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10日傍晚，西子湖畔的秋雨剛停，菊香書屋的燈光透過窗欞打在石板路上，遠處傳來隱約的蟲鳴。外賓代表團明天就要到杭州，毛主席卻仍埋首案前，翻著一本《二十四史》批注。屋里煙霧繚繞，他偶爾抬頭，看見門口執(zhí)勤的王芳，忽而招手示意他進來。

王芳當時三十七歲，解放戰(zhàn)爭時就在隱蔽戰(zhàn)線摸爬滾打，此刻已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兼警衛(wèi)負責人。見主席召喚，他放輕腳步走到書桌旁。燈下的主席合上書，忽然問道：“我說王芳，你從參加革命到現(xiàn)在，犯過啥錯誤沒有？”這突如其來的發(fā)問，讓王芳腦中一緊，心里直打鼓。

愣了幾秒，他回答：“政治上的大錯沒有，可工作中的小錯不少。”主席抬頭望他，神色認真：“沒犯政治錯誤，這可不見得是好事。人若只積累順利經(jīng)驗，不吃點虧、不摔跟頭，怎么長進？”這段對話不過十來個字，卻像一記警鐘，一下敲進王芳心里。

外賓尚未到訪，主席興致卻被點燃。書案旁堆著雜七雜八的典籍，《封神演義》《三國志》《明實錄》摞成幾截小山。他抓起《封神演義》隨手翻動，轉而問：“殷商滅亡的關鍵，是紂王寵妲己嗎？”王芳想起小時候聽的戲曲，順口答“把江山葬送在妲己手里”。主席輕輕搖頭：“不是寵不寵妲己，是軍事戰(zhàn)略。紂王分兵守城，周武王集中兵力，各個擊破。蔣介石若看懂了，也許結局不同。”

在主席看來，書是用來開眼界，更是用來印證現(xiàn)實。幾十年革命生涯，他習慣把臺燈下一行行黑字，和田間地頭、兵敗城下的經(jīng)歷放在一起琢磨。杭州小營巷訪問貧民、富陽田壟間觀察水稻、金華雙龍洞里摸索水電機組——走一路，看一路，讀一路，讀書與調(diào)研在他行程表上交替出現(xiàn)，從不停歇。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崇拜書本本身。1959年寫給各級干部的那封《關于讀書的建議》，只有一句核心：“兩本書，至少三遍，用腦子琢磨。”他要干部們會用，會思考，會推翻成見。正面可以學，反面也要學。對歷史人物他從不簡單貼標簽，“紂王、秦皇、曹操，豈能一句壞人就了斷？賢主昏君都得拿來解剖。”

這種反思意識，也體現(xiàn)在對傳統(tǒng)戲曲的點評。閑暇時播放的舊式蠟盤里，梅蘭芳、筱愛蓮、馬連良的唱腔宛轉盤旋。可一曲終了，主席常直言不足：“鑼鼓太拖，人物上場走半天，浪費觀眾眼睛。戲要緊湊，像行軍。”演員們聽得面面相覷，卻暗暗記下。

1954年初到杭州，他就提出“要去堤上看看”。彼時錢塘江堤防經(jīng)受臺風考驗，他冒雨踏堤，叮囑有關部門“防洪不見得靠文件，多跑幾趟，看看土濕不濕”。三年后再來，正值秋潮將至，他興沖沖約王芳去海寧。巨浪奔涌，他揮筆寫下“千里波濤滾滾來”，當天傍晚竟又脫衣下水。警衛(wèi)連擋不住，他笑道：“水急些，才顯氣魄。”

對書的渴望同樣驚人。主席到處堆書，枕邊、沙發(fā)下、竹椅旁都塞得滿滿。有人提議建個專柜，他擺手：“看書不是擺設，眼睛隨手一抓才有味。”就這樣，不論東風夜雨還是凌晨雞鳴，他總能隨時翻開一頁，把紙面上的千年興亡與眼前的新中國建設連成一線。

談起《三國演義》，王芳自恃熟門熟路。一次列車上播放《轅門斬子》，主席問：“關羽本姓什么？”王芳順口而出“關”，換來一聲輕笑。“他原不姓關。犯事逃到潼關，登冊要報姓名，他抬頭見關字，便姓關；復取羽為名，圖展翅高飛。”這一番說法新奇又頗合史籍考證，令隨行人員佩服不已。

聽到這里，不得不說王芳對主席的學識愈發(fā)心折。他曾回憶：“和主席聊天，像走進一座取之不竭的圖書館。”但主席卻告誡：“別光聽我講，要自己去看去問。總窩在北京，讀不出好文章，調(diào)查才是第一良方。”

同年秋，蘇聯(lián)代表團抵滬，行程中特意抽空來杭拜會主席。正式會見前的那句“你犯過啥錯誤沒有”，看似隨意，卻呼應他對“正反兩面教材”的重視。會見中，主席提到了中國這幾年工業(yè)化的試驗成敗，還坦率談及“大躍進里的冒進傾向”。外賓離開后，王芳才恍悟：主席先點醒自己，再以此示人，意思是新中國也要在摸索里前行，不回避失誤，更不回避矯正。

十年后，王芳在回憶錄里寫道：“那一日的燈光、雨后的桂花香，還有主席桌角凌亂的舊書，一直刻在腦海。比起豪言萬丈，他以最簡短的詢問告訴我：人能否成長，關鍵在是否敢正視錯誤。”這句話，成為后來無數(shù)干部自省時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