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高市早苗在公開場合聲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揮舞軍事威脅刀鋒的她，卻能神情無辜地做出辯解。

“我們只是為了保護自己。”

如此場景對中國而言是那樣的似曾相識，從甲午戰爭前聲稱“保護僑民”到全面侵華時宣稱“自衛行動”，日本史上幾乎每一次軍事侵略都被冠以被迫、防御或維護和平的名義。

先發制人的自衛論調恰恰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特征，高市早苗及其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必定深諳此道，當侵略被包裝成自衛，擴張便有了合法性，當軍事干預被描述成維護和平，出兵便有了正當性。

想要真正理解今天日本政客的齷齪言行，就必須回到更久遠的歷史深處，去窺探叫囂出兵背后，深植于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強盜邏輯。

早在18世紀末的江戶時代，日本思想家就已開始系統規劃對外擴張，本多利明在《經世秘策》中提出的“四大急務”，發展火藥、儲備金銀、建造船舶、開拓屬國，實際上是一份詳盡的殖民擴張藍圖。

佐藤信淵走得更遠，在《混同秘策》中毫不掩飾地宣稱“皇國開拓他邦，必由吞并支那始”，并詳細規劃了侵略路線，先占滿洲，再取朝鮮，最終實現“皇國混同世界萬國”。

這些在今天看來極端荒謬的言論，在當時卻是系統性的國家戰略構想，為后來的明治維新和對外擴張提供了思想基礎。

日本是神國，負有拯救或領導亞洲的使命，日本資源匱乏，必須向外尋求生存空間，強者統治弱者是自然法則，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將這套擴張理論付諸實踐，形成了一條清晰而血腥的侵略路徑。

1874年，以“牡丹社事件”為借口，首次出兵侵略中國臺灣。

1879年，吞并琉球王國，改設沖繩縣。

1894年，甲午戰爭的炮火讓中國被迫割讓臺灣、澎湖。

1910年，《日韓合并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朝鮮半島被完全吞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硝煙拉開侵占中國東北的序幕。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宣告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

冷眼看去不禁細思極恐，這條時間線上的歷史事件是系統性規劃的產物，日本軍方早有明確的北進與南進雙線戰略，國防本質不過是擴張的華麗外衣。

更為可怕的是，伴隨著對外擴張，這套機制還逐步內化為日本國家機器的運轉方式，從滿洲開拓團的殖民計劃到大東亞共榮圈的宏大構想，日本政客的最高理想，是構建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等級制殖民體系，被侵略國家的資源和人民都只是工具而已。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的擴張野心似乎被關進了籠子，然而，思想慣性和文化延續遠比政治制度的改變更為頑固。

近年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和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抬頭，那套古老的強盜邏輯正在死灰復燃，右翼政客精心構建了一套新敘事，中國崛起是對日本的威脅，臺海穩定關乎日本的生命線，地區沖突可能引發日本的存亡危機。

這套敘事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巧妙地將強盜邏輯進行了反轉包裝，在高市早苗等人的話語體系中，日本不再是侵略者，而是被迫卷入的受害者，軍事干預不再是擴張行為，而是危機應對。

與此同時，如今的日本正加快推進正常國家化進程，修改和平憲法、擴大自衛隊權限、增加軍費開支、強化日美同盟，每一步都被包裝成應對威脅的必要舉措。

若將這些舉措置于歷史脈絡中審視就會發現，歷史正在重蹈覆轍，“西南諸島防御”與歷史上的南進戰略在地理上高度重合，“臺海關切”與歷史上對臺灣的野心一脈相承，還有“海洋安全”論述與歷史上的海權擴張思想如出一轍。

毫無疑問，日本右翼勢力從未真正放棄擴張野心，無論是歷史教科書修改、靖國神社參拜，還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戰爭，種種跡象都是鐵證。

真相永遠存在，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日本侵華對中國造成了毀滅性的民族災難，3500萬軍民傷亡、6000億美元直接經濟損失、無數文化遺產被毀，血淋淋的事實背后，是一個民族的集體創傷與記憶。

所以說，百年血淚不能忘，不僅是為了悼念逝者，更是為了警醒生者，面對“中國威脅論”、“臺灣有事論”這些新瓶裝老酒的強盜邏輯，哪怕選擇妥協都是對和平的踐踏。

日本右翼政客“假賣慘真囂張”的背后，是同一套邏輯的在不同時段的演繹，他們想要的，就是將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國危機的基礎上，將自己的利益凌駕于他國主權之上。

對于中國而言，只有自身強大才能有效遏制日本侵略的沖動，和平發展不僅是為了民族復興，也是為了區域穩定。

百年血淚，鑒往知來，這既是中華民族的記憶，也是人類共同的警示。

參考文獻：

《江戶時代日本思想界的對外擴張理論》

《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的形成與海洋擴張思想》

《近代日本對外擴張溯源》

《近代日本海洋擴張的歷史原因論析》

《史實真相不容篡改__是非曲直涇渭分明——日本侵華與中國抗日的歷史脈絡_姚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