑸樗A得又一次選擇人生的機會。

1942年仲夏，王正廷在重慶辦茶會，席間介紹自己的門生鐘賢道——化學(xué)博士，三十歲，無婚史。席罷，鐘賢道提著帽子追出門，語速有些急：“我懂得讓你找回那幾年失掉的光彩。”一句話不到十七個字，卻勝過多少華章。半年后，兩人在上海黃浦江畔大新公司頂層舉行婚禮，管弦搖曳，婚訊登遍申報、中央日報整版。朋友揶揄排場夸張，王映霞卻說：“這一次，輪到我風(fēng)光。”她仍記得自己的愿望——“擇一無家室而能相敬者”，如今算是得償。

解放前夕，不少人轉(zhuǎn)往臺灣。鐘賢道原訂機位，臨行卻折返家中，只道：“戰(zhàn)亂已夠多，再折騰，何時是頭。”于是機票作廢，小樓依舊。1950年，女兒降生；次年，小兒隨之而來。生活轉(zhuǎn)入柴米油鹽，昔日竹林風(fēng)月被收進(jìn)抽屜，偶爾深夜翻看，也只是嘆口氣放回。有人問她是否懷念郁達(dá)夫，王映霞搖頭：“各人有各人的命數(shù)，錯過便放下。”

從杭州的清波門到上海的法租界，再到新中國初期的靜安弄堂，這位昔日“南屏晚鐘”般的佳人，終于在平凡里落腳。1960年代，舊友探訪，閑談起往事，她遞上一杯龍井，微笑著說：“故事寫來熱鬧罷了，真正難得的是能把茶喝到最后一口的人。”此后十余年，夫妻相伴書香燈火，直至鐘賢道病逝。那天夜里，她在回憶錄里留下一句簡短字跡：“幸得后半生不再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