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無法被戰勝，但生者之間在死亡的提醒下采取更為珍惜的心態，就讓朝露般的生命有了重量。」

清明時節，河南安陽曹操高陵遺址博物館的供品柜前，出現了一幕與傳統祭掃迥異的景象。柜中碼放一盒盒布洛芬，幾乎湊齊了市面上所有品牌，被人戲稱為布洛芬博覽會。

（網友們給曹操陵墓前送滿了布洛芬）

據博物館方面統計，僅2025年一年便收到了776盒布洛芬。有人還附上手寫信箋，工工整整地叮囑丞相一日服用三次，每次一片。也有人送上短歌行中“何以解憂”的杜康酒，以助曹操與波譎的政局戰事交手。

（曹操陵墓前各式各樣的祭品）

無獨有偶，人們還在武侯祠前放上高鐵票，寄希望于發達的現代交通以撫慰諸葛亮六出祁山舟車勞頓；在張居正墓前備上痔瘡膏，以體恤這位改革家積勞成疾、帶病理政的艱辛，在曹丕墓前為這位患糖尿病后驚惶、暴躁、脆弱的魏文帝送上降糖的二甲基雙胍，與他見證過瘟疫下無差別死亡和體驗過病痛中痛苦彷徨的生命匯合。

（網友們給張居正送上的痔瘡膏）

布洛芬、馬應龍、二甲基雙胍和高鐵票，跨越千百年通向了不同的歷史周期，關照著權力功名背后具體而微的生命體驗，那么這些藥究竟為古人而備，還是為當代人無處言說的脆弱開具的處方？當歷史被如此溫柔地肉身化，我們或許正在重新學習如何面對死亡、遺憾與失去。

考古團隊在安陽高陵被認定為曹操的遺骨上，發現多顆牙齒蛀得相當嚴重。從現代醫學角度看，嚴重的牙髓炎很容易沿著三叉神經引發劇烈的偏頭痛，這與《三國志》中記載曹操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的癥狀高度吻合。頭風一發作便心亂目眩，痛苦難忍。正史之中，華佗為其針灸，曹操卻說佗能愈此病，然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其多疑與病痛的糾纏可見一斑。

（飽受頭痛困擾的曹操找來華佗為其醫治）

因此全國各地的游客們選擇了這盒在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止痛藥，擺滿在曹操墓前，在兩千年后給他束縛半生的頭痛提供一種解放的可能。

這一行為對歷史人物進行了徹底的肉身化。千百年來，曹操的形象被層層疊加的文學史料所覆蓋。舞臺上他是白臉奸雄，小說里他是寧教我負天下人的冷酷權謀家，史學爭論中他或為能臣或為梟雄。但這些形象無一例外都懸浮于肉身之上，仿佛曹操只存在于政治斗爭與軍事謀略的維度中。

（曹操的京劇形象與影視形象）

而我們送布洛芬時，撥開了那些既定的符號，開始直視被宏大敘事淹沒的生命細節，涉入了他的命運之河，獲取了他的具身體驗，作為一具軀體的實感不停地涌入，以病痛，以愁煩，以衰老，以死亡。

因此這種祭掃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傳統的歷史教育傾向于灌輸一種仰視姿態，要求我們膜拜偉大、銘記教訓。這些切實而坦然的新型祭掃行為代表著一種平視的關懷，我們開始主動創造與過去的聯結方式，不再被動接受傳統歷史敘事給出的情感模板。

（易中天在《百家講壇》中對曹操不落窠臼的解讀）

與曹操一同被祭以特殊物品的還有身為南唐后主的李煜，他在亡國后便被軟禁在汴京，至死都沒能再踏回金陵一步，最后葬在洛陽北邙山。

不少人感念于這份悲情，從南京帶來一小捧土放在墓前，算是替這位千古詞帝圓一個回家的夢。這捧土的分量極輕，輕到一陣風就能吹散，但它所承載的意義極重，凝結著一個至死無法完成的心愿，流淌著一種人生天地步步緊縮后被命運剝奪的歸屬感。歷史與生活相互介入后，醞釀出了新鮮、強烈而觸心的感受。

（網友們送給李煜的金陵土）

這些無比生活化的祭品祛除了歷史的陌生感，讓書本詩文里扁平化的古人重新成為“人”，也將歷史從廟堂之高拽入江湖之遠，讓千百年前的面容獲得了一種奇異的當代性。

雖然祭拜指向墓穴中的逝者，但儀式的主體與觀眾始終是活著的我們。需要布洛芬的究竟是曹操，還是那個在深夜被偏頭痛折磨卻無人傾訴的當代人？某種程度上，我們在墓前放下藥與土的同時，也在自己心里放下某種渴望被看見的疼痛與鄉愁。

歷史不曾如此真實地疼痛，恰恰因為現代人從不曾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個容器來安放自己的脆弱。那么，這些種在歷史土壤里的布洛芬，究竟是為古人播下的慰藉，還是為我們自己埋下的解藥？

這些祭品表面上是玩梗，實質上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紀念方式，是年輕人在以他們獨有的方式彌補千年前的遺憾，用現代文明成果撫慰歷史人物的苦楚。

這些祭品之所以令人心頭一暖，恰恰因為它們提供了一種想象性的治愈。在微觀層面上，我們仿佛真的能為那些千年之前的遺憾做點什么。

這種治愈邏輯也貫穿在當代生活中。

年輕人熱衷于在社交媒體上觀看各種解壓視頻，切割肥皂、清洗地毯、修馬蹄、整理房間等內容的瀏覽量居高不下，這些畫面提供一種短暫而確定的秩序感，把生活拆解為可操作的微小單元，每一個單元都能在幾分鐘內完成從混亂到整潔的轉變，看似無聊的勞作反而搭建出生命的節律，熨平了他們內心某處被生活揉搓出的褶皺。

（在網絡上大受歡迎的解壓視頻）

此外，我們也越來越頻于給自己貼上各種自我診斷的標簽，ADHD、前額葉發育不完全、回避型人格。把每一個問題都被拆解成可以觀看、可以模仿、可以消費的小單元，為自己的感受求得一份來處。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風靡全網的各種自我診斷方式）

現代人們往往被困于既定的評價體系中，在左沖右突而不得出的生活中苦苦尋求一個結果，也許是一個升學名額，也許是一個工作機會。而通過給古人送去他們收不到的祭品，人們可以感到與廣大悠長的歷史共通的快樂，并從結果中解放出來，感受到一點不被條件限定也不被結果定義的，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生活中苦苦追尋結果的年輕人們）

熟悉的關懷予以遙遠的對象，反而帶來了回轉的力量，人們在歷史人物身上辨認出自己的困境，然后用最日常的物品替那個困境喊出一聲被聽見的嘆息，俯仰之間，時代與處境加在古今兩代人身上的束縛似乎都得到了解開。

有人認為這種行為是一種形式化的虛假感動和低劣的抒情，但對于人生天地步步緊縮的現代人來說，在死去的古人身上通過這種寄托，能夠在舊的生活中喚起新的生命。

（網友們為諸葛亮送上的高鐵票）

回到這些祭品本身，它們往往帶有一種自嘲式的幽默。幽默在這里成為一種情感緩沖，它把沉重的東西變得可以承受。死亡、病痛、遺憾，這些原本令人窒息的話題，在笑聲中獲得了呼吸的空間。

年輕人用這種輕盈的方式談論失去，用玩梗的姿態表達悲傷，用看似不嚴肅的態度完成最嚴肅的祭奠，讓哀悼從沉重的儀式中解放出來，成為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情感。

曹操墓前的布洛芬沒有一盒能真正止住他的頭痛，那么我們為何還要像西西弗斯日復一日推巨石那樣不斷送上新的藥呢？

在現代社會，我們完成了對死亡最徹底的祛魅，卻未能提供替代性的意義系統。當死亡被剝去一切神秘色彩、被還原為生物學上的心跳停止之后，生者突然發現自己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它了。

（心跳的停止讓我們確認生命的逝去）

傳統社會中，死亡始終籠罩在某種魅影之下。無論佛教的輪回轉世、道教的羽化登仙，還是民間信仰中的陰間世界，都為死亡之后的去向提供了一套想象性的解答。

這些解答或許經不起科學檢驗，但它們具備人類面對死亡時最重要的心理功能，給死亡一個意義框架，讓生者的哀傷有一個去處。一個人去世之后并非徹底消失，他去了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活著的人可以通過祭祀、燒紙、誦經與他保持聯結。

（電影《人生大事》中小文外婆離世后大家的安慰）

這套意義系統維系著生者與死者之間最脆弱的那根線，讓死亡不至于徹底斬斷一切。

而現代科學對死亡的研究雖然是一種知識上的進步，但祛魅之后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意義真空。

當死亡不再通向任何地方，死者不再以任何方式存在，生者與死者之間的聯結便失去了依據。于是悼念變成了一場沒有對象的告別，人們面對一個空無一物的深淵，不知道該把情感投向何方。我們渴望用科學解釋一切，卻需要某種超越科學的溫暖來包裹死亡的冰冷。

（《我在他鄉挺好的》中，喬夕辰給離世的好友胡晶晶發送微信表達思念）

過去幾年，我們經歷了太多猝不及防的失去。每一次失去都在提醒人們死亡與我們的休戚相關。

但在一個死亡被徹底祛魅的時代，許多人的哀傷找不到出口，許多人的悼念找不到方向。于是有人選擇圍觀，有人選擇消費，有人選擇沉默。

而為古人的陵墓祭以布洛芬、二甲基雙胍、車票，之所以引發廣大網友的跟隨和模仿，或許恰恰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出口，讓我們可以用自己最日常的方式去關心那些已經離開的人，把想說但沒說出口的話變成一盒藥、一張票、一杯酒，并愿意相信這種關心不是徒勞的。

（《人生第一次》中，巢老每周乘地鐵轉公交去養護院照顧逐漸遺忘他的妻子）

當死亡只能以特定的程式被言說，我們的情感空間便被收窄為一條狹窄的通道；而年輕人正在用他們的方式拓寬這條通道，讓死亡從禁忌的陰影中走出來，成為可以被日常語言描述、被現代物品指代、被屏幕兩端的人們共同分擔的經驗。

也因此，這個哀悼的時刻具有了哀而不傷的品質，當他承認自己與死者之間依然存在某種連接時，用充滿著相信和體諒的積極情緒去面對既定的消逝，他也在確認自己與生者之間聯結的可貴。

它重新把死亡拉回到日常生活的半徑之內，死亡從令人望而生畏的面目中爬出，從需要被超越的障礙回歸到一個普遍的人生階段，談及和面對它時就像偏頭痛需要布洛芬一樣自然。

（《人生大事》中老莫的感慨）

這并不意味著死亡的嚴肅性被消解。恰恰相反，正是這種日常化的處理，讓死亡獲得了更深刻的意義。

當死亡不再被神話和被禁忌時，反而能夠以最本真的面貌呈現。死亡是一種失去，而失去是人類共通的命運。面對這種命運，每個人能做的就是像放下布洛芬一樣，放下一點自己力所能及的告慰。

死亡無法被戰勝，但生者之間在死亡的提醒下采取更為珍惜的心態，讓朝露般的生命有了重量。

加繆說，他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面對死亡這一不可逃避、無法改寫的普遍人類境遇時，切斷自哀的循環，用新的生命態度來直視它的我們，也會處處發現幸福的可能。

（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