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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風骨,英雄肝膽——緬懷瞿秋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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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闕興明



“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么用處?!”

這是瞿秋白留在世上的最后一段話,寫于就義前夜。紙頁上的墨跡未干,他便走向了羅漢嶺下的刑場。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長汀,清晨。瞿秋白換上一身洗凈的黑褂白褲,黑襪黑鞋,泡上一杯濃茶,點起一支煙,坐在窗前翻閱《全唐詩》。陽光從窗欞間灑進來,照在他蒼白的臉上。他吟讀著,思索著,然后提筆寫下幾行集句——那是他在人間最后的墨跡。

書寫至此,軍法處長傳令催促起程。他疾筆草書:“方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朔窃~讖,乃獄中言志耳!

擲筆,整衣,昂首走出房門。院子里陽光灑滿,兩排上了刺刀的士兵肅立兩側。他抬頭看了一眼遠處二樓窗戶上低垂的窗簾——那里是師長宋希濂的辦公室,一個多月前他曾在里面與這位昔日的學生辯論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宋希濂,正一個人悄悄挑起窗簾的一角,望著獨立院中的他。

瞿秋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他要赴一場已經等了太久的約會。



他三十六歲。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一個仕宦書香之家。祖父早逝,家道中落,父親瞿世瑋雖繪畫造詣頗深,卻早年游蕩,無所事事。一家人生活拮據,全靠母親金璇操持。瞿秋白從小能書善畫,對知識如饑似渴,卻因無錢交納學費,在十六歲時被迫退學。

那一年,母親因貧困走投無路,服毒自盡。

這是瞿秋白一生中最深的傷口。他后來在文章中很少提及,但那個冬天,他一定在心底反復咀嚼過命運的殘酷。母親死后,弟妹們被送到各處親戚家寄養,父親遠走濟南投奔朋友,瞿秋白投奔了堂兄瞿純白。在堂兄的幫助下,他考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后又來到北京,考入免除學膳費的俄文專修館。

他學會了俄語。這個看似偶然的選擇,改變了他的一生。

1920年,二十一歲的瞿秋白以《晨報》特派記者身份赴蘇俄考察。那是一片被稱作“餓鄉”的土地,剛剛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三年內戰的摧殘,食品和日用品奇缺,人民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堂兄瞿純白認為他“自驅絕地”,瞿秋白說:“我卻不是為生乃是為死而走,論點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從!

他要去親眼看看那個“新世界”。

在莫斯科,瞿秋白見到了列寧。那是1921年7月6日,克里姆林宮安德萊廳。列寧出席會議并用流利的德、法語演講,臺前擁擠不堪,瞿秋白無法靠近。但在會間休息時,他意外地在走廊上與列寧相遇,立刻不失時機地上前采訪。列寧出于對中國革命的關心,與他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并將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介紹給他。

那一幕,令瞿秋白終生難忘。

在蘇俄兩年,他寫下了數十篇通訊和《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等著作,向中國人民真實地報道了十月革命后的蘇俄。他是中國報道蘇俄實況的第一人,是用文藝體裁描寫列寧風采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完整譯配《國際歌》詞曲的第一人。

1923年,在北京家中,瞿秋白坐在風琴前,對著一首曲譜一邊彈唱,一邊斟酌著修改歌詞,直至順口易唱。法文單詞“國際”如果譯成中文,只有兩個字,而音節有八拍,不易唱好。他再三斟酌,采用音譯“英德納雄納爾”。他在譯辭附言中解釋:“各國都有譯本,而歌時則聲調相同,真是‘異語同聲’——世界大同的兆象!



6月15日,《新青年》刊載了這首歌的歌詞配曲譜。這就是沿用至今的《國際歌》中文歌詞。

從此,《國際歌》唱遍祖國大地。而十八年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將用這首歌為自己送行。

1923年回國后,瞿秋白迅速成為黨的重要領導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主持召開了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他代替陳獨秀,主持黨中央工作。那一年,他二十八歲。

但歷史是復雜的。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他回到了他所熱愛的文學園地,與魯迅共同領導左翼文藝運動,翻譯蘇俄文藝作品,傳播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那是他生命中最純粹的一段時光。

魯迅曾親筆抄錄一副對聯贈給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边@幅對聯,成了永為后人傳誦的文壇佳話。

1934年,瞿秋白奉命前往中央蘇區。1935年2月,在向香港轉移途中,他在福建長汀被捕。由于叛徒指認,身份暴露。

瞿秋白落入敵手后,敵人欣喜若狂。一個被重賞通緝了十一年的“共黨要犯”終于落網,這對國民黨無疑是個天大的喜訊。但他們很快發現,這個病怏怏,一身書生氣的文人,骨頭太硬,真是難以對付。

審訊時,敵人問他姓什么,他說:“姓冬!睌橙瞬唤猓骸澳忝髅餍睁,為什么說是姓冬?”他答:“我是按照你們的邏輯講話的。你們的邏輯就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敵人拿他沒辦法。

囚禁他的師長宋希濂,是他在上海大學教書時的學生。宋希濂笑臉相迎,說坦率地講,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學時就拜讀過你的文章。瞿秋白打斷了他:“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說了。任何語言改變不了我們今天相對立的位置!

宋希濂試圖與他辯論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瞿秋白滔滔不絕,說得滿室敵特無話可答。最后宋希濂說:“別忘了眼下你自己的處境。時至今日,你還沒有對我們講一點有價值的情況,這對你是很不利的!”

瞿秋白笑著投以冷嘲的目光:“這最后幾句話才是你今天繞著大彎子找我談話的本意!我鄭重地告訴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蔣介石交給你的任務,那將一定是徒勞的。”

從此,宋希濂再也沒有直接出面找他談話。

南京方面不甘心。他們派來一撥又一撥的說客,許以高官厚祿,條件是——不必發表反共聲明,不必寫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翻譯即可。

瞿秋白的回答只有兩個字:拒絕。

他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在獄中,他寫下了那篇令后世爭論不休的《多余的話》。有人說這是他的懺悔,有人說這是他對王明路線的控訴,有人說這是一個文人對自己一生的誠實解剖。

其實,最應該被記住的,不是他寫了什么,而是他在寫完之后做了什么。

寫完《多余的話》的那天,他對來看望他的難友說:“我早就準備這一天了!

1935年6月17日,參謀長向賢矩走進瞿秋白的房間,告訴他南京最高當局來電,命令就地槍決。瞿秋白放下手中的筷子,深深吸了一口氣,鏗鏘有力地回答:“我早就等著這一天了!這樣做才符合蔣介石其人的作為!我提議,為你們提前給我送行,干杯!”

參謀長和陳軍醫都沒有舉杯。瞿秋白自己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第二天清晨,他換上洗凈的黑褂白褲,坐在窗前翻閱《全唐詩》。寫完最后的絕筆,擲筆整衣,昂首走出房門。

十時整,軍法處長傳令出發。他昂首走出三十六師大門,腳踩著行進的節拍,用俄語和漢語輪流高唱《國際歌》:“英特耐雄納爾,一定要實現!”

他被帶進中山公園。八角亭里,一桌酒肴已經擺好。他請負責監督行刑的軍法處長和政訓處長對飲,被拒絕了。他不再謙讓,自己坐下,背北面南,自斟自飲,旁若無人。

酒興中,他又高唱《國際歌》《紅軍歌》數遍。默默無語的士兵,他視同送殯的人群;閃閃發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他放聲歌曰:“人之公余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也!”

歌畢,他手夾香煙,顧盼自如,漫步走向刑場。他不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走到羅漢嶺下的一塊草坪上,他停下來,環顧四周的山水和天空,微笑著點了點頭。

然后,他盤膝而坐,對劊子手說——

“此地甚好,開槍吧!”

槍聲響了。長空傾訴,山川哭泣。

他倒下了,年僅三十六歲。

書生風骨,英雄肝膽。

這八個字,用在他身上,恰如其分。他是書生——文弱多病,溫文爾雅,翻譯《國際歌》,與魯迅互為知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革命史上不可繞過的一座豐碑。他更是英雄——被捕后拒絕一切勸降,從容赴死。他體弱多病,疾病纏身,醫生說他只剩兩三年可活,他卻說:“既然時間不多了,就更沒有理由住院了!

論身體,他是文弱的;論骨頭,他卻是最硬的。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沒有絲毫動搖。他不是不怕死,他只是不怕為信仰死。

1935年8月,瞿秋白犧牲的消息傳到上海。魯迅抱病為他編!逗I鲜隽帧,在病榻上寫下了“紙墨更壽于金石”的贊語。這是他對摯友最深情的告別,同時也是他對自己身后事的預囑。

今天,在江蘇常州,瞿秋白紀念館里,陳列著他生前用過的風琴、書桌和筆墨。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他的就義處矗立著一座紀念碑。碑上刻著他的話:“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

那是一個文人最后的從容,也是一個英雄最后的豪邁。

他犯過錯誤,受過委屈,被排擠出中央,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寫下《多余的話》——但這一切,都不妨礙他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因為他用生命回答了那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么用處?

他有靈魂。那個靈魂,在槍聲響起之前,還高唱著“英特耐雄納爾,一定要實現”。



一身文人骨,千秋烈士魂。

這就是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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