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4日清晨，提籃橋看守所的鐵門吱呀作響，衛(wèi)兵腳步聲很急。歐震抬起頭，只見窗外天色微亮，他的命運已定，槍決令昨夜送到。有人低聲對他說：“收拾吧。”兩字，冷得像霜。此刻沒人再提他“南下干部”“軍代表”的身份，所有頭銜都被濃黑的罪名覆蓋：敲詐、誘奸、侵吞財物。

把時間撥回三個月前。5月27日，解放軍跨過蘇州河，上海宣告解放。6月初，李士英率公安干警一千余人自丹陽進(jìn)入上海，接收舊警察局。軍裝粗布，綁腿、手槍，隊伍看上去與繁華外灘格格不入，但市民很快意識到，這一支隊伍帶來的是一種前所未見的鐵紀(jì)。

7月6日，百萬軍民游行慶祝上海解放。一輛美制黑色小轎車硬闖隊伍，司機(jī)高鼻深目，自稱美國領(lǐng)事館副領(lǐng)事歐立夫。當(dāng)交通警示意停車，他反而辱罵推搡，試圖猛踩油門。舊警留下的巡警一時猶豫——十幾年被洋人吆五喝六的陰影太深——事態(tài)眼看要失控。匯報送到市公安局，李士英回了三個字：“銬起來。”簡單，直接。歐立夫立即泄氣，寫下道歉書，次日《解放日報》整版刊登。美國媒體驚呼：“巨獅醒來！”

同一周，榆林分局查繳原國民黨空軍司令部第21電臺遺留武器。帶隊軍代表歐震25歲，精干帥氣。搜查中，他對主人的妻子朱氏目不轉(zhuǎn)睛。槍支繳獲完畢，本應(yīng)無事，他卻夜半折返朱家，收受四塊銀元，繼而威逼利誘，霸占朱氏，并把她藏在偏僻民宅，謊稱未婚妻。甜膩私情背后，是對紀(jì)律的挑釁。

榆林分局老劉干部一次偶然闖入辦公室，看見歐震把玩銀元。那個年代，供給制民警月津貼不過兩三萬法幣，銀元是稀罕物。疑心油然而生，劉向分局長劉永祥報告。調(diào)查組暗中跟蹤，一周后深夜，在那所民宅當(dāng)場逮捕歐震，搜得大批贓款。朱氏哭訴經(jīng)過：“我丈夫逃臺，歐代表逼我，否則就說我藏槍。”證詞與物證高度吻合，案情明朗。

劉永祥將卷宗送到市公安局。李士英閱后沉默許久，問：“還記得黃克功案嗎？”劉永祥低聲回答：“槍決。”黃克功曾是紅軍功臣，卻因私情殺人，延安公審，毛主席親批死刑。李士英說：“紀(jì)律若成擺設(shè)，上海就守不住。”

然而，歐震畢竟是跟隨李士英南下的干部，槍決是否過重？李士英讓政審科徹查他的歷史。資料顯示：歐震1924年生于浙江，16歲參加國民黨青年軍，后為三青團(tuán)員與國民黨員。淮海戰(zhàn)役被俘后釋放，憑偽造履歷混入我軍警衛(wèi)隊，又在接管工作中改任軍代表。真相擺在眼前，這不是一時糊涂，而是別有用心的渾水摸魚。李士英提筆，在處理意見欄寫下九個字：“敲詐勒索，誘奸婦女，槍斃。”

批件兩小時內(nèi)送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宋時輪案頭，宋批：“執(zhí)行。”陳毅市長聽取匯報，僅寫四字：“同意槍斃。”

消息刊登，《解放日報》短評指出：國民黨劫收上海時“五子登科”（抽、卡、賭、騙、嫖）臭名昭著，歐震所為與之無異，共產(chǎn)黨若任其蔓延，人民政府威信將被蠶食。街頭議論沸騰，留用舊警人人自危，一紙判決起到立竿見影的震懾作用。

案件塵埃落定后，李士英立即布置兩件事：一是對公安系統(tǒng)進(jìn)行成分排查，包括舊警、南下干部、地方保安三類，共清理400余人；二是起草《警員十項守則》，細(xì)化到“在舞廳工作不得抽業(yè)主香煙”“不得收看免費戲票”“不得私交舞女”等纖毫之處。有人用重金送干股，只求延長營業(yè)時間，特營科長回絕：“新規(guī)矩剛印，別打歪主意。”幾句話堵住了商人企圖。

九個月里，上海治安曲線迅速下滑至歷史低點。搶劫案、綁票案大幅減少，夜半巡邏隊能聽見黃浦江上船笛悠長而清晰——這是秩序的聲音。1950年3月17日，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成立，李士英調(diào)任部長，離開了這座與他有著十七年恩怨情仇的城市。

歐震案之后，有干部感慨：“幾十萬人部隊，總要出幾個壞苗子。”李士英回答：“壞苗子不拔掉，整片莊稼要遭殃。”他不喜歡空洞口號，更相信斧鑿般的行動。多年后與友人談起，他仍認(rèn)為當(dāng)年那一槍“非打不可”，因為紀(jì)律一旦松弛，后患無窮。

李士英2001年病逝北京。關(guān)于上海，人們記住的不只是他帶隊入城的身影，還有那份寫著“槍斃”二字的處理意見。它讓很多人第一次真切體會到，這座城市的新主人不是在口頭上宣講清廉，而是用最決絕的方式守護(hù)規(guī)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