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兒童的歷史讀物，會不會存在對歷史人物的“美化”甚至“洗白”現(xiàn)象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這種情況還不是個例。

這些年，時不時就有家長發(fā)現(xiàn)，一些號稱“權威”“暢銷”的少兒歷史書里，出現(xiàn)了讓人難以理解的表述。

這次被曝光的，是一本什么樣的書？ 一本叫《寫給兒童的中華上下五千年》的兒童讀物，最近被家長推上了風口浪尖。

問題出在它對清初攝政王多爾袞的描寫上，按照這本書的敘述，多爾袞被塑造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一個“大好人”。

對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種說法有多離譜。

真實的多爾袞是什么樣的人呢？他是清軍入關后的實際統(tǒng)治者，在攝政的七年時間里，推行了一系列針對漢民族的壓迫政策。

史學家把這些政策歸納為“六大惡政”：屠城令、禁關令、剃發(fā)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

先說說屠城令。1644年清軍入關后，為了快速樹立權威，多爾袞在直隸三河、昌平、良鄉(xiāng)等地制造了多起屠城事件。這些暴行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后來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廣州大屠殺、四川大屠殺，都是這種“屠城立威”邏輯的延續(xù)。

再看剃發(fā)令。1645年，多爾袞強制推行“剃發(fā)易服”，口號是“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漢人要是違抗，就會被處死。根據(jù)《嘉定屠城記》記載，清軍當時在每家每戶進行“地毯式搜索”，一旦發(fā)現(xiàn)留有長發(fā)的人，當場就斬殺。

這段歷史也被荷蘭商人約翰·尼霍夫的游記、意大利傳教士衛(wèi)匡國的《韃靼戰(zhàn)紀》、法國神父張誠的北京日記所印證，這可不是單一的證據(jù)，而是多方相互印證的史實。

還有圈地令。多爾袞允許滿清貴族以“跑馬圈地”的方式，合法侵占漢人的土地。大量農(nóng)民一夜之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田地，淪為流民或者奴隸。與之配套的是投充法，允許八旗子弟將漢人充作奴隸；以及逃人法，規(guī)定逃跑的奴隸被抓回后要刺字、鞭打，三次逃跑者處死。

更嚴酷的是連坐制度，誰敢藏匿逃奴，全家斬首，鄰居連坐流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逃人檔》中，有這樣的原始記錄：“逃奴王二，于順治五年五月被獲，鞭一百，貫耳，發(fā)往寧古塔為奴”；“窩主張三，因收留逃奴，全家斬首，鄰居連坐徙邊”。

這就是多爾袞攝政時期的真實面貌。他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加重民族矛盾、給漢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罪魁禍首之一。

這樣一個人，在一本寫給孩子的歷史書里，被洗成了“大好人”。這已經(jīng)不是“觀點不同”的問題，而是對歷史事實的刻意歪曲。

這本書的出現(xiàn)，暴露了三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少兒歷史讀物存在“去悲劇化”的傾向。很多作者和編輯有個錯覺，覺得給孩子看的東西，必須是“陽光的”“正面的”“不留下心理陰影”的。

于是，他們把歷史中的血腥、殘酷、黑暗全部過濾掉，只剩下“好人好事”和“光輝事跡”。這個出發(fā)點是善意的，但結果卻是災難性的。

孩子讀到的歷史，是一個被閹割過的、虛假的歷史。他們不知道戰(zhàn)爭會死人，不知道改朝換代伴隨著屠城，不知道所謂的“盛世”建立在多少人的血淚之上。

等到他們長大，接觸到真實史料的那一刻，要么三觀崩塌，要么對曾經(jīng)的啟蒙讀物產(chǎn)生深深的懷疑和厭惡。

歷史教育的第一課，不應該是“誰是好人是壞人”，而應該是“真實發(fā)生過什么”。你可以選擇怎么講，但不能選擇講不講。

第二，“翻案風”正在悄悄滲透少兒讀物。多爾袞被寫成“民族英雄”，不是個例。

近些年，一些歷史人物評價出現(xiàn)了“逆向翻案”的苗頭，秦檜被說成“替皇帝背鍋”，李鴻章被說成“裱糊匠式的悲劇英雄”，甚至某些被定性為負面的人物，也被包裝成“被誤解的能臣”。

成年人之間的學術討論，這沒有問題。但把這些尚未有定論、或者已經(jīng)有明確結論的翻案觀點，直接塞進兒童讀物里，就是一種誤導。

孩子沒有辨別能力，書上寫的，他們就會信。

你把多爾袞寫成英雄，他就真以為多爾袞是英雄。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以后要花多少力氣才能糾正呢？

第三，審核機制存在明顯的漏洞。一本書從作者交稿到上市，要經(jīng)過責任編輯、復審、終審三道關卡。少兒讀物的審核標準比一般圖書更高，理論上不應該出現(xiàn)這種低級錯誤。但它就是出現(xiàn)了。這說明什么呢？說明要么是審核人員專業(yè)能力不過關，連清初的基本史實都不清楚；要么是審核流于形式，翻翻目錄、看看插圖就簽字放行；要么是出版社本身就有某種立場傾向，刻意放行這類“翻案”書稿。無論哪種情況，都讓人不寒而栗。

這一本被發(fā)現(xiàn)了，還有多少本沒被發(fā)現(xià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