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精準預判“關稅戰”的人大教授，對中美關系有了新判斷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教授，曾在2019年7月的一場訪談中提出：

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首要原因是聯邦財政缺錢，加關稅是為他的國內減稅政策籌集資金，而非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聯儲主席鮑威爾不幫他減息，導致聯邦利息支出擠壓其財政空間，迫使他轉向關稅手段來籌資；特朗普政府會傾向于推行10%的普遍關稅（而非僅針對特定國家），對鋼、鋁、汽車等戰略產業征收特別關稅；特朗普關稅本質是對美國消費者的“隱性稅收”，最終成本將主要由美方消費者和中間商承擔。

翟東升從美國政治經濟的獨特視角切入，對美國的關稅政策做出了一個核心判斷：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根本動機，并非外界普遍認為的解決貿易逆差或打壓中國，而是為了彌補美國聯邦財政因大規模減稅而產生的巨大赤字。

與此同時，他指出這場“關稅戰不是針對中國，而是針對全世界”，他認為特朗普會以“消滅貿易逆差”為名，復活此前被否定的“邊境調節稅”，向盡可能多的進口商品征收關稅——因為只有擴大稅基，才能填補每年約2500億美元的財政虧空。

回看近一年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翟東升的預判可謂精準得令人驚嘆。

2025年4月，特朗普重返白宮伊始便揮起關稅大棒，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伙伴加征10%基準關稅，隨后更是將對華關稅一路推升至145%的極端水平。

直到2025年5月，中美雙方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高層會談，開啟了多輪經貿磋商，最終達成“戰術性休戰”，關稅水平回落至可控范圍，雙邊經貿磋商機制重啟。

就在中美經貿關系歷經震蕩起伏，急需回歸正軌之際，新的外交轉機再次出現。特朗普于2026年3月25日通過社交媒體宣布，將于5月中旬訪問中國。這將是他第二個任期以來的首次訪華，也是中美關系在經歷關稅戰之后，即將迎來的一個新的關鍵節點。

這場被推遲又重啟的訪問，引發了人們對中美經貿關系的諸多猜想：特朗普此次訪華將如何影響中美關系的下一步走向？中美經貿關系為何會從互補走向結構性競爭？未來的全球經濟秩序，將在這場大國博弈中走向何方？面對深刻變革中的全球化，中國的戰略選擇又是什么？

這些關乎全球經濟格局走向的追問，在翟東升教授的新書《纏斗：中美經貿重構與全球經濟新秩序》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翟東升教授長期深耕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美經貿關系領域，以精準的政策預判與深刻的底層邏輯分析，成為國內少有的兼具學術公信力與大眾影響力的戰略研究者。他早在2019年便揭示了特朗普關稅戰的核心動機，準確指出加關稅實為填補財政赤字、將推行全球普遍關稅。而這些推斷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中逐一兌現，被廣大網友譽為“神預言”。

在長期研究中，他立足全球貨幣體系變革與大國競爭格局，創新性提出“未來起點收入”“金磚幣體系”“平行體系”等前瞻性論斷，既為理解中美博弈提供清晰框架，也為中國應對全球變局提供系統性思路，兼具學術深度、政策價值與大眾傳播力。

而在《纏斗：中美經貿重構與全球經濟新秩序》這本書中，翟東升教授聚焦貿易與經濟平衡、地緣政治、關鍵礦產等當下全球關注的核心議題，回應了中美關系發展的時代關切，系統回答了“中美為何走到這一步”以及“我們該怎么辦”等根本性問題。

《纏斗：中美經貿重構與全球經濟新秩序》

翟東升 著

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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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財政算盤：

關稅戰，也是一筆經濟賬

要理解中美經貿關系的重構，首先要理解當下特朗普政府對外強硬政策背后的邏輯。

在大眾認知中，特朗普發動的這場貿易戰似乎是一場純粹的大國戰略博弈。但結合特朗普第二任期上臺后所面臨的財政困境，這場席卷全球的關稅對抗，遠非意識形態對抗或地緣遏制所能概述，更像是一場精打細算的交易。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臨的財政壓力，比第一任期更為嚴峻。截至2024年底，美國聯邦總公共債務突破36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超過124%，而2024財年的債務利息支出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成為聯邦主要支出項。

與此同時，特朗普還要推行新的減稅法案——“大而美”法案。這部法案將導致聯邦財政每年減少至少4000億美元收入，未來10年內新增3.4萬億美元財政赤字。

錢從哪里來？成了特朗普必須回答的問題。

正是在這種財政壓力的倒逼下，關稅重新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財政工具。

2025年4月，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宣布對主要貿易伙伴加征對等關稅，即便按10%的基準關稅計算，美國一年也能增加至少300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

根據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2026年初公布的一組測算數據，2025年美國平均法定關稅稅率從年初的2.6%躍升至年底的13%。這一增幅的背后，正是特朗普以“貿易逆差”為名、行“財政增收”之實的精妙算計。

與此同時，這份數據還顯示：2025年1月至8月，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了新增關稅的94%；9月至10月，這一比例為92%；11月，這一比例為86%。這意味著加征關稅帶來的大部分經濟負擔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本質上是將聯邦財政赤字的壓力，轉嫁到美國消費者和全球貿易伙伴身上。

從自由貿易到美國優先：

美國貿易理念的轉變

特朗普關稅政策的背后，是美國貿易理念的根本性轉變。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自視為自由貿易的旗手，WTO框架下的多邊規則被視為全球貿易的基石。但在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國內分配失衡、產業空心化與政治極化沖擊下，自由貿易理念徹底讓位于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對等貿易與公平貿易邏輯。

在戰后主導全球自由貿易的數十年里，美國憑借美元霸權與技術優勢，在多邊貿易體系中享受低成本商品與資本收益，默許制造業外遷與貿易逆差擴大，將自由貿易包裝為普世價值。

而當中國依托完整產業鏈與規模優勢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持續保持對美貿易順差，同時在高科技領域實現快速追趕時，美國精英階層與政治勢力普遍將國內失業加劇、中產萎縮、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歸咎于全球化與所謂“不公平競爭”，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光環迅速褪色。

從更深層次看，美國貿易理念的轉向不僅服務于短期財政增收，更是國內社會結構、產業格局與政治生態的系統性裂變。

超級全球化進程中，美國跨國資本、科技巨頭與金融精英攫取了絕大部分收益，而傳統制造業工人與中產階層淪為利益受損者，收入停滯、就業流失、階層滑落催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與此同時，美國產業空心化持續加劇，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980年的20%降至2024年的約10%，就業人數大幅縮減，與制造環節深度綁定的工程創新、工藝迭代與產業公地持續流失。

即便在科技創新領域保持領先，也面臨技術轉化能力不足、產業鏈配套缺失的困境，這讓美國精英階層意識到，過度依賴虛擬經濟與全球分工已危及經濟安全與產業競爭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科技右翼勢力快速崛起，馬斯克、蒂爾等科技巨頭為反對監管、追求技術擴張轉而支持特朗普，形成與 MAGA 派的利益同盟。

前者推動科技去管制與資本擴張，后者訴求制造業回流與就業保護，兩者共同推動美國貿易政策走向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而共和黨建制派影響力衰退、深層政府與特朗普的權力斗爭，進一步加劇政策的短視化與功利化，使得對外經貿政策完全服務于國內財政平衡與選舉政治。

中美經貿關系重構，正是美國國內矛盾向外轉移的必然結果。

從自由貿易到對等貿易的轉向，標志著美國徹底放棄全球化旗手角色，轉向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而中美經貿關系的重構，正是這一歷史性轉折最集中、最激烈的體現，也成為重塑全球經濟秩序與國際格局的關鍵變量。

打不垮的中國制造：

一場被“逼”出來的產業升級

面對美國的關稅大棒和科技封鎖，中國的應對早已超越了“反制”或“妥協”的二元選擇。

要理解中國今天的戰略規劃，得先看懂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邏輯。那是一段在全球化浪潮中嵌入西方主導體系，又在時代變局中艱難尋求自主的歷程。

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三外路線”，即外貿、外資、外匯，曾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經濟政策支撐。

通過主動嵌入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中國憑借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制造業增加值全球占比從1990年的不到3%飆升至2012年的20%以上，中國從原材料供應國演變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

然而，這種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和外來技術的模式，也為未來埋下了結構性隱憂：中國長期被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

一組UNcomtrade（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的數據顯示，2020年前后中國進口的高技術中間品中約8%來自美國，醫藥產業中間品超過20%來自美國，航空航天產業中間品超過50%來自美國。

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爆發后，這個問題暴露無遺。中興被制裁、華為被斷供，產業鏈“卡脖子”風險從理論預警變為現實沖擊。

正是基于對依附性增長的反思，中國在2015年前后主動開啟了戰略轉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

很多人從產業規劃的角度理解這份文件，但翟東升教授在書中給出了更深層的解讀：它其實體現了中國不甘心永遠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要從“規模大但不強”向“質量高、創新強、品牌多”全面轉型的國家意志。

圖/中國政府網

有趣的是，美西方對《中國制造2025》的過度反應和打壓，反而加速了中國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

翟東升教授在書中有一句犀利的評價：“美西方打壓帶來的痛感，促使中國政府更加堅決地加快科技自立自強。美西方在過去10年反而加速了《中國制造2025》預言的自我實現。”

看看今天的中國制造，就能理解這句話的分量：

新能源汽車——2025年中國產量超過1662萬輛，占全球70%以上，比亞迪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銷量冠軍；

動力電池——寧德時代、比亞迪等中國企業占據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電池材料占全球供應量的70%；

太陽能光伏——多晶硅、硅片、電池片、組件各環節產量占全球比重均超過80%；

5G通信技術——中國已建成443.9萬個5G基站，占全球60%以上……

這種主動轉型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它重塑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角色：從單純的加工組裝者，逐步轉變為技術輸出者和產業生態的組織者。

然而，這種崛起也必然引發既有霸權國家的劇烈反彈。面對日益筑起的“小院高墻”，中國的戰略選擇進一步升級：從“融入全球化”轉向“主場全球化”。

所謂“主場全球化”，核心在于改變過去“借船出海”的被動姿態，轉而以自身的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的產業生態和日益增強的技術能力，去主動塑造對外經濟關系。

這既包括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RCEP等多邊機制，構建“以我為主”的區域合作網絡，降低對單一西方市場的過度依賴；也包括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堅持長期主義，以新型舉國體制啃下“卡脖子”的硬骨頭。

為什么這個轉變很重要？因為“市場即權力”。

黃奇帆在推薦序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在中美博弈中，市場是第一性的，是王牌……中國之所以在2025年關稅戰中敢于斗爭，對等反制，成為唯一沒讓特朗普敲詐成功的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市場給的底氣。”

換句話說，只要中國市場足夠大、足夠開放，全球產業鏈的終端必將指向中國。 這時，與中國脫鉤就等同于自我懲罰。

世界被撕裂成“平行體系”，中國手握哪張王牌？

中美關系的未來會是什么樣子？

翟東升教授在書中強調了一個核心判斷：中美經貿關系的重構，本質上是全球化進入“深秋”季節的必然產物。

上一輪逆全球化周期從1914年持續到1945年，長達31年，而本輪調整從2008年金融危機算起，不過十幾年，矛盾遠未充分釋放。這意味著，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都將在逆風中前行。

也正因如此，中國不能再幻想回到過去那種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模式，而必須為“平行體系”的到來做好充分準備。

所謂“平行體系”，是指中美兩國會在經濟、技術和治理模式上形成相互獨立但相互影響的體系。

原本超級全球化塑造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全球資本循環體系和世界市場，逐步分裂為以中美各自為核心的“雙環流”體系，各自構建技術標準體系、產業生態和消費市場。

當然，這種平行體系并不意味著完全對立，老死不相往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賴和競爭共存。

正如2025年5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在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后接受CNBC（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采訪所說的：美國意識到必須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會與中國進行“策略性脫鉤”，努力在鋼材、藥品、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供應鏈不依賴中國。

面對這種長期博弈，中國的戰略選擇必須超越短期反制或妥協的二元思維，確立一套攻守兼備的長期方略。翟東升教授在書中提出了幾個極具前瞻性的戰略構想。

第一，重構貨幣體系，推出“金磚幣”。

當下的國際貨幣體系有一個根本性問題——美元是“無錨”的。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發行就沒了硬約束，美國可以無限印鈔。

這就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是美國濫用“鑄幣稅”收割全球財富，二是其他國家辛辛苦苦攢下的外匯儲備，可能因為美元貶值而縮水。

翟東升教授提出，中國可以聯合金磚國家，推出一種新的超主權儲備貨幣——“金磚幣”。這種貨幣不是憑空發行的，而是錨定一籃子大宗商品（貴金屬、農產品、能源等），設定2%的溫和通脹目標。這樣一來，貨幣發行就有了“硬錨”，世界各國就有了一個擺脫美元依賴的替代選擇。

第二，實施“未來起點收入”計劃，擴大內需市場。

核心是由國家向0-35歲的年輕人定期發放資金支持，為35歲以上的人提供一次性的教育或技能培訓資助。

錢從哪里來？發國債。

這聽起來有點“美國式”的做法。但翟東升教授在書中解釋：在無錨貨幣體系下，本幣計價的國債不是債，而是“稅”，是對債權持有者征收的一種隱形稅收。只要債務規模與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相匹配，“本幣國債多多益善”。

這個計劃不僅能提振消費、做大內需市場，還能實現一個更深層的目標：給年輕人一個公平的起點。無論你出身貧寒還是富貴，都能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發展機會。

第三，提升“國家產業鏈編輯能力”。

面對產業鏈外遷，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堵”。但翟東升教授的看法不同：與其被動應對，不如主動引導。

他提出，中國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不是簡單地把產業外包出去，而是抱團出海。鏈主企業對外投資時，帶動上下游配套企業協同出海，但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仍保留在國內。同時，通過與友好國家簽訂長期租借協議，建立海外產業新城，確保外遷的產業鏈仍在我們的掌控范圍之內。

這樣一來，既能帶動伙伴發展、擴大“朋友圈”，又能鞏固自身在高端環節的控制力，最終形成一個“以我為主”的區域經濟循環。

放眼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的重構注定是一場持久戰。

兩國在核心利益、技術主導權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博弈，妥協空間極其有限。但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議題上，仍存在有限的合作窗口。

正如翟東升教授在書中所言：“中國不必高調接棒美國扮演全球化的旗手，而是可以在新型全球化中發揮引領作用。”

這種引領，體現在用超大規模市場為全球經濟提供增長動能，體現在用“一帶一路”倡議為發展中國家搭建發展平臺，體現在用“未來起點收入”“金磚幣”等制度創新為國際貨幣體系提供多元選擇。

2026年的今天，世界仍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但有一點已經越來越清晰：中國已經不再是全球化浪潮中被動的跟隨者，而是正在成為全球經濟秩序重塑過程中，那個不可或缺的穩定錨與塑造者。

這場纏斗遠未結束，但中國手中，已經有了一張足以影響終局的王牌——那就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由14億人構成的、高質量發展的本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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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4.13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