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蘇北大雨初歇，一輛缺了鈴鐺的舊自行車馱著兩個人顛簸在泥濘小路上。后座的黃克誠扶著厚重眼鏡，前面的年輕騎手是王扶之。王扶之一邊奮力蹬車，一邊聽身后政委沙啞地囑咐：“再快一點，前線還在等作戰(zhàn)命令。”誰也想不到，這對“師長加司機(jī)”的組合，此后會在中國革命與建設(shè)的漫長歲月里交織起深厚情誼，直到三十多年后一次特殊的道歉。

王扶之出生于1923年9月的陜西子洲，家境清貧。十二歲那年，他白天在狼群出沒的山梁放羊，夜里蜷縮破窯洞。偶遇劉志丹部隊挑水送糧，他動了投身紅軍的念頭。因為個頭拔高，他把“十二歲”硬說成“十七”，順利混進(jìn)紅二十六軍少共營，從此扛梭鏢、練投籃，也把名字寫進(jìn)了戰(zhàn)斗序列。

1935年秋陜甘邊的大小勞山一戰(zhàn)，少共營跟著主力伏擊國民黨110師。王扶之沒有槍，掄起梭鏢，從敵兵手里抄下一支步槍，這才第一次真正成了槍手。兩年后，他隨部編入八路軍115師，走進(jìn)了黃克誠的視線。那時黃克誠剛被任命為344旅政委，忙著重建政委制度，整風(fēng)、練兵、摸底，一樁樁都離不開通信測繪。王扶之因能畫圖、會跑腿，被抽到旅部，日夜扛著標(biāo)尺翻山頭。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第三師成立。黃克誠出任師長兼政委，視察部隊不愿騎馬，“眼鏡一抹就模糊，摔下來麻煩更大。”于是那輛舊自行車成了他的“指揮車”。王扶之推辭不了，只得當(dāng)起司機(jī)。有人打趣：“一個營口徑裝在車后座。”黃克誠卻認(rèn)真回答：“車子顛，命令穩(wěn)。”一次回22團(tuán)途中，黃克誠突然發(fā)問：“老部隊有沒有驕氣？”王扶之照實說了“有”。隨即旅刊上出現(xiàn)《希望第22團(tuán)的工作來一個徹底轉(zhuǎn)變》，批評直指要害。兵們很服氣，都記得這篇文章后記的七個字——“王扶之隨行呈報”。

東北解放戰(zhàn)爭中，王扶之任第二縱隊五師十四團(tuán)副團(tuán)長。1949年1月，天津攻堅，343團(tuán)將紅旗插上城樓時，他腿部中彈，綁塊紗布繼續(xù)指揮。隨后的朝鮮戰(zhàn)場更險。1952年8月2日，臨津江東岸一條山洞遭敵機(jī)精準(zhǔn)炸塌，王扶之與參謀、記者一同被埋。洞里無光無水，幾人極渴，只能搜集尿液抵命。外邊工兵挖了三十八小時，靠洞縫鉆出的兩只蒼蠅判斷還有生氣，最終救出三人。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接電后松口氣：“好，好，活要見人。”

1955年授銜大校，1964年晉升少將，王扶之調(diào)入總參謀部。珍寶島、西沙兩個戰(zhàn)役籌劃，他都在作戰(zhàn)圖前蹲過三四十個晝夜。1973年，為完善渤海防御，他背著手橫穿膠東半島勘察，拿回一摞手繪海岸線草圖交給葉劍英。葉帥點點頭：“這小子還是敢鉆壕溝。”

時間來到1975年，中央決定王扶之赴山西，兼任省委書記、省軍區(qū)司令員。彼時的山西，黃克誠已做副省長十年，卻因歷史原因處境微妙。王扶之深知其中兇險，如若頻繁探望老首長，等于把對方推到風(fēng)口浪尖。于是五年里，他克制了所有念頭，只在辦公桌抽屜放一張黃克誠照片，偶爾深夜合上卷宗，才輕輕看一眼。

1977年春，中央軍委通知：黃克誠調(diào)回北京，擔(dān)任軍委顧問。臨行前，太原晉祠松柏蒼翠，山西省委為其送行。送行隊伍中，王扶之迎著老首長的目光，終于邁上前一步。“您在太原這幾年，我沒來看過，怕給您添麻煩。”聲音不高，卻壓著哽咽。黃克誠握住他的手，微笑回應(yīng)：“處境難，你做得對，莫放在心上。”一句話，把所有沉重都輕巧卸下。

1980年，葉劍英在西山辦公廳里忽然問起：“王扶之現(xiàn)在何處？”得知此人在山西，葉帥拍案：“調(diào)到新疆去！”于是，年僅57歲的王扶之離開太原，赴烏魯木齊任軍區(qū)副司令員。他常說：“大漠星空好看，多忙也得抬頭望一眼。”偶爾回京，總要揣幾包哈密瓜干到醫(yī)院探望黃克誠。1986年秋，黃克誠病危，王扶之趕至病床前，輕聲喚醒昏迷的老首長。老人睜眼，辨認(rèn)出人影，吐出一句：“小王……來了。”再無多語。年底，黃克誠逝世，享年82歲。

告別師長后，王扶之一家搬到大連。海風(fēng)咸，日子簡樸。他參與第七屆、第八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逢人仍談“山溝里的自行車”。2021年，百年黨慶，98歲高齡的他在陽臺寫下“不忘初心”四字，筆力蒼勁。有人問當(dāng)年洞中三十八小時如何熬過？老人笑答：“相信同伴，也相信外面有人在挖。”幾句話，像極了那輛七拐八顛的老自行車——一路搖晃，卻始終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