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又頭疼了！安樂死法案死灰復燃，首相不敢站隊兩頭為難

英國關于協助死亡的激烈辯論即將卷土重來。協助死亡法案的支持者正計劃采取前所未有的策略，以打破英國議會的僵局，此舉可能會引發自脫歐時代以來未曾見過的激烈對抗。

利德比特的反對者們恐怕難以獲得喘息機會。利德比特上周已與政府官員會面，討論重啟法案的計劃，并打算在5月13日新議會會期開始后的幾周內付諸行動。她的盟友、曾是托尼·布萊爾親密盟友的查理·法爾科納聲稱，如果有機會，多達150名后座議員愿意以自己的名義重新提交利德比特的法案。隨后，他們計劃利用一項罕見的程序，在法案再次受阻時繞過上議院的批準直接通過。

“我們要再來一次，”利德比特在接受采訪時揮拳表示。她補充說：“法案肯定會回來，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絕不是一個會消失的議題。”

此舉將為英國自脫歐以來最激烈的立法紛爭火上澆油。雙方議員公開指責對方缺乏誠意。利德比特和法爾科納表示，他們的法案旨在賦予人們選擇死亡的權利，且得到了下議院議員的支持，并指責少數上議院議員“阻撓議事”，將宗教或道德層面的反對包裝成細節調整。反對者則指責他們無視合理關切，強行推動一部存在缺陷的法律，使弱勢群體在缺乏適當保障的情況下陷入生命危險。

這場重啟的斗爭將給首相基爾·斯塔默帶來新的頭痛。斯塔默多年來個人一直支持協助死亡合法化，但拒絕為該法案提供任何形式的政府背書。在斯塔默深陷戰爭、政治鬧劇以及努力扭轉工黨民調支持率的泥潭時，其盟友對于這場可能消耗更多時間和頭條新聞的爭議感到疲憊。不過，雙方陣營中均有人認為，政府介入是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

利德比特和法爾科納的計劃核心是利用1911年和1949年的《議會法案》。在極少數情況下，該法案允許法案在遭到上議院否決或陷入僵局時仍能通過。歷史上該法案僅被使用過7次，上一次是在22年前禁止獵狐，且此前從未用于私人議員法案。

該方案要求下議院議員以2025年6月投票時的幾乎完全相同的形式通過利德比特的法案，即保留下議院原有的修正案，但不包含上議院此后提出的任何修正案。隨后，法案將提交至上議院，如果再次陷入僵局，法案將無需上議院的參與直接通過。漢薩德協會主任魯思·福克斯評估稱，這一策略成功的幾率是“五五開”。她表示：“這在理論上可行，但協調時間和程序機制將充滿挑戰。”

這一大膽計劃必須克服三道難關。第一步是贏得私人議員法案的抽簽。利德比特計劃再次參加抽簽，如果獲勝，她將重新提交法案。如果失敗，她將與團隊建議其他議員以個人名義提交。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支持該法案的議員愿意這樣做。法爾科納稱“可能多達150人”，但這一數字是基于那些私下要求斯塔默給予法案更多時間的議員。

第二步是在下議院委員會階段推動法案通過，且不進行任何新的修正案。支持者西蒙·奧弗建議，整個公共法案委員會可以完全由支持者組成，以降低出現修正案的風險。反對該法案的保守黨前立法事務主任尼基·達科斯塔認為，這屬于“濫用職權”，因為委員會應當反映議員觀點的廣度。

第三步是在下議院全會通過法案，并移交給上議院。要在此環節失敗，至少需要12名此前支持該法案的議員倒戈。利德比特指出，一些去年反對該法案的議員現在對僵局感到“震驚”，可能轉而支持；而反對者則認為，一些當初因認為法案會受到進一步審查而支持的議員，現在已心生退意。

如果法案走完上述流程，即便上議院阻撓，支持者也能獲勝。在議會年度結束前夕，如果法案仍處于僵局，下議院議長林賽·霍伊爾將“證明”該法案可以繞過上議院并提交給查爾斯國王批準。屆時，協助死亡將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合法化。

利德比特表示，她對那些渴望改革的家庭感到“憤怒”，并認為這種僵局損害了上議院的聲譽。“我認為上議院改革現在已提上議程，”她說，“我不認為公眾會因為議會未能達成決定而對它抱有好感……公眾對這個由非民選人員組成的、不知如何進入議會的上議院并沒有多少尊重，我認為他們給自己造成了損害。”

反對者認為，上議院的辯論暴露了法律中下議院審查未發現的漏洞。工黨上議院議員露西安娜·伯格指出，該法案擁有廣泛的權力和59個條款，遠超任何已知的私人議員法案。她質疑道：“這一過程表明，我們無法獲得一部安全的法案。”

反對者還警告，濫用程序將為未來的極端勢力開創“危險的先例”。達科斯塔表示：“一旦進入上議院，就沒有‘關閉開關’了。議員們將被要求確認是否愿意讓這部充滿缺陷的法案成為法律。”

法案支持者面臨的另一個選擇是斯塔默介入，但首相目前不愿這樣做。利德比特承認，政府保持中立是“正確做法”，但并未明確斯塔默是否應像2012年戴維·卡梅倫在同性婚姻問題上那樣，在允許議員自由投票的同時更堅定地表達支持。

一些反對者也認為政府的中立立場站不住腳。伯格表示：“政府怎么能不對協助死亡如何引入及其對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的影響持觀點？顯然它有觀點，但卻不愿表達，這根本不可持續。”

盡管過程充滿敵意，但利德比特堅稱，現在是議會做出決定的時候了。“我們看到許多國家在這個議題上發生了變化，”她說，“我認為這就像同性婚姻一樣，當法律最終改變時——它終將改變——我們會回過頭來問，為什么這花了這么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