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連云港市孫宜強：無處申冤的“證據困境”

醉酒簽字背巨債，三案敗成失信人。一位連云港糧商的證據困局與情理之殤/情理全占，法理全輸。

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53歲的糧商孫宜強如今背負著一個他極力抗拒卻難以撕掉的標簽——失信被執行人。然而，這個標簽的背后，并非簡單的欠債不還，而是一連串他自稱為“有口難辯”“有冤難申”的司法敗局。三起案件，三種截然不同的債務糾紛，卻導向同一個結果：孫宜強全面敗訴。他并非否認所有經濟往來，而是對法院認定的事實本身感到巨大的冤屈與無力。

“他們說我拿了79萬現金，我根本沒見到！他們說那是借款，可轉賬分明寫著‘合伙收麥’！他們說我十幾年的債要不回來，因為我自己‘睡過了頭’！”孫宜強的控訴，指向了當前司法實踐中當事人最無力的幾個痛點：現金交付的“羅生門”、口頭約定的“證明真空”與訴訟時效的“無情鐵律”。

一、“現金”羅生門：一張借條與兩筆“幽靈”借款

最大的債務漩渦，來自他與長期資金伙伴胡尊愛之間的借貸糾紛。2019年1月1日，孫宜強在一張金額為210萬元的借條上簽了名。這張借條，成了他債務噩夢的起點。

（經不起質證和推敲的奇葩借條：1.沒有對應的流水；2.簽名不在借款人后名）

“那天喝多了，他（胡尊愛）拿出張紙讓我簽，說是對下賬，我根本沒細看就簽了。”孫宜強反復強調，這210萬元并非雙方對之前多年復雜資金往來的結算，更非新的借款，而是自己在意識模糊狀態下的被動簽字。然而，根據連云港市贛榆區人民法院（2022）蘇0707民初4264號判決書查明，法院并未采信其“醉酒”抗辯。判決指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其在借條上簽字即應承擔相應法律后果。

更讓孫宜強陷入絕境的是，胡尊愛在訴訟中主張，除了有銀行轉賬憑證的借款，其在2018年6月17日、18日還分兩次向孫宜強交付了49.9萬元和29.1萬元的現金。“我根本沒見過這些錢！純粹是子虛烏有！”孫宜強對此全盤否認。但同一判決書顯示，法院結合了胡尊愛提供的銀行取款記錄（時間、金額高度吻合）及其個人記事本記錄，認為現金交付的事實存在“高度可能性”。尤為關鍵的是，在后續的再審審查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24）蘇民申6738號裁定書指出，孫宜強曾自認償還胡尊愛10萬元，用于了結胡尊愛替其向案外人“胡順選”的8.2萬元墊款——這一陳述被法院認為反向印證了雙方之間存在此類現金墊付的可能。

最終，贛榆區法院（2022）蘇0707民初4264號判決以雙方實際發生的資金往來（包括被認定的兩筆現金）進行核算，判決孫宜強尚欠胡尊愛64.5萬余元本金及相應利息。江蘇省高院隨后駁回了其再審申請（（2024）蘇民申6738號）。“他說有現金，拿個本子記一下，法院就信了。我空口說沒拿，法院就不信。這理去哪兒說？”孫宜強滿臉的無奈與不甘。一張醉酒后簽下的“對賬條”，在法庭上被認定為“借款鐵證”；對方聲稱的近80萬現金交付，僅憑取款記錄和個人筆記即被法院以“高度可能性”采信。孫宜強怒吼：“我沒拿的錢，怎么讓我還？”但證據規則的砝碼，并未向他傾斜。

二、“口頭”之殤：200萬“合伙款”何以變成“借款”？

在另一起案件中，孫宜強轉換身份，作為自己經營的辰谷糧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起訴親戚劉士歡，要求對方承擔合伙收購小麥的虧損234萬余元。他的核心證據是，劉士歡在2022年分兩次向公司賬戶轉賬200萬元，且轉賬用途明確備注為“收麥子保證金”、“收麥子”。

“這不是合伙是什么？誰借錢會這么備注？”孫宜強認為，這鐵證如山。雙方口頭約定合伙收糧，他出公司資質和少量資金，劉士歡出大頭，盈利按比例分成。

然而，法院的視角截然不同。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蘇07民終4183號判決書指出，雙方既無書面合伙協議，在微信聊天記錄中也從未提及出資額、盈余分配、風險共擔等合伙核心要素。相反，在一段關鍵的通話錄音中，劉士歡明確表示款項是“借款”。一審贛榆區法院（2025）蘇0707民初3991號判決亦認為，轉賬備注僅能說明資金意向用途，無法直接證明存在“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合伙合意。最終，兩審法院均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了辰谷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參見（2025）蘇07民終4183號）。

“平時都是親戚，一起吃頓飯、打個電話就說好的事，誰想著去簽合同？”孫宜強坦言，正是這種基于親緣信任的口頭約定，在對簿公堂時變得蒼白無力。“收麥子保證金”——銀行轉賬憑證上白紙黑字的備注，在孫宜強看來是合伙的“鐵證”，在法官眼中卻僅是“資金用途說明”。一場基于親緣信任的口頭合伙，在缺乏法律要求的嚴密書面形式下，被還原為最單純的借貸關系。他輸了，輸給了自己不曾設想需要防備的“法律形式”。

三、“時效”之墻：一筆被時間“吞噬”的百萬舊債

第三起案件，孫宜強將自己對嚴波的一筆百余萬元陳年舊債，轉讓給了侄子孫克堂，由侄子出面起訴。這筆債權源于2012年，雙方簽有借款合同。

但這起案件敗得最為“技術性”。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蘇07民終2700號判決查明，該筆借款約定的還款日早已超過三年訴訟時效。盡管孫宜強聲稱年年催要，但無法提供2014年之后的有效催收證據。2023年的一段錄音中，嚴波也并未明確同意履行還款義務，無法構成時效中斷。更致命的是，一審海州區法院（2025）蘇0706民初2321號判決指出，原告孫克堂在訴訟中關于借款事實的陳述出現重大矛盾，嚴重削弱了其陳述的可信度。

“時間太久了，好多細節記不清了。覺得反正有欠條，賬總賴不掉。”孫宜強后悔不迭。法律不保護“躺在權利上睡覺的人”，訴訟時效制度成為橫亙在這筆債權前無法逾越的障礙。一筆拖欠十余年的舊債，因未能在法庭規定的三年期限內提供“有效催收”證據而徹底蒸發。法律保護債權，但更嚴厲地敦促權利人行使權利。孫宜強并非不想討要，而是從未意識到，“討債”本身也需要留下精密的法律證據鏈。時效屆滿，權利“沉睡”，法律的大門轟然關閉，留給他的是深深的茫然與不甘。

法理觀察：情理與法理的斷裂，熟人社會與證據規則的碰撞

梳理孫宜強的三起敗訴案件，其自身“證據意識薄弱”是貫穿始終的主線。在商業活動中，他過度依賴口頭承諾、熟人信用和現金往來，忽視了書面合同、規范票據和證據留存的重要性。當關系破裂、對簿公堂時，他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完全由“法律事實”（即證據能夠證明的事實）而非“客觀事實”（他內心確信的事實）所構筑的戰場。

他所遭遇的“現金交付認定難”、“口頭約定證明難”、“訴訟時效障礙”等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典型性。法院的裁判，嚴格遵循了“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當一方能提供取款記錄、筆記、錄音等證據形成證據鏈，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時，僅口頭否認的另一方勢必面臨敗訴風險。

孫宜強的遭遇令人同情，他是一個在傳統熟人社會商業習慣中行走的商人，卻最終在現代法治的“證據鐵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他的“不平”，是情與法的沖突，是習慣與規則的碰撞。他的故事，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部分市場主體在法治化營商環境中亟待補上的“法律風險防范”這一課。對于孫宜強個人而言，申冤和維權極艱難，如何妥善處理債務、走出困境，是比沉溺于“冤枉”情緒更為現實的課題。而其教訓，值得每一位市場參與者深思：在法治社會，證據意識，或許是最基本的自我保護。（文：孫宜強 羅雪）

附：文中涉及判決書及裁定書索引

l （2022）蘇0707民初4264號——連云港市贛榆區人民法院一審民事判決（胡尊愛訴孫宜強案）

l （2024）蘇民申6738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孫宜強申請再審案）

l （2025）蘇07民終4183號——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民事判決（辰谷公司訴劉士歡案）

l （2025）蘇0707民初3991號——連云港市贛榆區人民法院一審民事判決（辰谷公司訴劉士歡案）

l （2025）蘇07民終2700號——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民事判決（孫克堂訴嚴波案）

l （2025）蘇0706民初2321號——連云港市海州區人民法院一審民事判決（孫克堂訴嚴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