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兩說
人們經常會認為環保是一件非常昂貴的事，發達國家說“清潔能源是經濟機遇”，但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它更像是一道“發展門檻”。在清潔能源發展的領域，一本“經濟賬”和一條“公平線”之間的矛盾似乎一直存在。當AI狂飆帶來“電量焦慮”，當傳統化石能源引發地緣沖突與氣候危機，這一矛盾看起來進一步凸顯。能源轉型究竟是“劫貧濟富”，還是能做到全球共享？
本期《兩說》由第一財經記者葛唯爾對話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彭博杰出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丹尼爾·科曼，深度拆解能源轉型的核心命題，尋找告別“舊經濟”、走向“新未來”的能源答案。
AI到底是不是能耗“怪獸”？
人工智能快速發展與能源消耗的博弈，是否只能二選一？丹尼爾·科曼教授指出，很多人總把人工智能耗電說成大問題，這其實是個很大的誤區，因為人類對更多能源的需求始終存在，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AI會不會變成能耗“怪獸”，而是能不能讓更多的清潔能源去提供電力的支撐。
他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例，加州已實現接近100%清潔能源供電，傳統能耗正被太陽能、風能和儲能電池取代，這其中就包括使用清潔能源為新的AI數據中心供電。他認為讓人工智能的新增需求帶動更多清潔能源上線，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碳稅”是綠色“催化劑”
還是一種新的“貿易壁壘”？
2026年，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將全面生效。歐盟稱之為“保護地球”，發展中國家卻視其為“綠色貿易壁壘”。這一機制究竟是推動全球脫碳的催化劑，還是沖突引爆點？丹尼爾·科曼直言，碳邊境調節機制確實是一把“雙刃劍”，機制的出發點是為了鼓勵與使用清潔能源的國家進行貿易，但問題在于歐洲、美國最初都是靠化石燃料完成發展，而現在到了可以轉向清潔能源的時候，這些國家卻要借綠色之名懲罰較貧窮的國家。
丹尼爾·科曼指出，這一問題的破局之道在于資本與承諾的落實。在他看來，富裕國家真正應該做的是兌現氣候大會承諾，拿出1000億美元甚至更多提供給貧窮國家，讓它們能做出綠色選擇，而不是重復化石燃料的老路。如果真能做到這些，碳邊境調節機制將成為雙重利好。
“綠色紅利”的“經濟賬”該怎么算？
丹尼爾·科曼提出，“綠色紅利”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現如今，電動汽車已成為中國、挪威、英國以及美國加州最常見的新車類型，它的好處不只是不再使用化石燃料，更在于幾乎所有場景下，電力都比汽油和天然氣更便宜，因此轉向綠色本身就有經濟收益。
那么如何讓欠發達地區真正拿到“綠色紅利”，而非只承擔成本？丹尼爾·科曼以肯尼亞為例：在肯尼亞內羅畢，幾乎所有新摩托車都是電動的，電池可快速更換，公司在夜間用可再生能源充電。
丹尼爾·科曼進一步描繪了一幅清潔能源的使用場景：電動車不僅是通勤工具，還能在電價高時向電網售電，成為新的“賺錢機會”；自家屋頂的太陽能配合智能電網，也可以實現低谷儲電，高峰售電。他指出，為了使綠色能源的使用更加高效，需要政策來創造條件，讓技術真正釋放出這些收益。
清潔能源的益處應該惠及所有人
在中國“十五五”規劃推動分布式能源“就近開發利用”的背景下，丹尼爾·科曼認為，“微電網”戰略價值會更加凸顯。在他看來，隨著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通過一部手機就足以管理整個電網，而手機中的系統越智能，分布式迷你電網或微電網就越能成為能源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綠色能源越可靠，就能讓更多人受益，這會是一種公平的包容性增長。面對“可再生能源無法支撐全部用電負荷”的質疑，丹尼爾·科曼認為：“那些說做不到的人，只是在撒謊，目的是延續舊的經濟體系。”
科學合作會超越分歧
丹尼爾·科曼堅定地將科學合作視為比穩定器更重要的力量，他認為美國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如果選擇合作，就能非?？斓匕颜麄€局面推向清潔能源。他非常高興能和中國、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同行共事，這讓他既能借鑒技術上的創新，也能借鑒社會層面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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