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眼中最有希望的女作家，卻情路坎坷，十年癡心，換來一身梅毒

一

湖南資興縣秀流村的黃家大院里，嬰兒的啼哭聲與遠處隱約的炮聲交織在一起。這是1894年農歷正月二十，就在這個女嬰出生前七個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帝國的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中全軍覆沒。

父親黃晦給女兒取名黃彰，字素如。他剛從日本留學歸來，是當地少有的新派人物，參加過同盟會，滿口“民主”“共和”。然而當接生婆報喜“是個千金”時，黃晦臉上還是掠過一絲失望——在這個宗法社會里，女兒終究是“別人家的人”。

小素如三歲那年，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賠償兩億三千萬兩白銀。消息傳到湖南鄉下時，黃晦在書房里摔碎了茶杯。而就在同一時間，六歲的小素如被母親何姣靈按在凳子上，開始纏足。

“娘，疼……”小素如的哭聲被母親嚴厲打斷：“女子一雙腳，關乎一生名節。現在疼，將來才能嫁個好人家。”

裹腳布里滲出血跡，與窗外家國命運的鮮血遙相呼應。彼時的中國，正在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的女性，依然被困在千年的纏足布里。

二

1900年，義和團運動席卷北方，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而在湖南鄉下，六歲的黃素如被一頂小轎抬進了同村李家的門——她成了童養媳。

婆婆是個刻薄的婦人，信奉“打出來的媳婦揉出來的面”。天不亮，小素如就要起床挑水、做飯、喂豬。她的手因為常年泡在冷水里，長滿了凍瘡。吃飯時，她只能站在桌邊，等全家人吃完，才能吃些殘羹冷炙。

最讓她痛苦的是那雙小腳。纏足后的雙腳畸形萎縮，走路鉆心地疼，但她每天還要背著沉重的柴火走十幾里山路。晚上脫鞋時，裹腳布和潰爛的皮肉粘在一起，撕下來時血淋淋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消息傳到村里，男人們聚在祠堂議論“共和”“民主”，女人們依然圍著鍋臺轉。十七歲的素如偷偷找來一張包過點心的舊報紙，上面有女子學堂的招生廣告。她鼓起勇氣對父親說：“我要去讀書。”

“荒唐！”黃晦拍案而起，“女子無才便是德！你好好在李家待著，明年就圓房！”

三

1915年，二十一歲的黃素如被迫與李家兒子完婚。這一年，袁世凱正醞釀復辟帝制，新文化運動在上海萌芽。但在湖南這個小山村，千年的封建禮教依然根深蒂固。

新婚之夜，喝得醉醺醺的丈夫粗魯地扯開她的衣服。當發現她沒有“落紅”時（因長期重體力勞動導致處女膜早已破裂），丈夫像瘋了一樣揪住她的頭發往墻上撞。

“不要臉的女人！”拳腳如雨點般落下。

婆婆聞聲沖進來，不但不制止兒子，反而加入毆打：“我李家清白門風，竟娶了個不貞的媳婦！”

那一夜，黃素如蜷縮在冰冷的地上，渾身是傷。月光透過窗欞照在她青紫的臉上，她想起白天在祠堂看到的“天地君親師”牌位，突然覺得那些字都在嘲笑她。

第二天，她被關進柴房，三天不給吃喝。第四天，婆婆扔進來一包耗子藥：“敗壞門風的東西，自己了斷吧，別臟了我李家的地。”

黃素如看著那包毒藥，突然生出強烈的求生欲。她想起報紙上說的“男女平等”，想起那些走出家門的“新女性”。她把耗子藥撒進灶膛，在弟弟的幫助下，連夜逃出了李家。

四

1920年，黃素如踏上了開往日本的輪船。此時她已改名“白薇”，取“潔白如薇草”之意。甲板上，海風吹起她齊耳的短發——這是“新女性”的標志。

東京街頭，隨處可見“大正民主”的標語。日本的女性運動也在興起，平冢雷鳥創辦了《青鞜》雜志，宣揚“原始女性是太陽”。白薇考入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白天上課，晚上在中華料理店洗盤子賺生活費。

1924年春天，在上野公園的櫻花樹下，三十歲的白薇遇見了二十四歲的楊騷。楊騷本名楊維銓，福建漳州人，是個風流倜儻的詩人。他穿著筆挺的學生裝，為白薇朗誦自己剛寫的詩：

“你是我靈魂的火焰/是我詩歌的源泉……”

櫻花花瓣落在白薇的肩頭，也落在了她塵封已久的心上。她想起老家那些“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訓誡，想起新婚夜的毒打，覺得眼前這個會說情話、懂詩歌的男人，就是她的救贖。

兩人在東京郊外同居了。楊騷繼續寫他的詩，白薇則包攬了所有家務，還要打工養活兩人。但她甘之如飴，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終于嘗到了愛情的滋味。”

然而好景不長。1925年初，白薇在楊騷的口袋里發現了一封日本藝妓寫的情書。面對質問，楊騷不以為意：“藝術家需要不同的靈感繆斯。”

更讓白薇崩潰的是，她發現自己懷孕了。當她顫抖著告訴楊騷時，對方皺眉道：“打掉吧，我們現在養不起。”

手術后，白薇虛弱地躺在床上。楊騷卻收拾行李說要回國。臨行前，他留下一封驚世駭俗的信：

“我最愛的素：我要去經歷一百個女人，然后疲憊傷殘，倒在你懷中。等我三年，我一定會回來找你。”

白薇拿著那封信，哭了一整夜。但第二天，她竟然開始數日子——三年，1095天，她愿意等。

五

1927年秋天，白薇已經是中國文壇矚目的新星。她的劇作《打出幽靈塔》在《小說月報》連載，魯迅稱贊她是“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此時的中國正經歷血腥的“四一二”政變，國共合作破裂，上海到處是白色恐怖。

就在這樣一個多事之秋，楊騷“如約”回來了。他衣衫襤褸，面色憔悴，一見白薇就跪下：“我回來了，我累了……”

白薇心軟了。盡管所有朋友都勸她，她還是把楊騷接回了自己租的亭子間。她以為浪子真的回頭了。

同居不久，白薇身上開始出現紅疹，持續低燒。她以為是勞累所致，直到有一天在洗澡時，發現大腿根部出現了硬幣大小的硬下疳——這是梅毒的典型癥狀。

她顫抖著去了上海最好的西醫院。德國醫生檢查后，用生硬的中文說：“梅毒，二期。你丈夫傳染給你的。”

治療需要注射“606”（砷凡納明），一針要5塊大洋，一個療程要二十針。白薇當時的稿費是千字3元，她得寫近兩萬字才夠打一針。更痛苦的是藥物的副作用：高燒、嘔吐、脫發。

而此時的楊騷在干什么？他拿著白薇的稿費，在上海的賭場和妓院里流連。有一次白薇拖著病體去四馬路找他，看見他正摟著一個下流女人，朗誦著當年在東京給她寫過的情詩。

“楊騷！”白薇沖過去。

楊騷推開她：“你怎么找到這兒來了？真掃興！”

那個下流女人嗤笑：“喲，楊詩人，這黃臉婆是誰啊？”

白薇看著楊騷，突然覺得無比陌生。這就是她等了三年、染了一身病換來的男人？

六

從1928年到1934年，白薇陷入了地獄般的循環：寫作賺錢→治病→被楊騷要錢→再寫作賺錢。

楊騷要錢的理由五花八門：要出版詩集、要辦文學雜志、要請朋友吃飯……最多的一次，他要走了500大洋，說是投資生意，結果全輸在了賭場。

白薇不是沒想過離開。但每次她下定決心，楊騷就會跪在她面前，哭訴自己的不得已，背誦他們當年在東京的情詩。而梅毒的治療需要持續數年，一旦中斷就會前功盡棄。她需要錢，需要不停地寫，沒有精力也沒有勇氣徹底決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情緒高漲。白薇拖著病體創作抗日劇作，稿費卻大部分流入了楊騷的口袋。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的身體在腐爛，我的錢袋在流血，我的心在死去。”

1934年，楊騷終于玩夠了。他宣布要娶一位上海富商的女兒，臨走前居然還來找白薇：“我需要一筆錢結婚，你會幫我的，對吧？畢竟我們曾經那么相愛。”

白薇看著他，突然笑了。笑著笑著，眼淚流了下來。她打開門：“滾。”

楊騷走后，白薇癱坐在地上。十年的光陰，十年的癡心，換來的是一身病毒、滿心瘡痍，還有空空如也的錢袋。醫生告訴她，因為梅毒侵害，她可能終身無法生育了。

七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上海淪陷。白薇拖著病體加入抗日救亡隊伍，輾轉武漢、重慶、桂林。戰火紛飛中，她的梅毒時不時復發，但買不起昂貴的“606”，只能用土方子勉強控制。

在重慶，她遇見了年輕時的好友丁玲。兩人在防空洞里躲日軍轟炸時，丁玲勸她：“找個老實人嫁了吧，好歹有個依靠。”

白薇搖頭：“我這身子，我這名聲，別拖累別人了。”

她說的“名聲”，不僅指她的病，更指她與楊騷那段“不光彩”的過去。在那個時代，一個染過性病、與男人同居過的女人，無論多么有才華，都很難被正經人家接受。

1945年抗戰勝利，五十一歲的白薇回到上海。曾經的亭子間已被炸毀，文壇的朋友們死的死、散的散。她租了一間閣樓，靠給報紙寫專欄勉強維生。

八

1949年，上海解放。五十五歲的白薇迎來了“新時代”。她當上了上海市文聯委員，有了固定的工資，再也不用為稿費發愁。

然而政治運動接踵而至。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人揭發她曾是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撰稿人。審查人員問她：“你和胡風什么關系？”

“投稿關系。”

“那楊騷呢？聽說你們在日本就認識，他后來去了臺灣，你們是不是有特務聯系？”

白薇苦笑。楊騷1949年確實去了臺灣，繼續寫他的風花雪月。而她在大陸，卻要為一個早已恩斷義絕的男人接受審查。

1966年，“文革”爆發。七十二歲的白薇被剃了“陰陽頭”，脖子上掛著“資產階級臭文人、日本特務、梅毒患者”的牌子游街。紅衛兵把她和楊騷的往事編成順口溜，當眾朗誦。

最讓她難堪的，是“梅毒患者”這個罪名。在那個談“性”色變的年代，性病等于道德敗壞。盡管她的病早已治愈，但污名卻伴隨一生。

批斗會上，有人朝她扔臭雞蛋：“爛貨！”

白薇低著頭，想起五十年前的新婚夜，婆婆也是這么罵她的。半個世紀過去了，有些東西從未改變。

九

“文革”結束后，白薇獲得了“平反”。但她沒有子女，沒有家人，獨自住在上海南昌路的一間小屋里。

改革開放后，文學界開始重新評價民國作家。有年輕學者來采訪她，問起楊騷。白薇沉默良久，說：“都過去了。”

真的過去了嗎？每個陰雨天，她的關節都會疼——那是梅毒的后遺癥。每次在報紙上看到“艾滋病”的報道，她都會想起自己當年得病時的絕望。那種病恥感，刻在骨子里，至死方休。

1987年夏天，九十三歲的白薇病倒了。住院期間，她時常望著窗外的梧桐樹發呆。護士問她看什么，她說：“看葉子。落了又長，長了又落，人不如樹。”

8月27日，她陷入昏迷。彌留之際，她突然用湖南方言說：“娘，腳疼……”

8月28日凌晨，白薇去世。按照她的遺囑，骨灰撒入湘江——那條從她家鄉流過的大江。

十

白薇去世后，她的作品被重新出版。文學史給了她應有的地位：“五四”后重要的女作家，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先驅。

然而翻開她的作品，字里行間都是血淚。《打出幽靈塔》里被父權壓迫的女性，《悲劇生涯》里為愛癡狂的女子，都有她自己的影子。

她的一生，正好跨越了中國從帝制到共和、從戰亂到和平的百年。但作為女性，她從一種枷鎖逃出，又陷入另一種枷鎖：從封建禮教的童養媳，到“自由戀愛”的犧牲品；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受害者，到“新女性”標簽下的囚徒。

她反抗了，出逃了，奮斗了，成功了，但最終依然被困在女性的身體里，困在疾病的屈辱中，困在時代的偏見里。

今天，我們紀念白薇，不僅是紀念一位作家，更是紀念所有在歷史夾縫中掙扎的女性。她們用血肉之軀，鋪就了后來者腳下的路——盡管這條路，她們自己從未真正走通。

主要參考資料：

《魯迅全集》中與白薇的通信、《丁玲文集》相關記述、楊騷《昨夜》、《民國時期性病防治史料》，上海檔案館藏、《湖南省志·民俗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