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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陳宇灝
來源 | CFC商品策略研究
編輯 | 楊蘭
審核 | 浦電路交易員
結合過去六周中的局勢變化、市場變化,我們歸納三點重要結論:
① 中東局勢的邊際變化對非能源資產的影響或逐步縮小,風險源于油價的不確定性而非絕對水平;
② 美、以、伊的主要長期矛盾中期難以調和;衍生出的核問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可以中期調和,但當前美、伊訴求仍存在明顯差異;
③ 特朗普存在幾種選項,其國內政治壓力與個人利益的考量,可能會讓其“TACO”,但也可能在局面糟糕時“孤注一擲”,實施軍事冒險。
過去數年中的商品交易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政治沖突往往為商品帶來強烈沖擊,且隨之而來的反饋帶來商品流通的明顯變化;商品市場短期跟隨某種敘事高度波動,且交易周期更為短暫。前者的典型例子如俄烏沖突爆發后的油氣、農作物的流向和貿易路線改變;后者頻繁地出現在貴金屬、有色、以及現在的油價之上。
過去一個月中的市場波動,即同時呈現上述兩種特征:美、以的政治決策體現為軍事打擊,而伊朗政策反饋方式是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運輸流量,帶來短期市場的明顯恐慌;跟隨媒體廣泛傳播的沖突升級或和談等諸多敘事,市場在短期內呈現極高的波動。
達拉斯聯儲的研究發現,過去數十年中地緣事件對原油供應的影響,通常具有持續性,但對整體宏觀經濟的影響有限;其中,研究引用了自身構造的油價不確定性因子,該因子與CBOT的原油價格波動率指數OVX長期相關性達到0.7以上。因而我們直接采用OVX的環比變化,表達油價的不確定性。以美股、黃金作為資產的代表,我們理解在過去一個月中,其變化與原油價格的不確定性高度相關,而并非與油價的絕對水平直接相關。這意味著如果局勢不產生大幅的預期反轉,中期油價即便絕對水平抬升,對風險資產的沖擊也可能大大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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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邏輯,商品的波動一方面源于基本面的變化,另一方面源于對未來局勢的判斷。美國、以色列、伊朗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市場對于矛盾的理解逐步發生變化,以伊朗最高領袖表達可以談判的意愿為起點,我們理解當前沖突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矛盾無法解決,但當前最重要的次要矛盾所帶來的風險邊際難以繼續增加。但是,未來局勢發展具備著多種可能性,需要重新審視沖突新階段的矛盾變化。
在梳理中東的當前矛盾之前,引用《矛盾論》中的一些片段,以說明局勢的變化: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因而需要動態地理解當前中東矛盾的變化,才能以一種相對合理的方式,去判斷未來局勢發展的可能性。我們的理解可能是片面的、主觀的,但希望以此為讀者帶來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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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伊的主要矛盾與主權的認識有關,其核心關切往往落腳在是否尊重伊朗的主權上,因而在表面體現為:伊朗扶持“抵抗之弧”與以色列長期軍事對抗;美國與伊朗制裁、談判、軍事沖突的循環。核問題是在主要矛盾無法解決的基礎上,衍生出的較為重要的次要矛盾,在地緣沖突相對緩和的時期,核問題似乎成為一個可以“協商解決的矛盾”。
特朗普第一任期退出伊核協議后,核問題再度成為美對伊制裁甚至軍事襲擊的重要借口;而在年內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特種作戰成功之后,對伊朗軍事行動的信心增強,其期待以軍事行動“顛覆政權”的行為,實質上仍是對伊朗主權的否認。但在去年美軍對伊朗核設施遠程轟炸之后,伊朗對于美國軍事打擊作了更為充分的準備,因而當前軍事沖突帶來伊朗取得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等后果,出乎特朗普最初的預料。
在軍事行動上,3月初以來美、伊的動作證明了對局勢理解的明顯差異:美軍陷入“打擊-觀察-增加打擊-再觀察”的循環決策中,具體作戰目的并不明確;伊朗革命衛隊針對美、以的反擊顯然準備更為充分,且存在限度。
美國借談判為由實施突襲,但周邊美軍基地、派遣中東的軍事力量準備明顯不足,遭到伊朗的軍事報復;同時在后續局勢超出其預期時繼續增兵施壓,至今仍在增添軍事力量。這種情況說明在最初特朗普理解局勢處于可控狀態,從而期待復刻年初經驗,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收益”;然而在局勢愈演愈烈的情況下,美國只能更大規模的打擊,期望伊朗單方面退縮,說明對伊朗革命衛隊的軍事力量及決心存在明顯低估。
伊朗在以色列、美國打擊其民生目標時,對周邊海灣國家具有美、以資產的目標進行對等反擊。伊朗希望通過針對美、以軍隊的打擊,表明自身立場不針對其他國家,軍事行動為捍衛主權的反擊;同時宣示對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控制,在軍事力量弱勢的情況下實現對美國的反制。
以色列在軍事行動上,一方面與伊朗相互打擊設施,另一方面也繼續攻擊黎巴嫩,以實現對伊朗同盟的反擊、滿足自身的擴張。在美、伊談判期間,伊朗的一條重要訴求是以、黎停火,然而以色列仍在持續打擊,證明美、以在軍事行動上并不存在一致性。
4.11日美伊談判、此前軍事行動均佐證了我們對于各方局勢理解、當前核心訴求焦點的判斷:美國的重點訴求仍在霍爾木茲海峽通行、解除經濟制裁等次要矛盾上,在可調節的次要矛盾—核問題上并未讓步,同時其意思表達與軍事力量變化不一致;伊朗同樣在核問題上難以繼續讓步,其意思表達與當前的軍事行動一致;以色列繼續襲擊黎巴嫩,借停火談判時機爭取更大戰果。美國、以色列在主權問題上并不尊重伊朗,因而未展現談判誠意;在主權的核心矛盾幾乎不可能解決的情況下,次要的核問題等也未呈現進展。
同時,對當前局勢衍生出的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美、伊的理解也存在明顯分歧:特朗普一方面受制于油價上漲、持續大規模作戰帶來的國內政治壓力增加,另一方面也存在軍事行動強行奪取霍爾木茲海峽短期控制權等選項,因而提出與伊朗進行一些利益交換。但正如梅德韋杰夫所說,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的“核武器”,在軍事弱勢的情況下,控制海峽是當前伊朗最重要也是最后的手段,因此我們理解伊朗難以在海峽控制權問題上進行讓渡。
美、伊談判釋放的最重要信號是,雙方期待本次沖突有一個可見的終點,但最終將本次談判流于形式的最重要原因,是伊朗希望長期而穩定的談判結論,與特朗普希望短期迅速從中東脫身之間的矛盾。伊朗難以放棄當前取得的戰果,認為當前自己存在主動權,而美國不愿對伊朗的主權問題讓步,主要矛盾覆蓋下,最重要的核問題也無法短期解決。在此背景下,對未來局勢的發展判斷,需要看美、伊內部問題是否轉化,以及外力是否產生強力干預。
次要矛盾的轉化: 伊朗的內部矛盾是次要的,在明確的外部威脅面前,其政權內部的不同勢力矛盾、經濟問題等讓步于抵御外部力量的主要問題。因而我們理解雖然伊朗通過海峽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但未來局勢走向的軍事主動權仍在美國方面,美軍的行動及美、伊的未來談判成為關鍵線索。對于以色列來說,只要當前伊、以的政權模式依然存在,二者的主權沖突難以完結,因而在中期的邊際影響主要是以色列是否繼續破壞潛在的談判可能。
特朗普可能的選項:當前特朗普面臨的問題是希望從對伊朗的戰爭中抽身,但如果霍爾木茲海峽仍在伊朗掌控當中,美國難以實現單方面撤離。因而其可能的行動有:
軍事冒險:通過大規模軍事行動,打擊伊朗核能力或強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
施壓談判:通過軍事施壓、經濟封鎖等手段迫使伊朗接受談判條件;
尋求介入:吸引其他利益相關國家介入進行調解;
焦點轉移:以其他重大事件轉移全球對美、以、伊沖突的注意力。
從目前美軍繼續向中東集結的現實來看,第一種情況的風險正在增加,但美軍如未能取得霍爾木茲海峽的短期控制權,伊朗仍有能力實現反制。如果美軍對伊大規模作戰,市場預計在中東5月氣溫大幅上升前是重要的時間窗口,因而在5月之后繼續軍事沖突升級的風險預期有所下滑。同時,在近期美國海軍準備封鎖伊朗船只后,第二種選項正在逐步實施,需要看實際是否能夠執行并取得成效。
但是仍需要注意,特朗普面臨的其國內政治壓力,帶來政治利益考量。在沖突爆發之初,我們提出特朗普可能受到美國通脹上升-中期選舉支持率下降的壓力,但現在狀況又存在變化。2024年特朗普以“MAGA”的美國優先理念贏得總統大選,但當前如塔克·卡爾森、梅根·凱利、坎迪斯·歐文斯和亞歷克斯·瓊斯等MAGA支持者被特朗普批評,理由是這些人反對其對伊朗發動戰爭。同時,在去年瑪喬麗·泰勒·格林提出辭職后,共和黨在優勢的佐治亞州勝選的領先幅度明顯縮小。
這些現象都意味著特朗普當前的軍事行動已經遭受部分保守派“MAGA”選民的反對,同時其行為已經帶來共和黨中期選舉面臨的更大風險。在此前特朗普個人意愿能夠迅速執行的前提,是兩院均由共和黨控制;而如中期選舉失利,其政治生涯的風險急劇上升。從Polymarket等預測市場數據來看,當前民主黨大概率拿下眾議院,同時在參議院的勝選概率也更為領先,如果民主黨控制兩院,后續特朗普面臨更高的被“彈劾”風險。
即便面臨著政治壓力,特朗普仍可能采取激進方式以期待扭轉局勢:如果對伊朗作戰取得更大戰果,其國內政治風向或存在變化;同時,戰術上的成功也可挽救其戰略上的失策,為其提供美軍退出的合理借口。
其他力量的反饋也值得關注:美國的軍事行動并無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友響應,甚至遭到一定批評。我們理解美國海外軍事力量的減退、刻意制造貿易壁壘、退出北約等行為,均增加了上述各區域戰略自主化的傾向。在長期美國影響力逐步下降的趨勢下,各國的軍事力量儲備,基于國家安全考慮的關鍵礦產、重要能源儲備等,均在需求短對大宗商品形成支撐。當世界的分歧加劇,商品的價格體現出國際秩序的脆弱性,舊秩序的崩塌將推動對實物商品的追求。
對于沖突周邊國家,巴基斯坦等呈現沖突緩和的強烈意愿,其與伊朗的直接利益關系較大,后續仍存在持續斡旋的可能。而對沙特來說,在延布港口的石油管道實現原油外運轉移后,疊加油價的抬升,其實際收入影響相對較小,因而在美、伊沖突期間表達相對中立的態度。需要警惕的是受沖突影響較大的阿聯酋,是否會形成對伊朗的軍事介入,潛在的風險在于伊朗可能對阿聯酋油氣設施進行軍事報復,進而加劇全球能源供應危機。
中東的矛盾也影響著俄烏沖突:俄羅斯受益于俄原油制裁的豁免與油價上行,而對于烏克蘭來說,美國將明顯縮減軍事物資援助,且歐洲在自身能源問題嚴重的態勢下,后續對烏克蘭的支援力度存疑。如中東矛盾延續,俄烏雙方談判進程可能加速,進而改變貿易格局。
總結:當前美、以、伊朗的沖突,長期矛盾或難以解決,但對于核問題及霍爾木茲海峽控制、經濟制裁等衍生問題,談判解決是最可行的方式;而短期美、伊訴求的差異造成4月11日談判破裂——伊朗期待長期的穩定保證,而美國急于從中東抽身。
在局勢上,我們理解中期局勢降級、美伊持續談判的可能性正在被計價,但從特朗普言論及美軍軍事準備上看,不能排除其軍事施壓或軍事冒險的可能性,需要警惕局勢短期的進一步升級風險。同時,需要注意局勢變化帶來的影響外溢,如阿聯酋是否參與、其他國家的斡旋、俄烏沖突的談判進程、全球需求端受高油價的沖擊等。
對于能源供應的影響持續時間難以預料,鑒于軍事行動上的時間窗口,市場預計可能在5月之后進入沖突實際緩和的狀態。與1973、1979、1980、1990年的中東沖突不同的是,此前的沖突影響全球原油供應的幅度在2%-6%,而本次沖突爆發影響在10%-20%的水平。同時,鑒于局勢的不確定性,未來原油供應受影響的時間可能繼續延長,海灣國家的油、氣田如階段性關閉,未來產能修復也將消耗較長時間,從而令油價中樞上移時間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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