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聲明:內容取材于網絡
2026年4月的第二個星期,美國司法系統出了一件讓人想不通的事。司法部一口氣解雇了6個移民法官,其中兩個人——羅帕爾·帕特爾和妮娜·弗羅斯——就在一兩個月前,剛剛做出過阻止政府把外國學生趕出美國的裁決。
這事之所以鬧得這么大,不光是因為解雇的時間點太湊巧了,更是因為它碰到了一個美國司法體系里長期存在的制度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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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背景交代清楚:在美國,“法官”這個詞其實有兩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統。聯邦法官是總統提名、參議院批準,根據憲法第三條享有終身任期,只要“品行端正”就沒人能隨便動他們——哪怕總統看不順眼也不行。兩百多年來,這條規矩一直被當成美國法治的基石。
但移民法官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他們根本就不是憲法意義上的法官,而是司法部底下“移民審查執行辦公室”的普通員工。他們的任命不用總統提名,更不用參議院點頭,司法部長自己就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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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緊的是,移民法官沒有終身職位的保護——司法部長隨時可以讓他們走人,連彈劾程序都用不著。說得直白一點,一個主持驅逐聽證、決定成千上萬人去留的“法官”,在法律上其實就是個可以被上級隨便開除的政府雇員。洛杉磯時報2026年1月的一篇評論文章對此有句總結:移民法官“從未享有我們與‘真正法官’相關聯的那種獨立性”。
正是因為有這種制度上的脆弱性,總統對司法裁決不滿意的時候,他拿聯邦法官沒轍,但拿移民法官有的是辦法。4月10日這輪解雇,就是把這條制度裂縫給捅穿了。
兩個學生案子的來龍去脈
被解雇的兩位法官之前審過什么案子呢?
第一個案子,當事人是塔夫茨大學的一名土耳其籍博士生,名字叫呂梅莎·厄茲圖爾克。她跟同學合伙在學校報紙《塔夫茨日報》上發了篇專欄文章,批評塔夫茨大學跟以色列有關的公司存在投資關系,還在文章里頭把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說成是“種族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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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登出來以后,美國國務院動了一個不怎么常用的規定——《移民與國籍法》的一條規定——以“有悖于美國外交政策利益”為由吊銷了她的學生簽證。
隨后,便衣移民執法人員在馬薩諸塞州薩默維爾的人行道上當街把她帶走,整個過程被路人拍下來傳到了網上,畫面沖擊力相當強。她被關了超過6個禮拜才獲釋。
案子到了移民法院,主審法官帕特爾在2026年1月做出裁決:政府沒能盡到舉證責任,證明不了厄茲圖爾克應該被驅逐,案子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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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爾是2024年由拜登政府任命的,被解雇的時候正處于2年試用期的尾巴上。她后來接受采訪時說,雖然“早料到會有這一天”,可真當通知到來的時候,“還是覺得有點震驚”。她還說,不確定裁決是否影響了自己的任期,但“我很難想象這對我有什么幫助”。
第二個案子的情節同樣讓人揪心。當事人莫赫森·馬赫達維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巴勒斯坦籍研究生,出生在約旦河西岸的難民營,在美國持綠卡住了十多年。上學期間,他參與組織了校園里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還一起創辦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巴勒斯坦學生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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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他在佛蒙特州參加入籍面試的時候,被移民執法人員當場逮捕,隨后被關了16天才保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親自簽發了一份備忘錄,稱馬赫達維待在美國會“潛在地破壞”美國外交政策。
主審法官弗羅斯在審查政府提交的證據時,發現了一個關鍵的程序漏洞:政府律師提交的不過是一份沒按規定認證過的復印件,不符合聯邦法律對證據形式的要求。2026年2月,弗羅斯裁定:由于政府沒能好好支持自己的主張,案子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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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案子裁決時間就差一個月,兩位主審法官隨后在同一個禮拜里被解雇了。
數據不會說謊
全國移民法官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自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已有113名移民法官被解雇,超過總人數七分之一的人丟掉了工作。而在這之前,移民法官被解雇的情況“極其罕見”。
更有意思的是數據對比。被解雇的法官在任職期間授予庇護的平均比例大約是46%,而留任的法官授予庇護的比例大約是15%。帕特爾本人在特朗普任內批準庇護的比例是41.5%。這個數據差距太顯眼了——政府不是隨便清理隊伍,而是在系統性地把那些更傾向于批準庇護請求的法官給剔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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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發了份聲明,說所有法官“都負有法律、倫理和職業上的義務,審理案子的時候要保持公正和中立”,要是有法官表現出“系統性偏見”,移民審查執行辦公室“就有義務采取行動來維護系統的完整性”。
可這份聲明壓根就沒拿出任何具體證據來證明被解雇的法官確實存在偏見的裁決記錄。帕特爾自己也說了,她不認為被解雇是對某一個特定案件的“直接報復”,而是一場更宏大的意圖——試圖重塑移民法庭的法官陣容,讓它更加貼合現任政府的政治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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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正在被重塑
這6個法官的解雇根本不是孤立的事,而是特朗普政府系統性改造移民法院體系當中的一個環節。從更宏觀的層面看,庇護批準率已經降到了歷史最低的7%,而2025財年移民法庭簽發了近50萬份遣返令,比上一年增加了57%。一邊是法官被大量解雇,一邊是遣返令數量飆升——這中間的因果鏈條,恐怕不是巧合兩個字能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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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爾在采訪中說了幾句讓人聽著發涼的話。她說:“我珍視擔任移民法官的經歷,但這工作充滿艱辛,因為法官的裁決會對當事人的命運產生非同尋常的影響。當司法系統流失了受過專業訓練且經驗豐富的人才,加之要求加速結案的施壓不斷升級,這無疑會增加誤判的風險。
正當程序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而犯錯的幾率卻在成倍增加。確保移民法庭能夠忠實捍衛法律、恪守憲法并踐行正當程序,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眼看著這些基石正在遭到蓄意破壞,實在令人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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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曠日持久的改革呼聲
其實,法律界呼吁把移民法院從司法部獨立出來的聲音已經喊了很多年。2026年3月,眾議院民主黨人重新提出了《真實法院與法治法案》,想把移民裁決職能挪出行政分支,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移民司法系統。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執行主任說:“法院必須公平公正。法官絕不應該因為拒絕追隨政治議程而擔心遭到報復。建立獨立的移民法院,是保護正當程序、恢復誠信、確保裁決值得公眾信任的關鍵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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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在移民法院經歷了一場大清洗之后,這個改革到底能不能獲得足夠的政治推力,誰也說不好。
時間回到2026年4月10日這一天,帕特爾正在主持一場聽證會。休庭間隙,她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被告知司法部拒絕將其轉為正式編制,當天就是她的最后工作日。
她隨即收拾好個人物品,通知主管法庭內尚有人員需要遣散,然后匆匆離開了現場。一個穿法袍的“法官”,連告別儀式都不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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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移民法官的職業安全跟行政首長的政治好惡直接掛上了鉤,當司法裁決可以用解雇來懲罰,當“法官”這個稱呼前面的獨立性被一點點抽空——這些變化碰到的,遠遠不止是一張解雇通知書那么簡單。
它們從根子上動搖了一個社會對司法公正的基本信念:每一個人,不管國籍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政治立場是什么,都應該有權在法庭上得到中立裁判者的公正審理。當法治的原則被扔進政治的漩渦里頭,受傷的不只是幾個法官的職業前途,而是一個社會賴以為系的公平正義的制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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