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天產(chǎn)業(yè)分析,作者 | 周天
《晚點》近期專訪汪滔,非常有看點,是今天少見的創(chuàng)始人極其剖析其內(nèi)心世界的大篇幅訪談。
我捕捉到一句話,讓我感覺到汪滔的內(nèi)心思索已經(jīng)觸及到某種境界,這也是我覺得全文最重要的一句話,這句話汪滔是這么說的:作為孫悟空性格,看見妖怪就想一棒子打 「死」,試圖用強對抗來追求一個理想的干凈狀態(tài),但其實孫悟空是一個更大的 「妖怪」。
過去的汪滔,和世界的關系有些怪異,他喜歡批判世界,喜歡戲弄現(xiàn)有的體系和制度,比如他要自己設計辦公大樓,他融資的時候,要自己定規(guī)矩,讓投資機構往里鉆。
汪滔以前在批判整個世界的同時,也把自己藏起來,不露面,用一個假人代替自己的形象制作宣發(fā)材料,還包括,他前后兩次采訪的間隔是以十周年計。乃至,影石劉靖康和拓竹陶冶深知汪滔不愛出面的特點,整天指名道姓地想把汪滔炸出來。這一次,劉靖康終于得逞了。
不過,如今的汪滔一反往常的自己,居然收起了優(yōu)越感和批判性,并展現(xiàn)出大量的反思與同理心,汪滔說,「你不能因為上天給了你某個天賦,就挑剔別人」,他還說,「后來發(fā)現(xiàn),人的感受也很重要,他有他的自洽,我不能破壞了別人的自洽」。
在2015年福布斯專訪汪滔時,他辦公室墻上掛著的標語還是:只帶腦子,不帶情緒。顯然,那時候的汪滔忙著贏,沒空理會眾人情緒。
這一次的汪滔在晚點專訪里,終于顯現(xiàn)出他已經(jīng)完成社會化,他說終于找到了自己的missing part——人與人的關系,還說自己創(chuàng)業(yè)20年最驕傲的事情是「學會了反思」。盡管他早已百億身家,但我發(fā)現(xiàn)汪滔的社會化、成熟化其實來得比較晚,大約發(fā)生在他的40歲前后,他三十歲的初期,收獲大量的正反饋,想必是春風得意,正忙著向世界擴展,而無瑕審視自己,也就沒有機會實現(xiàn)直男開悟。
所以,今天的汪滔不再說「我要改變世界」,轉而說「發(fā)現(xiàn)真理,并用真理去活」時,我感覺汪滔往上走了一個level,汪滔今天看著劉靖康和俞浩時,有一些惺惺相惜,他說俞浩珍貴。就仿佛看到了年輕版本的自己,或許我還能補全一些潛臺詞:劉靖康和俞浩現(xiàn)在要贏、要改變世界的心智階段我老汪已經(jīng)走過,人生這場修煉,你們或早或晚也會領到各自的課題。
人的反思,來自于痛苦,汪滔的痛苦集中在2018年到2019年。那時候他下重手反腐,把數(shù)十位同事送了進去或是開除掉了。
那是因為汪滔當時認為「大疆是一方凈土,只有純粹的創(chuàng)業(yè)和為夢想而生的藝術家」,汪滔把「純粹」設定為入場的門檻和持續(xù)存在的條件——你必須純粹,否則你不配在這里。而當現(xiàn)實中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不純粹(腐敗、懈怠、私利)時,汪滔此前的結論是:凈土被污染了,必須清除污染源。
那時年輕的汪滔,用二分法來理解世界。腐敗的員工是「妖怪」,必須一棒子打死;不夠優(yōu)秀的人是「平庸者」,不值得浪費時間。這種道德清晰感讓他在做產(chǎn)品時決策極快——好設計和壞設計之間確實存在清晰的高下之分——但搬到人的世界里就成了災難。
如今,汪滔口中的話變成了:「農(nóng)民在打谷子,鳥飛下來叼幾口,鳥其實連‘偷’的概念都沒有。」汪滔不再假設人應該是純粹的,開始把自利行為視為人性的默認設置。從埋怨鳥,到自己想辦法升級防護,這是汪滔基于人性的管理認知在升級。
年輕的汪滔是工程師版的盧梭——他相信「純粹的人」是存在的,大疆的使命是把這些人聚在一起、隔絕污染。后來的汪滔轉向了麥迪遜——人不是天使,制度存在的意義就是讓不完美的人產(chǎn)生盡可能好的結果。
汪滔對自己2018-2019年反腐行動的反思,是整篇訪談中方法論層面非常有價值的段落之一。他說:「反對腐化和組織架構調(diào)整不要一起搞。更正確的做法是,先招人、重構組織、削弱山頭,再擇機處理腐敗問題。但我沒經(jīng)驗,也沒人提醒我。」
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把這種「看到問題就要徹底解決」的思維叫做「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與之對立的是「零星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烏托邦工程師的思維是:我設計了一個完美藍圖,現(xiàn)實必須一步到位地變成藍圖的樣子。零星工程師的思維是:我不知道我的方案會產(chǎn)生什么所有后果,所以我每次只改一小部分,觀察結果,再決定下一步。汪滔的反思是——「先招人、重構組織、削弱山頭、再擇機處理腐敗」,這意味著,他思維習慣,完成了從烏托邦工程到零星工程的轉型。
承認人性的有限與不完美,對激進變革保持警惕,主張在既有秩序的基礎上漸進改良,尊重經(jīng)驗和傳統(tǒng)中積淀的隱性智慧,這些保守主義的特質(zhì),開始在汪滔身上顯現(xiàn)。
告別激進主義的汪滔,需要重新找到自我,我們來看看他是怎么尋找自我的,晚點在這一點上,留下了難得的史料,汪滔說:「我要世界第一、我要贏——這些不重要嗎?我前半輩子都是靠這個東西驅動的。但后來你發(fā)現(xiàn),我創(chuàng)造、我產(chǎn)生,那個‘我’字是毒藥。」
年輕時他讀喬布斯傳,最喜歡的是早期在公司升海盜旗的段落——「很自我的勁兒,看完覺得我就該是那樣子」。他讀安·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被約翰·高爾特擊中——一個天才工程師率領精英創(chuàng)造者建立只屬于強者的烏托邦。這兩個精神模板的共同特征是:自我是英雄敘事的絕對中心,世界因為有「我」而改變。
這套敘事在創(chuàng)業(yè)早期提供了巨大的心理動力——它讓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沒有資源、沒有經(jīng)驗、沒有團隊的情況下堅持做一件所有人都覺得不靠譜的事。
但這套敘事有一個內(nèi)置的陷阱:當「我」成為意義的唯一來源時,任何動搖「我」的證據(jù)都會變成生存威脅。他后來發(fā)現(xiàn),「很多看起來‘偉大’的創(chuàng)新,本質(zhì)上是一種拿來主義……我們很多人只是‘搬運工’,不是憑空造物的天才。」
一個曾經(jīng)把「我創(chuàng)造」當作身份支柱的汪滔,多少視自己為一個天才發(fā)明家,如今把自己重新定義為「搬運工」——這個承認顯然是痛苦的。他緊接著描述了這種痛苦:「想明白這一點,原本讓我上癮的驅動力一下被拆掉了,你會感到虛無,感覺something is wrong,但你不知道wrong在哪里。」
汪滔這位數(shù)千億身家的企業(yè)家,他流露出自己站在頂峰的苦惱:當你發(fā)現(xiàn)塔頂沒有 「更高的意義」,只有更復雜的平衡和分配,就會感到迷茫和虛無。
這是典型的「意義危機」(meaning crisis),是人在失去既有意義框架后的存在性真空;汪滔讀榮格的書,榮格就談到,人在人生上半場依靠的驅動力(成就、競爭、自我證明)在下半場會自然失效,必須尋找新的意義來源。汪滔的經(jīng)歷印證了榮格的判斷——他自己引用榮格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真正的人生是從 40 歲開始,在此之前只是在做市場調(diào)研。」汪滔說看到這句話「就覺得他是自己人」。
這句實際上是榮格的表述的簡化版,更為確切的論述收錄在《現(xiàn)代人的靈魂問題》(The Spiritual Problem of Modern Man)里面:
人生上半場(roughly到35-40歲)的心理任務是ego development:建立身份、發(fā)展能力、在世界中立足、追求成就和社會認可。
人生下半場的心理任務是individuation:整合人格中被忽視和壓抑的部分(陰影shadow、阿尼瑪/阿尼姆斯anima/animus),從ego的狹隘同一性走向self的更大整全性。
汪滔在訪談中說:「現(xiàn)在我想再demo一種可能性——創(chuàng)業(yè)者不只是向外求索、征服世界,也向內(nèi)探索、戰(zhàn)勝心魔。」
這句話,我覺得是汪滔最值得和整個科技與創(chuàng)投圈分享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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