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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順乎于天的,遭遇怎樣的挫折都不怕,
因為自然會幫著修復它們。”
——劉墉 《人生總有花開時》
夜很深了,不想睡。
16號的晚上,澤偉給我打電話,問我結果出來了嗎?
我應聲說是,平靜的語調,大概是我能克制顫抖到的最大程度。
“看起來不是好消息。”他的語氣同樣的平靜,卻像是用盡了渾身的力氣。
“我以為你已經知道了……”
律師獲悉了、家屬被告知了、讀者朋友們也知道了,可事件的當事人,已經在獄中度過了289個日日夜夜的澤偉,卻是最后一個知道的。
似乎每次都是這樣。
也似乎,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沒有過什么好消息。
很多次,我安慰自己,也安慰他、安慰父母,生活總會有到了谷底后,再向上走的時刻。
可澤偉一次信里的話,也讓我覺得真實:“現實生活不像數學函數,脫離了拋物線的最低點之后,生活并不會滾回原本的最低點,而是會向著另一個山谷滾去,最后就又停在了另一個低點上,想要再回到原來的點已經不可能了。”
我們的生活,就是這么不受掌控的,從一個低谷,滾落到另一個低谷。
迷霧重重,阻力重重。
在電話里,他跟我說,昨天當地時間的傍晚,他就給律師打去了電話,得知結果還沒有出來,但也從律師口中,得知了一些他們覺得積極的方面。
每天早上,監獄的辦公室都會到各個區域發放通知,今天早上,他很早就站到了囚室的門口去等,等到獄警終于喊出第一個名字,又等到他們叫出最后一個名字。
都沒有他。
他跟我平淡地描述著這些場景,我不知道真實的場景中,那是怎樣的畫面。
我只能憑借經驗中的想象,大概是像放學時,一群孩子等在校門口,隔著鐵門的柵欄,盼著家長來接,卻眼睜睜地看著身邊的同伴一個一個地被接走,只留下自己,無人問津。
會不會有人來?什么時候來?
隨著天色漸暗,隨著建筑關燈,隨著周遭人群散開,懷疑和恐懼,慢慢代替了期待和信心,就這么,一點點地將人侵襲。
難道不是嗎?在布斯托監獄的時候,馬來人阿唐、美國人文森特、德國人老羅,他們的問題似乎都很嚴重,但他們都自由了……
在帕維亞,一位叫米歇爾的人,比他晚近帕維亞監獄,幾周前,出獄了。
16號當天,另一位叫保羅的獄友,獲批了居家監禁。前一天他還和澤偉一起在戶外放風、談論人生,他說想要好好找一份工作,再討個媳婦好好過日子;他還說要來中國看看,要給澤偉寫信。
第二天,獄中已經看不到他的蹤跡。
我跟澤偉說,我每天都在關心意大利的新聞,近期一起當地殺人的案件,判刑7年。
而我們呢?
最高97年刑期的指控,不知道最終將指向何方。
澤偉苦笑,他說,在這里,殺一個人都不算什么重罪。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應該表現得積極一點,讓他寬心,還是表現得低落一點,與他共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腦袋空空的、漲漲的。
但明天,太陽還是照常升起。手上該做的事,還是一件都不能停下。
我只是感謝自己還有女兒、父母、讀者朋友在身邊,還有人可以擁抱、說話、鼓勵。
而澤偉,又將在暗黑的狹小的囚室里,與諸多難表的情緒,繼續度過日日夜夜。
“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徐澤偉摘錄自史鐵生《病隙碎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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