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臨終前出現回光返照，求主治醫生救他，死時一只眼睛未閉合

1959年12月4日，北京的風透著寒意，西直門站人聲鼎沸。剛被特赦的溥儀提著簡單行李，走下車廂，抬頭看天，一片灰白。他輕輕摸了摸兜里那張泛黃的火車票，自言自語：“從今天起，我得學會自己買票。”從這一步起，他徹底告別了帝王時代的“九龍抬龍椅”，真正邁進了平民世界。

回到北京后，溥儀被安排在植物園勞動。晨曦微露，他學著農友的樣子彎腰鋤地，褲腳卷起，鞋面沾滿泥漿。有人悄悄圍觀，竊竊私語：“那不是當年的皇上嗎？”他抬起頭，只笑不答。干完活，騎著舊自行車回宿舍，一碗小米粥就算晚餐。日子素凈，卻讓他第一次體會到“自己動手，飯有滋味”。

這一年，他53歲，卻像小學生般學著寫請假條、填表格。檔案上登記的職業被改成了“北京市植物園特邀園藝工”。秘書告訴他，組織考慮給他安排更合適的工作，他擺手：“先讓我學會種菜，再談別的。”那份小心翼翼的執拗，看得出他極力想把過去甩在身后。

1962年4月，醫院里一個短發女人拎著藥箱敲開了他的病房門。李淑賢，30歲出頭，護士出身，說話利落。兩人初見時，溥儀正在練習拉小提琴，手指笨拙而專注。李淑賢放下藥杯，笑著說：“您拉跑調了。”他抬頭，尷尬地笑。就是那一笑，成了命運暗埋的伏筆。當年4月30日，經組織同意，兩人在景山公園登記結婚。新社會沒給他玉璽，卻給了紅本本，他把結婚證仔細夾在寫字臺抽屜里，生怕折了角。

日子并不全是溫情。早在1945年被蘇軍俘虜時，溥儀就已患上腎臟疾病，長期拘押、營養不良讓舊疾埋下隱患。1966年春天，他開始出現腰部鈍痛，尿量劇減。北京協和醫院確診：慢性腎功能衰竭，已至尿毒癥階段。醫生孟超然叮囑：少鹽、限水、保持情緒平穩。溥儀點頭，卻轉身把藥丸分作兩半，笑說“省一點吃得久”。

同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風聲驟起，街頭標語鋪天蓋地。對于這場新的風暴，他既緊張又茫然，唯恐再被卷入風口浪尖。李淑賢寬慰：“安心治病吧，別胡思亂想。”他笑答：“我現在就是普通病號，輪不到我操閑心。”話雖輕，卻掩不住日益消瘦的面龐。

1967年10月15日傍晚，病房窗外飄著小雨。溥儀突然精神大振，要李淑賢把書桌上的稿紙遞來。他連夜寫下數頁《我的前半生》補遺，把紙交給隨侍的護士，鄭重囑托：“交給出版社，別耽誤。”護士記得，當晚他聲音洪亮，連臉色都透著血色，好似病已痊愈。誰料，這正是“回光返照”的前兆。

10月16日凌晨3點左右，他的呼吸忽爾急促，喊著：“快請孟醫生，我還想寫完回憶錄，我不能走。”李淑賢紅著眼跑向走廊呼救。待孟超然趕到，溥儀竟坐起，艱難地握住醫生手腕，重復那句話：“救我，我還能做事。”話未落音，眼神忽地暗淡，身子向后倒去。心電監護儀的曲線驟然拉平，秒針如同凍住。

那一刻，病房燈光刺白。眾人圍攏，李淑賢握著他的手，泣不成聲。奇特的是，溥儀的左眼半睜半閉，右眼卻已合上。醫護人員輕撫眼瞼，也未能讓它完全閉合。有人悄聲猜測：或許是舊歲月的殘影不讓他安心，也或許是他仍想看一眼這個新世界。

隨后兩日，官方秉持“從簡”原則為其辦理后事。遺體告別儀式設在北京醫院小禮堂，沒有金頂華蓋，沒有珍珠寶蓋，廳內僅擺幾束白菊。曾經的“宣統皇帝”在公墓里只占據了一口普通骨灰壇，與普通逝者并無二致。溥杰扶棺時哽咽，卻被兄長一只“未合的眼”刺痛，只能默念：“三哥，走好。”

人們后來常議論那只未閉的眼。有人說，那是舍不得這片換了新天的新中國；有人說，那是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的遺憾；還流傳更玄乎的版本，稱他看到滿清列祖前來相迎而不忍離去。醫學界卻給出干巴巴的解釋：臨終肌肉痙攣，眼輪匝肌失張，屬常見現象。無論哪種說法，已無從考證。

回望他的一生，重要的時間節點清晰可辨——1908年登基，1912年遜位，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1932年充當偽滿洲國執政，1945年被俘，1950年移交撫順戰犯管理所，1959年特赦返京，1967年病逝。每一步，都踩在民族劇變的節拍上。歷史的浪潮翻涌，他像一葉小舟，隨波漂泊，偶有掙扎，終究無力轉舵。

朋友曾問他：“這輩子后悔當皇帝嗎？”他沉吟片刻，答得云淡風輕：“那時我才三歲，有什么可悔？可惜后來不懂世道，誤了自己，也誤了別人。”語氣平平，卻似殘燈忽閃，讓人心生酸楚。改造期間，他常給青年犯人講“過去的宮門多高，卻關不住時代的風”，用來勸人放下架子、投入勞動。聽眾很難相信，這番話竟出自昔日號令天下的天子口中。

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自己當年在長春的御用馬鞍、鍍金龍扇捐給了國家博物館。面對工作人員的詫異，他輕描淡寫：“放在家里是贓物，擺在櫥窗才是文物。”這句話后來流傳開來，不少觀眾在展柜前駐足，感嘆帝王也會自嘲。

進入晚年，溥儀的精神世界逐漸清朗。他學會打醬油、排隊買菜，對售貨員喊一聲“同志”，頗有滿足感。有時他偷偷寫詩，卻不敢公開，怕被指“留戀封建”。一首筆跡潦草的小詩，只有短短三句：“曾乘紫氣入宮墻，今朝菜畦伴斜陽。人生原是千層浪。”紙頁如今存于檔案館，很少有人翻閱。

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把大部分稿費捐給了當時的抗震救災基金。鄰居小孩問：“爺爺，你不是沒多少錢嗎？”他拍拍口袋，把幾枚車票硬塞回孩子手里：“錢有去處，車票留念。”孩子長大后，在回憶文章里寫道：“那是一雙經歷過龍椅也握過鋤頭的手，骨節分明，卻溫熱。”

10月17日黃昏，北京城的霾散了一些，落日映得城墻殘紅。醫院走廊里，護士們輕聲議論著剛剛過去的病人。病歷本上，死亡時間被工整記錄：17時10分，終年61歲。幾行字，蓋住了三代帝王夢，也為一段王朝史畫上句點。溥杰收拾遺物時發現，那本未寫完的《我的前半生·續》只寫到“愿為一滴清水”，筆跡在句末戛然而止，再無下文。

1967年10月31日，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普通存放室，編號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