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末，贛江岸邊的臨時指揮部燈火搖曳，劉俊秀蹲在圖紙前反復(fù)比對水位數(shù)據(jù)。幾個月后，贛撫平原第一批自流灌渠貫通，低洼田地一夜間像被喚醒，禾苗青得刺眼。鄉(xiāng)親們說，這位頭發(fā)花白的省委副書記像是跟水稻談過戀愛，懂得它們的脾氣。

劉俊秀1914年生，20歲參加革命，炮火中走來，1949年隨陳正人南下接管南昌。剛進城，敵特尚未肅清，他把組織部長辦公室安在破倉庫，卻先拉出一份兩千多人的干部花名冊，“沒有骨干，政權(quán)就像無根秧”，這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話。

建國初期，江西產(chǎn)業(yè)基礎(chǔ)薄，農(nóng)業(yè)又受紅壤、丘陵、季節(jié)洪澇多重限制。1952年底，他被任命為省委第二副書記，分管農(nóng)村。三年里，他圍繞“三變”下了狠招：平整旱坡，改出雙季稻；抽調(diào)上萬民工修通支渠，荒坡變熟地；推廣良種與綠肥輪作。到1955年夏，全省糧食總產(chǎn)比1949年翻了近一倍，毛澤東到贛北視察時脫口而出：“俊秀是懂莊稼的行家。”

然而風云突變。1960年，全國進入嚴重困難期，不少部隊定量緊縮。1961年8月，上饒會議結(jié)束后，周恩來直接飛抵南昌，想摸摸這片老革命根據(jù)地的底數(shù)。省里晚上安排便宴，場景樸素：瓦罐煨湯、蒸南瓜、幾碟米粉肉。劉俊秀舉杯，語氣誠懇：“總理，闊別三十多年，歡迎回到南昌。”

“咱倆可以喝，”周恩來放下筷子，眼角含笑，“有個條件。”

“什么條件？”

“一杯酒，外調(diào)糧一億斤；三杯，就三億斤，敢不敢？”

席間空氣像被繃緊的稻草繩，旁邊同志悄聲打趣：“老劉，先干再說。”劉俊秀沉吟片刻，掂量倉庫、田野、民食與前線，最終舉杯一飲而盡：“三杯兌現(xiàn)，江西負責。”總理朗聲道：“好，就按你說的辦！”

第二天清晨，省委緊急電示各專區(qū)，組織秋收早調(diào)，減損環(huán)節(jié)浪費，確保軍供。稻田里出現(xiàn)了趕著牛車送糧的民兵，沿贛江而下的機帆船日夜不歇。年底結(jié)算，外調(diào)數(shù)字到達三點一二億斤，硬是比承諾多出兩千萬。那一年，東南沿海并未真正起火，但江西“前方的后方”一役，把劉俊秀的名字牢牢刻在軍中補給賬本。

緊接著是1962年春的華東局書記與大軍區(qū)司令聯(lián)席會。幾位將領(lǐng)憂心忡忡：“定量下調(diào)，兄弟們刀口舔血，后勤怕頂不住。”劉俊秀笑答：“老表從不讓子弟兵餓肚子，東南若響槍，江西先送糧。”話音未落，他被緊急召往上海面見毛澤東。“蔣介石要反撲，你們糧草如何？”主席問。劉俊秀挺直腰：“兩百萬官兵，一年口糧，江西包了。”毛澤東拍案：“放心！”

歲月并非總是順風。1966年后，他因“土政策”之名受到?jīng)_擊。1967年3月，周恩來把他接到北京避鋒頭，安排住進西郊一處小院。國慶那天，他被請上天安門城樓，遠遠看見廣場紅旗翻涌，眼里閃過復(fù)雜神色。1968年，經(jīng)周恩來轉(zhuǎn)呈，他給毛澤東寫請示，獲批回贛工作，分管老干部。第一件事就是北上找余秋里討來一百輛吉普，解決老同志就醫(yī)難。

1973年夏，江西遭遇百年不遇洪水。長江水位竄過警戒線，南昌撫河大堤多處滲漏。劉俊秀穿著解放鞋，頂風雨奔在圩埂上，嗓子沙啞地調(diào)度部隊突擊。半個月后，大堤安然無恙，九江船廠汽笛齊鳴向他致意。

改革開放破冰，他雖已步入古稀，仍四處奔走，力主在贛江上游引資建中型水電，為鄉(xiāng)村電灌站搶時間。1982年，他選擇退居二線，把更多機會留給年輕人，但每逢汛期總會悄悄回到堤壩，和民工擠帳篷。

1985年8月8日清晨，南昌突降小雨，81歲的劉俊秀走完人生。當天省里沒有舉行隆重儀式，只把他生前常用的草帽和筆記本放在靈堂。翻開那本封皮早已卷角的筆記，首頁寫著八個字：用腳丈量，用心播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