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對國王到建立神權國家，霍梅尼理想的伊斯蘭國家，究竟啥樣？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64年4月返回庫姆后，任性的霍梅尼繼續反對國王政權。1964年10月，伊朗政府為換取美國貸款，通過了一個給予駐伊美國軍事技術人員及其家屬治外法權的法案。許多政治和宗教領導人都譴責這一法案，霍梅尼的攻擊最為激烈，他再次以反政府英雄的形象出現。

1、霍梅尼思想的轉變

在10月27日的布道中，他哀憐農民的惡劣狀況、商人和小店主的破產以及伊朗政治獨立的喪失，指責國王偽善，稱“白色革命”是美國對伊朗的一次陰謀。

對于法案的后果，他說道：

“如果美國仆人、廚師在巴札市場刺殺了你們‘仿效的源泉'，或者碾死了他，伊朗警察沒有權力逮捕他！伊朗法庭沒有權力審判他！…伊朗人的地位還不如美國人的一條狗。如果有人碾死了美國人的一條狗，他將被起訴。即使國王本人碾死了美國人的一條狗，他也會被起訴。但如果是美國的廚師碾死了我們國家的首腦國王，沒有人有權干預。”

他憤怒地譴責道：

“伊朗已經為這些美元出賣了自己。政府已經出賣了我們的獨立，使我們淪落為殖民地，使得伊朗穆斯林民族在世人跟里看來遠未開化！”

在10月30日發布的傳單中，霍梅尼的言辭更為尖刻：

“聽命于政府的議會已經簽署了奴役伊朗民族的文件。它已經接受了伊朗的殖民地地位。…為什么？因為美國是一個美元國家，而伊朗需要美元。…伊朗人民知道嗎？軍隊已經不再對神圣的《古蘭經》宣誓，新的術語是‘對這本我所信仰的書'（宣哲）。這正是我曾經反復提到的危險一對古蘭經的威脅，對我們所信仰的伊斯蘭的威脅，對伊斯蘭國家和我們獨立的威脅。”

1964年11月4日，霍梅尼以威脅“人民利益”和“國家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罪名被捕。為了防止霍梅尼繼續在國內制造麻煩，伊朗政府決定驅逐他。巴基斯坦和印度拒絕為霍梅尼提供避難所，但土耳其同意了。他被從庫姆直接帶到德黑蘭的國際機場，流放到土耳其的布爾薩。一年后，1965年10月5日，伊朗政府又將他轉到伊拉克的納杰夫。

“六月起義”的事態和結果表明，霍梅尼已經不再是一般地反對政府的某些政策，而是從維護伊斯蘭的角度反對政府的立場；不再是以和平方式呼吁政府做出妥協，而是以暴力方式反抗政府；不再指望國王的裁決，而是以宗教領袖的身份直接與國王對壘。經此事件，霍梅尼不僅公開以宗教領袖身份行事，而且以其堅定無畏的立場成為反抗國王專制的象征，成為伊斯蘭的守護神。

“六月起義”最重要的后果是霍梅尼作為宗教-政治領導人的出現。在導致其流亡的沖突中，霍梅尼以伊斯蘭和伊朗民族獨立的代言人自居，他抓住國王政權妥協媚外的弱點，利用伊朗近代以來的反殖民主義傳統，毫不妥協地反對外部勢力對伊朗和伊斯蘭的滲透，從而進一步贏得了伊朗人民的信任與愛戴。盡管被流放國外，但霍梅尼對伊朗人民的影響力、號召力卻進一步加強。

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霍梅尼維護伊斯蘭、反政府的立場仍然只是針對政府的政策和政府本身，而沒有指向伊朗的政治體制和整個上層建筑，也沒有明確的、替代性的伊斯蘭方案。雖然他攻擊國王本人，但霍梅尼那時并未譴責君主制統治秩序，也沒有將烏里瑪抬升到隱遁伊瑪目合法繼承人的地位。

霍梅尼思想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他流亡伊拉克納杰夫的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8年，什葉派宗教領袖、納杰夫的大阿亞圖拉哈吉姆去世，國王向馬什哈德、庫姆和納杰夫所有大阿亞圖拉發出了唁電，唯獨沒有向霍梅尼發出電報，這件事看來對霍梅尼有所刺激。

當時，宗教地位僅次于哈基姆的、納杰夫的大阿亞圖拉霍伊反對烏里瑪卷入政治。針對霍伊的言論，1970年1月21日到2月8日，霍梅尼以“法基赫的監護”為題，就伊斯蘭政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連續發表了12份布道，首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神權政治理論。后來，霍梅尼的學生將其整理出版，成為霍梅尼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霍梅尼思想的集中體現。

在這本著作中，霍梅尼開宗明義，稱他想要討論的主題是“法基赫的監護”，竭力為伊斯蘭正名，強調教士宣傳伊斯蘭、介入政治和建立伊斯蘭政府的責任。在他看來，伊斯蘭本來就宣布君主制和世襲制是錯誤和無效的，“法基赫的監護”對于穆斯林來說本不言自明，人們之所以對此有疑慮，是因為當前穆斯林社會和教育的狀況，霍梅尼將這種狀況的根源歸咎于伊斯蘭的敵人——猶太人、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對伊斯蘭的詆毀。

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滲透和主宰以及烏里瑪未能向穆斯林大眾提供指引和領導，被視為曾經生氣勃勃的伊斯蘭文明逐漸衰落的原因。霍梅尼宣稱伊斯蘭與政治是同一硬幣的兩面：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國家首腦、軍隊統帥，也是穆斯林烏瑪的精神領袖。先知死后，這些職責傳給了阿里，又從阿里傳給他與法蒂瑪的男性后裔，但隨著第十二世伊瑪目的隱遁，伊瑪目循環的鏈條已經閉合。“在伊瑪目隱遁時期烏里瑪的責任何在？”霍梅尼問道。

難道僅僅因為最后一位伊瑪目按真主之命沒有選擇繼承人，就意味著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的緊急任務就應該無限推延嗎？

霍梅尼爭論道，古蘭經、確認的哈迪斯以及人的理性都要求烏里瑪應該履行先知和伊瑪目的全部職責，即使他們全無先知和伊瑪目的神奇品質，他們也應該成為什葉派法律和傳統的解釋人、發言人和執行人，伊瑪目授予法基赫的監護權—作為統治者和法官一不會因為伊瑪目的隱遁而取消。

霍梅尼接著論證建立“伊斯蘭政府的必要性”。他指出，要確保人類的幸福，僅僅有法律是不夠的，還需要法律的實施權和實施者。因此，真主除了恩賜沙里亞法之外，還建立了一種擁有執行和管理機構的特定形式的政府，先知的政治實踐就是這種政府的體現。實施伊斯蘭教法的需要不限于先知時期，任何人聲稱沒有必要建立伊斯蘭政府，就是否認實施伊斯蘭教法的必要性，否認伊斯蘭教法的普遍性和廣泛性，否認伊斯蘭教本身永恒的有效性。伊斯蘭教法的性質和特點也證明了建立伊斯蘭政府的必要性，因為神圣的沙里亞法旨在建立管理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事務的政權。倭馬亞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形式是反伊斯蘭的，與君主制無異，法律和理性都要求穆斯林鏟除這種異教徒和篡權者的專制制度。

帝國主義和專制統治者將穆斯林烏瑪人為地分裂成許多國家。為確保穆斯林烏瑪的統一，為解放被占領的伊斯蘭家園，需要建立伊斯蘭政府。帝國主義將不公正的經濟秩序強加于伊斯蘭世界，將穆斯林社會分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伊斯蘭學者和所有穆斯林應該推翻壓迫制度，建立伊斯蘭政府。大多數由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所安置的、穆斯林世界可惡的政府，應該首先在烏里瑪的開明領導下被推翻。

2、“伊斯蘭政府”構想的形成

霍梅尼不僅僅是一個現狀的破壞者，他還是一個新秩序的創建者，在文中他重點論述了“伊斯蘭政府的形式”。在他的心目中，伊斯蘭政府是不同于現存任何政府形式的“立憲”政府。

“立憲”的含義不是指基于公民權利對政府權力及其運作進行限定和規范，而是指統治者服從《古蘭經》和圣訓，“因此，伊斯蘭政府可以被界定為依據神法對人進行統治”，“伊斯蘭政府不是一種君主制，更不是一種帝國體制”。伊斯蘭政府同君主立憲制和世俗共和制的根本區別在于，在后兩種政體中，君主和人民的代表參加立法，而伊斯蘭立法權專屬真主。

伊斯蘭政府是法治政府，所有人和伊斯蘭政府，包括先知及其繼承者，都必須永遠服從伊斯蘭教法，先知及其繼承者只是真主的代理人。伊斯蘭政府簡樸、精干、節儉，沒有豪華的宮殿、龐大的官僚機構和繁文縟節。伊斯蘭政府領導人除了必須睿智和具備管理能力以外，還必須熟悉伊斯蘭法律和公正。他將依法辦事，而不是從個人愿望和傾向出發，對共同體所有成員都作為教法面前的平等一員相待，拒絕任何形式的特權或歧視，將自己家庭成員置于與他人平等的地位。自己的兒子如果偷竊照樣要砍手，自己的兄弟姐妹如果販賣毒品也要處死。

霍梅尼最后提出“建立伊斯蘭政府的計劃”。他指出，一旦穆斯林國家的邪惡政府被推翻，烏里瑪就應該集體努力創立“一個大伊斯蘭政府，這一政府除了伊斯蘭別無限制和邊界”，“為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而努力是我們的責任”。他強調，伊斯蘭學者的職責是推翻現在統治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非法政權，為建立伊斯蘭政府而奮斗。當務之急是向人民宣傳伊斯蘭的事業，用伊斯蘭的思想和知識“教育人民”。如此堅持不懈，伊斯蘭的真諦就會逐漸廣為人知，伊斯蘭政府有一天就會建立起來。他主張穆斯林要用以下方式推翻專制政權：斷絕同專制政府機構的一切聯系；不與它們合作；拒絕采取任何可能被視為幫助它們的行動；建立新的司法、金融、經濟、文化和政治機構。

從霍梅尼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張的伊斯蘭政府就是一個法治的政府，這些永恒的、絕對的法律是真主制定的，其邏輯結果就是那些擁有這些法律知識并能夠公平執行的人應該統治穆斯林烏里瑪；因此，教法學家的監護或烏里瑪的直接統治是必要的、合法的。應該說，霍梅尼的論證有其邏輯性。

1971年巴列維國王隆重慶祝伊朗君主制2500周年的時候，霍梅尼不僅譴責國王炫耀奢侈的慶典，更進一步明確地宣布伊斯蘭在根本上與君主制對立。

他在1971年10月31日的聲明中指出：

“只有真主知道伊朗君主制從其發端起都造成了怎樣的災難，犯下了怎樣的罪行。伊朗國王們所犯的罪行已玷污了歷史的篇章。正是伊朗的國王們不斷下令屠殺自己的臣民，用他們的顱骨筑起了金字塔。即使是被稱作‘好國王’的國王也是卑鄙而野蠻的。”

他引用先知曾說過的話，宣稱常被伊朗國王使用的“萬王之王”稱號，“對我而言是一個最可惡的詞語”。由于公開抨擊君主制在伊朗歷史上的罪惡，霍梅尼成為第一個號召在伊朗推翻君主制的著名宗教領導人。

在1970-1971年的一系列講話中，霍梅尼不僅全面攻擊伊朗政權及其政策，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與國王政權妥協的余地；不僅完全否定了伊朗的君主制度，而且初步規劃了替代性的伊斯蘭政府形式和步驟，這標志著霍梅尼政治思想體系的完全形成。

為什么這一時期霍梅尼的思想會出現這種抨擊君主制的非法性和鼓吹烏里瑪直接統治的激進變化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應該注意到，霍梅尼此時流亡伊拉克(1965-1978)，非薩瓦克所能直接控制，這更方便他公開指責伊朗君主制。當然，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巴列維政權進一步推進世俗化、剝奪烏里瑪的特權，如在伊朗農村建立宗教工作隊的決定、在馬什哈德建立由國家主辦的伊斯蘭大學的計劃、給予婦女在一定條件下提出離婚請求的家庭保護法的通過等等，這些都使霍梅尼相信國王政權要在伊朗摧毀伊斯蘭，已經無可挽救。

在納杰夫，霍梅尼與一些伊斯蘭激進思想家和激進組織，包括巴解組織和穆斯林學生協會有所聯系，他們可能影響了霍梅尼思想的演變。大約在1958年伊拉克君主制倒臺和60年代末之間，一個激進的什葉派組織達瓦黨在伊拉克建立。

與穆斯林兄弟會一樣，達瓦黨主張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全面執行伊斯蘭教法。他們關于伊斯蘭政府的思想可能吸引了霍梅尼的注意，啟發了他提出自己的理論。

霜梅尼還與伊拉克什葉派宗教領袖巴克爾·薩德爾交往密切。與霍梅尼一樣，薩德爾對1967年阿拉伯軍隊被以色列擊敗、穆斯林國家日益惡化的狀況感到失望，并提出了自己對于理想政治秩序的構想：真主是所有主權、權力和財富的來源；烏里瑪是真主在塵世的代表，可以得到真主永久的信任；伊斯蘭教法是立法和憲法本身的來源；受到正確指導的最高宗教權力機構是伊斯蘭合法性的體現，最高宗教領袖是隱遁伊瑪目的總代表，應受托于所有重要的職務；他是國家的最高代表和武裝部隊總司令，根據伊斯蘭教法決定憲法問題的合法性和立法會議通過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批準那些想當選為行政權力機構首腦的候選人的提名，設立一個高級法院來防止異端傾向，組成一個上訴委員會以糾正不公正行為，并指派一個由100名宗教學者組成的委員會行使最高宗教權力機構的工作。

薩德爾的思想在納杰夫的宗教學校（霍梅尼正在其中的一所任教)引起了關于烏里瑪直接統治的可能性和前景的討論。

霍梅尼還與巴克爾·薩德爾的胞弟、出身伊朗的黎巴嫩什葉派領袖穆薩·薩德爾有接觸。穆薩·薩德爾20世紀60年代就去了黎巴嫩，擁有大批追隨者，被尊稱為伊瑪目。1969年，他創建了什葉派高級委員會以協調什葉派穆斯林的立場行為，在政府中代表什葉派利益和幫助窮人。

薩德爾建立了一支訓練有素的民兵隊伍，這支民兵隊伍在70年代訓練了許多伊朗革命者。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他創建了阿邁勒組織（薩德爾1978年在利比亞訪問期間神秘失蹤)。薩德爾的政治抱負、他的組織才干以及他對組織建設的強調，可能對霍梅尼的思想和政治策略產生了影響。

霍梅尼提出的法基赫監護理論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后果。第一，它使許多伊朗和伊拉克親霍梅尼的年輕烏里瑪更為政治化、激進化。由于什葉派的多中心性，通常存在著競爭性的“仿效的源泉”組織。

每一個源泉組織都包括一個源泉和數百個親密助手，他們輪流管理清真寺、紀念堂、圣陵這個龐大網絡，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自己大量的追隨者。在伊朗，阿亞圖拉蒙塔澤里和霍賈特伊斯蘭拉夫桑賈尼等霍梅尼的副手們，利用這種非正式網絡開始不知疲倦地傳播伊斯蘭政府和君主制不合法的新思想。通過由伊拉克向伊朗走私磁帶，霍梅尼的觀點在伊朗國內被廣泛傳播、大肆宣揚。

霍梅尼新思想的第二個后果是明確拒絕了什葉派教義和君主主義的相容性，這兩種制度在伊朗曾有很長的共生共存的歷史。

這一思想成為后來伊斯蘭革命第一階段的旗幟。

霍梅尼關于法基赫監護新思想的第三點影響是肯定了伊瑪目隱遁期間烏里瑪統治的合法性。誠然，也有一些什葉派伊斯蘭主義者曾說過烏里瑪是伊瑪目的代理人，強調烏里瑪在現代國家中的統治地位，但霍梅尼不同于其他什葉派伊斯蘭主義者的是，“他確信法基赫不應僅僅是國家最高統治階梯中一位高級官員，而是最高監督、法官和保護人”。因此，可以說，霍梅尼關于烏里瑪角色和王權非法性的闡釋是什葉派思想的一次突破。

什葉派教義和君主制不可調和的大膽宣言，為霍梅尼在國王反對派中贏得了獨特的崇高地位，加強了霍梅尼作為國王最徹底的反對者和宗教革新者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它給予反抗國王的行動以宗教合法性。

3、法基赫監護理論的成型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霍梅尼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了法基赫監護即教法學家統治的思想，但還沒有設計出伊斯蘭政府的清晰方案。霍梅尼關于伊斯蘭政府的概念是初步的、模糊的，他還沒有談到法基赫可能產生的程序以及新型國家的體制、構成等諸多關鍵問題，尤其是在《伊斯蘭政府》一書中，霍梅尼并未提到要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甚至反對共和制。

霍梅尼只是堅持，真正的伊斯蘭政府主權將屬于真主，監護權屬于代表真主的烏里瑪，沒有人民主權的余地，也沒有被認為是民族意志體現的國家至高無上的空間，除此以外，霍梅尼很少考慮到現代神權政治國家的確切定位和具體組織形式。

在返回德黑蘭前夕的1979年1月2日，霍梅尼在回答阿杰曼德的提問時，曾經這樣說道：

“《法基赫的監護》討論的是政府的原則。政府的組織結構和任命政治權威的標準并未提及。…在這里，我想說清楚這一點，統治是宗教學者的權利。政府實際結構等細節問題必須要按以后實行的法律來處理。”
“必須要對基本法（指1906年憲法）》加以研究。符合國家利益的地方我們會接受，但它不能與伊斯蘭原則相抵觸。可能會有一些基本法的條款與國家利益相矛盾，這些條款將會被取消。”“有些諸如城市規劃和交通規則之類的具體問題屬于執行事務，這些與神圣法無關。…在伊斯蘭沒有基本法制訂機構的空間，即使任命了一個議會，那也不是這種意義上的立法議會，而只是一個監督政府的議會。”

正如這段談話所顯示的，直到1979年1月他還未研究出法基赫監護思想的制度性和憲法性含義，神權政治的具體制度和憲法是隨著伊斯蘭革命的不斷進展、深入而逐步制訂出來的。

整個20世紀70年代中期，有關霍梅尼活動的情報少之又少，伊朗國內的經濟繁榮似乎使得人們已經忘記了霍梅尼的警告，流亡國外的宗教領袖霍梅尼也似乎與伊朗毫不相干了。

1977年10月，霍梅尼長子突然去世，國內各地紛紛舉行悼念活動，表明霍梅尼在伊朗的影響并未消失。1977年12月初，霍梅尼以伊瑪目的頭銜向德黑蘭報界散發了一份文件，宣稱：“為了行使我的宗教權威，我已廢黜了國王并取消了憲法。”他命令信徒不要納稅，也不要服從“篡位者”頒布的法律。他還號召信徒除了表明對已被廢黜的撒旦（指國王）和對他的“西方腐化”政策的憎恨外，不要去上學。

1978年1月7日，德黑蘭官方報紙《消息報》發表的一篇誹謗霍梅尼的小文章將其重新帶回到伊朗的政治舞臺，身居國外的霍梅尼再次成為伊朗國內的政治明星。這篇文章激起霍梅尼的支持者次日在幾個大城市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政府軍警進行彈壓，導致一些傷亡。

第二天，霍梅尼在納杰夫發表了一份長篇布道，并以磁帶形式分發到伊朗。在布道中，霍梅尼將流血災難的責任完全歸于國王，指控巴列維的父親禮薩·汗是英國人的走狗，巴列維則是美國人的走狗。他號召伊朗所有的團體和階層團結起來與國王及其政權戰斗。

此后，霍梅尼開始成為這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領袖，先后在納杰夫和巴黎遙控指揮這場革命。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在流亡近15年后回到伊朗，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精神領袖和最高領導人。隨著伊斯蘭革命的不斷進展，霍梅尼在推行全面伊斯蘭化、實施法基赫監護理論的過程中，其政治思想日益明確、具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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