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幾被遺忘的院士，從日本人手里接回一所大學

中科院院士羅宗洛先生是我國著名植物生理學家，今天的人對他的名字已經感到陌生。他曾代表中國從日本殖民主義者手里接收后來的“臺灣大學”，為中華民族科學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歷史功績和人格風骨不應被后人忘記。

本文出自《劉寄星物理回望錄——談史·說人·品書》，該書由中科院理論物理所資深研究員劉寄星用半世紀的科研積淀，將學人、物理史、學術思悟熔于一爐，其間解鎖了中國物理的眾多“隱秘檔案”：首次披露大量鮮為人知的學科發展細節，搶救性記錄彭桓武、黃祖洽等大師的治學往事，填補了中國現代物理史的研究空白。

科學出版社（2026年3月）

撰文 | 劉寄星（中科院理論物理所資深研究員）

1

為什么要說羅宗洛？

對于現在六十歲以下的人，聽到羅宗洛這個名字都會感到陌生。即使是對于生物學領域的科學工作者，恐怕也不例外。然而，對于海峽兩岸的中國科學家，這個名字都是不應該忘記的。因為從20元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羅宗洛先生和李繼侗、湯佩松二位先生一起，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勤懇耕耘，培養人才，竭力研究，終使植物生理學在中國生根、發芽，并得以蓬勃發展。在臺灣光復后，正是羅宗洛先生代表中國政府從日本殖民主義者手里，接收了所謂日本國的第九個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并將之改名為“臺灣大學”，擔任臺大第一任代理校長，為臺灣科學文化事業重回祖國懷抱，作出了重要貢獻。關于羅先生接收臺灣大學一事，在兩岸學界，長期并不為多數人所知。究其根源，看來還是政治因素使然。在大陸，由于改革開放之前的政策原因，羅先生接收臺灣大學的歷史功績無法得到宣傳。在彼岸，按彼時國民黨當局的規定，羅宗洛先“陷匪區”，后任“偽職”，是典型的“陷匪學人”和“附匪學人”，罪大惡極，豈可表彰[1]？于是，羅宗洛先生為中華民族科學文化發展所做的這件功業，就只好長期掩蓋起來，不讓人們知道。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兩岸政治形勢相繼改變，羅先生接收臺灣大學的歷史詳情資料才陸續公布出來，逐漸為人所知。

2007 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李東華和楊宗霖先生編輯之《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 史料集》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李、楊二位在該書介紹中強調“臺灣光復后，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并擔任首位校長的羅宗洛先生（澗東，1898—1978），是臺大校史久被忽略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臺大能順利自日人手中接收并成功轉型為本國大學，從初始的奠基乃至有今日的規模，實乃先生之功。先生學養豐富，其實事求是、于困苦中力學的精神堪為學子典范，且先生溫厚誠摯的待人接物態度以及不畏權勢的人格風骨，亦足供后人法式。”

誠哉斯言。

2

羅宗洛其人其事

羅宗洛先生是我國著名植物生理學家。他與李繼侗（1897—1961）、湯佩松（1903—2001）并稱為我國現代植物生理學奠基人。

羅先生1898年8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黃巖縣。1925 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畢業，后師從著名植物生理學家坂村徹，1930 年獲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中山大學生物系教授、主任（1930—1932），暨南大學教授（1932—1933），中央大學教授（1933—1940），浙江大學教授（1940—1944）。1944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1945—1946 年期間接收臺灣大學、任臺灣大學代理校長。1949—1952 年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1978 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后改名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78 年 10 月 26 日病逝于上海中山醫院。

羅先生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細胞質膠體、無機營養及離子吸收、組織培養、生長物質、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輻射生理、細胞生物學等領域，在以上諸多領域，他不僅研究成果卓著，而且為國家培養了大量人才。為此，羅宗洛先生先于 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又于 1955 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羅宗洛先生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就開展了有關植物營養生理的研究，尤其是在氮素營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研究玉米幼苗吸收銨態氮和硝態氮的試驗中發現，玉米在以硝酸鈉為氮源的營養液中生長良好，而水稻則在以硫酸銨為氮源的營養液中干物質積累較高，從而證明了各種作物對 NO3- 和 NH4+ 兩種氮源有不同的反應。同時，他還證明了玉米幼苗在不同 pH 值的營養液中，對 NO3- 和 NH4+ 的吸收量有顯著的差異。羅先生的這 一發現，為銨鹽化肥的肥效評價及正確使用提供了科學依據，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主張將植物、土壤、肥料三者聯系起來，研究它們相互關系的生理學路線的農業化學派的代表，蘇聯科學院院士普利雅尼施尼科夫（Прянишников Д. Н.（ 1865—1948））， 對羅先生的此一成就尤為推崇。1957 年，羅先生被選為蘇聯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

20 世紀 50 年代初，羅宗洛先生與植物生態學家吳征鎰、土壤學家李慶逵曾多次深入橡膠種植區實地考察，結合實際解決了我國植膠的生理生態條件和植膠技術問題，為在北回歸線以北山地開辟橡膠宜林區提供了可行性依據，以他們三位院士為主要業務領導完成的橡膠宜林地研究成果“橡膠樹在北緯 18-24 度大面積種植技術”獲 1982 年國家發明獎一等獎，為滿足當時國家戰略需求作出了重大貢獻。如今海南和西雙版納成為我國的橡膠基地，橡膠產業并成為區域經濟的重要支柱。

羅先生為發展我國植物生理學研究，先后在艱難條件下創辦了《中國實驗生物學雜志》、《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匯報》及《植物生理學報》。其中抗戰期間上海淪陷后印刷、發行外文版《中國實驗生物學雜志》第三期，使他與巴金先生結誼，曾在中國文壇科壇傳為佳話*。

*外文版《中國實驗生物學雜志》第三期印出時上海已淪陷，巴金先生不畏艱險，將該期刊 50 冊從上海帶到香港，再由香港帶至桂林，輾轉托人交到正在遵義湄潭浙江大學任教的羅宗洛先生手中，二人從此結誼。

羅宗洛先生不僅以其科學成就令人景仰，其為人之豁達大度和不畏權勢、堅持真理的精神更堪為全國學界楷模。這里僅舉三例。

其一，1950 年底，羅宗洛甫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即一改過去國內生物界各派紛爭的舊習，敞開胸懷，不分門派，從全國各地引進人才，并以合作研究的方式，在具有研究力量的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成立合作小組。將全國僅有的 20 多位植物生理研究者全部團結在一起，開展研究，被人戲稱為“將中國植物生理學人才‘一網打盡’”。此舉大大推動了國內植物生理學研究，也使他聲譽日增。

其二，在 1958 年處處放高產衛星的環境下，羅宗洛不顧政治壓力，力排眾議，公開抵制“畝產萬斤”的虛假報道，反對“放棄植物生理學的實驗室研究，下鄉到豐產地去向農民學習，既可總結豐產經驗，又能寫出超國際水平的高產生理學”的荒謬主張，雖遭百張大字報的圍攻和科學院上海分院大會批判，終爭辯不已，堅持科學立場不讓[2]。當時敢于公開支持羅宗洛先生者，據說唯北京的湯佩松先生一人。此事至今，仍為人們傳頌。

其三，針對“大躍 進”運動對中國科學界的嚴重破壞，1962 年7月羅宗洛又在政協全國會議上，慷慨陳詞，對科學界出現的種種不良風氣和種種錯誤做法，諸如報喜不報憂、人才使用學非所用、學術研究弄虛作假等大加討伐，并就科學人才培養須從青年期抓起、大學專業設置須克服蘇聯式的過窄過細、大學生畢業分配要克服隨心所欲、學術研究要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提出了全面系統的糾正建議，語驚全場。

羅先生這種說真話、進諍言的作風，令人敬佩。記得有人曾經說過：“歷史似乎常常忘記那些對世俗滿口‘頌詞’之人，卻偏偏記住那些出言‘逆耳’而切中時弊之人。”羅宗洛先生就是后一種人中的一位。

3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始末[3]

羅宗洛代表國民政府教育部接收臺灣大學，是他自己“自討苦吃”的結果。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前不久，時任中央研究院植物所所長的羅宗洛，向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兼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建議，日本設在上海的自然科學研究所已有二十多年歷史，設備精良，建筑宏偉，為一設有天文、物理、化學、地質、醫藥、動物、植物等基礎學科的綜合研究機構，適合為中央研究院接收。此外，日本設在臺北的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設在本土的其他帝國大學齊名，學術水平頗高，也應由教育部接收，可辦成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并列的著名大學。朱對此甚為贊同。

待到 1945 年 9 月２日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后，朱家驊于9月中旬急招中央研究院各所長在重慶北碚開會，商討接收事宜。因事出匆忙，僅三位所長（羅宗洛（植物所所長）、吳學周（化學所所長）、王家楫（動物所所長））與會。會議決定，吳赴上海主持接收岳陽路日人所辦自然科學研究所及長寧路原中央研究院工學、化學、物理研究所地產，王赴南京主持接收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及地質、氣象、天文、史語等研究所地產，羅被借調赴臺，接收臺灣大學。會后不久，吳、王二位即飛赴寧、滬兩地，羅則需隨被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所帶領的長官公署大隊人馬，等待美國運輸機，一起赴臺。

在重慶待機期間，羅宗洛考慮到臺北帝國大學規模龐大，設有文、理、工、農、醫、法等六學部，非一人可掌管，遂向朱家驊提出需增添接收人員，朱同意增加 10 人。因時間緊迫，羅僅約請得浙江大學的數學教授陳建功（1893—1971）、蘇步青（1902—2003）、生物學教授蔡邦華（1902—1983），中央大學的工學教授陸志鴻（1897—1973），原中央研究院地理所的地質學家馬廷英（1899—1979）五人。五人皆為留日學者，且所長專業覆蓋農、理、工，便于接收。

出發前，羅宗洛與朱家驊達成四項共識：①完整接收，避免損失；②接收后即籌備復課，可暫留日籍教授教課，以后隨時選取我國教師接任；③暫時維持現狀以求穩定，以后再逐步按我國大學規章改正；④羅以學者身份赴臺，接收完畢，則由新的正式校長來臺主持校務。因浙江大學三位教授尚來不及從貴州湄潭趕往重慶，羅宗洛與陸、馬二位教授及教育部所派年輕秘書王泳只得于10月9日隨陳儀的接收隊伍離渝（重慶）先行赴臺，10月17日抵達臺灣基隆港，受到臺灣同胞的熱烈歡迎。羅先生等四人當日即赴臺北，開始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準備工作。1945年11月20日，陳建功、蘇步青、蔡邦華三位教授從貴州湄潭經重慶、上海長途奔波，到達臺北，與羅先生等會合。

寶島臺灣自 1895 年被日本侵略者從祖國強行割占后，即被日本帝國主義作為其南進擴張基地。1928 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為其第九所綜合大學，校內教授，除醫學教授杜聰明（1893—1986）一人外，全為日人。全校學生之多數為日人，臺籍學生僅占十之二三。該校經日人多方經營，已具相當規模，教學及研究堪稱先進，其中尤以農學、醫學基礎雄厚。如何將這樣一個學府完整接收過來，改造成為祖國教育重鎮，實為難事。然而羅宗洛先生以其特有的堅韌精神和深謀遠見，帶領接收小組人員，周密計劃，順利完成接收任務。在整個接收過程中，羅先生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大力發揮臺灣同胞的積極作用。他先請臺籍學者杜聰明先生加入接收隊伍[4]，后又請林茂生先生負責接收文、法學院[5]，并動員在臺大服務之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加入接收隊伍。于1945年11月15日，完成正式接收[6]。該日，羅宗洛偕杜聰明、陸志鴻、馬廷英、林茂生，從臺北帝國大學第四任總長安藤一雄以下各部門負責人員手中接收印信、清冊，完成接收手續。從此日起，臺北帝國大學不復存在，國立臺灣大學正式成立。以后，11月15日被定為國立臺灣大學校慶日。

臺北帝國大學接收小組（左起）：陳建功、杜聰明、陸志鴻、蘇步青、羅宗洛、馬廷英、蔡邦華

羅宗洛等接收臺大后，按照與朱家驊的約定，他的任務已經完成，應由在重慶時內定的校長陳大齊（字百年，心理學家，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1887—1983）到任，接手創辦新臺大的工作。然而陳畏懼于來臺面臨的困難，自食其言[7]。此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卻在報紙上發布了任命羅為臺大代理校長的消息。羅宗洛只得與其他同事一起，令陳建功代教務長、蘇步青代理學院長、杜聰明代醫學院長、陸志鴻代工學院長、林茂生任預科主任、自代農學院長，聘任教師、遣返日人、招收新生，維持了臺大之教學穩定，為臺大后來的發展奠定基礎。面對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對臺大的無理干涉和經濟擠壓，以及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的推諉塞責，羅為爭取臺大之維持經費，勞盡心力。他分別于 1946 年 2-4 月赴渝，5 月底赴寧，為臺大的教育經費奔走。最后不得不以堅辭代理校長的方法，回到上海，主持從北碚遷回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羅宗洛首次赴臺，短短8月之久，但他為臺大所作的以下諸事，實對臺大未來之發展影響重大。

（1）經認真甄別，暫留部分日人教師在臺大服務，以維持臺大教學正常進行。同時積極舉薦優良學者來臺大任教（羅先后聘請沈璇、于景讓、葉曙、朱洗等），提高臺大學術水平。

（2）暫時保留大學預科（先修科），以保障臺大初期生源和臺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

（3）堅持對臺大農場、林場和臺大附屬醫院的接收。此舉不僅保持了臺大的完整，也為臺大保留了特殊情況下的必要財源。

（4）以對同胞之熱愛，解決臺大附屬醫院“罷診”事件，維持臺大之人心。

李東華、楊宗霖二位在他們所編《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的序言中寫道：羅宗洛校長奉國民政府之命來臺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其時正值多事之秋，外有省政當局的政治干擾；內有臺大師生的排日抗爭，羅校長卻能毅然挑起重責大任，以不屈服于政治威逼的風骨，為臺大獨立自由的學風做出最佳的示范。羅校長也以大學的發展前途為考量，盡力化解對日本學者的排斥情緒，他深深明白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不可因一時的意氣之爭而舍棄教育人才，日后本校的發展也證明了羅校長的真知灼見。雖然僅接掌臺大短短數月，然羅校長不偏不倚的理性態度與井然有序的處事風格，贏得了全校師生的信任與配合，在短時間內發揮了極大的效果，讓轉型期間的臺大校務很快地重回運行軌道。

李東華、楊宗霖二位對羅宗洛先生的上述評價，或許可以代表臺大人的心聲。

4

兩岸情深——1960 年代的一件往事

羅宗洛辭去臺大代理校長后，仍然密切關心臺灣大學的發展，他走后繼任的兩位校長陸志鴻、莊長恭[8]都常就臺灣大學發生的問題如何解決，來滬向他問計。1948 年夏，莊長恭先生擔任校長時期，因校內糾紛，困難重重，不得不來滬懇請羅先生赴臺協助。羅先生為此再赴臺灣大學。“我第二次到臺灣大學后，在教職員之間大做調解工作，總算幫他解決了一些重大的人事問題（如總務長人選）。[9]”羅先生此次臺灣之行，停留半年左右，于 1948 年 11 月離開。從此，他再未踏上臺灣土地。

莊長恭（1894-1962）

然而兩岸情深，十幾年后又發生了一件令人感嘆的特殊形式的學術交流故事。1964 年 7 月 28 日，臺灣《征信新聞報》發表了一篇大標題為“神農巧奪造化工，寶島喜見稻粱豐”的報道，副題稱“收獲量增加一半，栽種期縮短兩周，最新稻種定名臺大一號，于景讓教授等實驗成功”。“一種全新的臺灣水稻品種已經實驗栽種成功，其收獲量能較臺灣原有的最佳蓬萊稻種高達百分之五十強，而且其耕種期要縮短兩周之多！此為本省光復以來，水稻品種改良的最大貢獻。”“貢獻此一新品種的功臣，系臺灣大學植物系于景讓教授等[10]多人，積十年研究實驗的心血結晶。”

無獨有偶，就在上述報道發表的前后，羅宗洛先生在上海收到兩批水稻種子，第一批是一位日本婦女帶給他的，當時她沒有說出托交人的姓名，只說，羅先生一定清楚是誰。第二批是 1965 年由一個日本代表團的一位友人親手交給羅先生的。

羅先生對這兩批稻種十分重視。在收到第一批稻種后，即轉交給當時的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華南農學院院長丁穎先生在海南試種。丁先生早年留學日本，一生研究水稻栽培，倡“水稻中華起源”說，不幸于 1964 年逝世。

丁穎（1888-1964）

羅先生接到第二批稻種后，為了不負友人之托，親自安排在上海植物生理所的龍華農場進行繁殖[11]。1966年“文革”開始前，為了防止這批稻種流失，羅宗洛教授特別委托在植物生理所工作的唐錫華先生，將已繁殖的品種暫定名為“植生 1 號”至“植生 22 號”，分送給各大區及云南、廣東等地農科所或栽培單位利用。這批水稻品種是否在大陸得到推廣，對大陸的農業生產是否發揮了什么作用，因材料缺乏，至今無確切記載。據唐錫華先生回憶，他曾在資料上讀到“植生 14 號”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積的種植，究竟發展到如何程度則不大清楚[12]。

那么，是誰將這些稻種捎給羅先生并引起羅先生如此重視的呢？

據植物生理所倪晉山和唐錫華兩位研究員回憶，鑒于當時的兩岸關系，羅先生從未在公開場合說過送稻種的人是誰，但他曾多次給他們私下談及，這些稻種是于景讓先生托人帶回祖國大陸的。

“文革”期間，羅宗洛先生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2年處境才有所好轉。其后，每當于景讓教授之子于劭去看望他時，他都要向于劭提起于景讓捎稻種的事。1978年初，羅先生得知于景讓教授去世噩耗后，曾向于劭表示，一俟自己恢復工作，定會寫一親筆材料并加蓋公章，說明此事。可惜的是，不久羅先生病重住院，于同年10月去世，這一證明材料未能留世。

20 世紀 60 年代，臺海兩岸正處于極端的政治和軍事對立狀態。于景讓、羅宗洛二位先輩竟然甘冒危險，進行學術交流，以利國家民生，精神品德實令人景仰。

5

一點感想

歷數艱辛話羅公，

海峽難隔手足情。

后來諸君齊努力，

中華騰飛慶復興。

注釋

[1] 臺灣“中華民國內政部”1959年發布之《圖書審核標準》明文規定了對所謂“匪首、匪干”，“陷匪分子、附匪分子”著作的審查標準，謂：“匪首及匪干作品、翻譯及匪偽機關發布與出版之書刊，不論內容如何一律查禁。”“附匪及陷匪分子在當地淪陷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新改裝。”

[2] 據《羅宗洛回憶錄》所述，他當時所持觀點為：（1）我懷疑報上所報道的畝產量是否可靠，不信水稻畝產萬余斤、小麥畝產數千斤。（2）即使退一步，肯定報紙上的報道是正確的，因農業生產的區域性限制很大，一地的經驗只能應用于其鄰近地區，不會適用于遠隔之地，決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可以總結出來。（3）田間情況復雜，導致豐產的因素繁多。單在田頭觀看，記下農民的耕作方法，是看不出豐產的主要原因來的。必須把這些可能是豐產的原因在實驗室中加以分析和綜合，才能作出結論。（4）我們和農業機關，要有合作，也要有分工。凡是農業機關能做而且已經在進行的工作，我們不必跟著跑。 羅先生這場維護科學真理的大辯論的收場頗具戲劇性，據羅先生《回憶錄》所述：“感謝黨內的一位朋友，在 這緊要關頭，叫朱洗來指點我。朱說老羅如再堅持反對，就將成為對黨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了。”“這使我大吃一驚！”“關于下鄉總結農民豐產經驗問題，我始終認為是如何提高農業生產的方法問題、技術問題，若說和黨爭奪領導權，則我豈敢！于是我立即決定不再反對。”

[3] 本節內容參照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

[4] 據羅回憶錄中“臺灣之行”稱：“杜聰明，臺灣名人、醫學博士、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在日本統治時代，他是大學教授中的唯一臺灣人，我到臺灣前，已聞其名。”“鑒于我們5個接收人員中沒有學醫的，而臺大醫學院在臺灣大學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接收時應依靠杜聰明，故即請他加入我們的接收隊伍。”

[5] 羅“臺灣之行”記：“不久，浙大的蘇步青、陳建功、蔡邦華三人也趕到。這樣，理、工、農、醫四學院的接收已有人負責，唯文、法學院缺人。探聽得在臺灣同胞中有林茂生者，是留學日本專攻教育學者，且曾到美國鍍金。在臺灣人民中頗有名望，故請其負責接收文、法學院之責，他愉快地接受。”杜聰明和林茂生先生在 1947 年 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都被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后均被政府當局逮捕，杜后來被陸志鴻保 出，林則被當局殺害，悲乎！！

[6] 據羅先生回憶錄“臺灣之行”所記，這次正式接收中，臺籍青年學生和教師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說：“接著我們商量如何進行接收工作。決定：①分頭去各處參觀，了解實際情況；②命令日人編造人員、圖書、儀器及藥品等清冊；③清點；④正式接收。參觀各處，了解實際情況費了不少時間和氣力，但問題最大的是清點，憑我們幾 個人，是難以徹底查清的。于是動員了已在臺大服務的臺灣同胞，如助教、講師等青年 20 余人，再加上高年級的臺灣學生，分片清點。他們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廢寢忘食地進行細致的清點，查出許多漏列的東西。窮月之久，才清點完了。”

[7] 據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羅評陳“百年品學皆佳，惜無勇氣，自以為既富且貴，無須從事于事業矣。”“百年做懶惰官久矣，不肯做吃力不討好之事，無足怪也。”陳建功笑他“乞食一日，帝王亦不愿為”。

[8] 莊長恭（1894—1962），化學家。福建省泉州人，1924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所長，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物理學數學化學學部委員。

[9] 見《羅宗洛回憶錄》：臺灣之行。

[10] 于景讓（字師竹）教授（1909—1977），祖籍江蘇昆山，曾留學日本，師從京都大學木原均教授學習遺傳學，1932塊錢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相繼在廣西大學、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供職。1946 年應羅宗洛之請一起去臺灣大學任教，曾任臺大圖書館館長，臺大植物系主任。

[11] 據唐錫華回憶：“1965年羅先生曾將日本某訪華團轉贈給他的22份性狀優良而高產的水稻種子交給我，要我加以試驗利用。我們經初步繁殖觀察后，發現這些水稻較耐低溫，基本營養生長期較長而穩定，可能有較好的利用前景。”（唐錫華，“懷念羅宗洛先生”，植物生理學通訊，34 卷第 4 期（1998）316）

[12] 1994年2月 21日唐錫華致于景讓之子于劭的信稱：“我經手這第二次令尊托日本友人帶回的種子是22個， 我繁殖后暫定為“植生 1—22 號”，不是一個稻種。至于第一次我沒有經手，是否‘科情 3 號’則不得而知。當時第二次我只知這批種子在臺灣既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種植，畝產量均可達到一千斤以上。我在‘大四清運 動’前散至各大區農業育種機關，后來從資料上曾看到‘植生14號’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積種植，因為它們似屬中稈類型（不是矮稈型），所以沿海地區可能不宜直接利用。”

編注：此文是作者在2008年6月于湖南張家界舉行的"第六屆海峽兩岸生物學啟發的理論科學問題研討會"上所作的一個口頭報告，收入此書前未發表過。此文原題為《羅宗洛先生與兩岸學術交流臺灣大學第一任校長和他的〈接收臺灣大學日記〉》，現標題為“返樸”所加。出于某些原因，此文較原書有少量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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