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耿飚上門探望徐向前，徐：你把楊得志和羅瑞卿都弄溝里了？

1962年4月，北京城的春風帶著微涼。晚飯后不久，一位高個兒中年人騎著老式飛鴿車，悄悄拐進月光下的西四北大街。街角哨兵認出是耿飚，忙行禮放行。那天他沒穿軍裝，只把車靠墻一支，提著一籃自家種的蘋果，走進徐向前的家。門一開，元帥抬頭見他，微微瞇眼，笑里透著調侃：“聽說當年你一腳油門，把楊得志、羅瑞卿全帶溝里去了，真有這事？”

屋子里響起兩聲爽朗的大笑，尷尬與溫情混成一股子老戰友的默契。耿飚脫下外套，撫了撫灰白鬢角，隨口回敬：“那可是‘技術展示’，只是坑深了點。”話音未落，茶幾上的搪瓷缸還在顫，他的思緒卻翻到二十多年前的硝煙與荒草之中。

1931年冬，江西寧都。紅三軍團剛打完反“圍剿”，部隊要過一條百米寬的河溝。橋被敵軍炸斷，天寒水急，耽擱一分鐘就可能被追兵咬住。耿飚摸出隨身帶的《工程學》，借著篝火翻了幾頁，抓過木料、油桶、麻繩，架起第一座浮橋。士兵端槍蹚過河面時，木板輕晃卻穩如平地。這一次突圍，讓許多紅軍第一次知道，這個背槍的湖南小伙除了敢拼命，還能動腦子。

長征途中，他的身影總是最惹眼：左肩扛槍，右手拖著相機，腰間還纏著修表的小鉗子。困了，他蹲路邊補一塊鞋底；敵機低飛，他舉起相機搶拍；晚上扎寨，他把炊事班的鍋鏟搶來，翻炒野菜。有人評價他是“紅軍行走的百寶箱”，還真不算夸張。

再說騎馬。1935年秋，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部隊急行北上。川北草地上跑著成群野馬，沒人敢碰。耿飚盯上一匹純白駿馬，悄悄摸到近前，揪住馬尾，整個人騰空而起。馬受驚狂奔，他被重重摔下仍不撒手，反復幾次，塵土飛揚。等夜色沉下來，駿馬的桀驁最終敗給了這股蠻勁，乖乖低頭。第二天清晨，耿飚騎著它在隊伍前飛奔，紅軍戰士一陣喝彩，楊得志笑著搖頭，喊他“耿白龍”。

直羅鎮大捷后，部隊士氣正盛。空地上，陳賡笑呵呵把耿、楊二人拉出來賽馬。兩騎如箭，塵土卷起丈余高。最后百米，楊得志領先半個馬頭，自豪之際，一只野兔躥出，戰馬受驚，他被甩翻在地。耿飚急忙翻身下馬，把人背起就往衛生隊沖。幸而只是腦震蕩，養了月余無大礙。此后楊將軍看見馬就皺眉，耿飚卻把那匹白馬騎到了抗戰前線。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晉察冀根據地烽煙處處。1941年，聶榮臻將指揮棒交給“楊—羅—耿”鐵三角：楊得志任司令，羅瑞卿管政治，耿飚當參謀長。彼時物資極缺，汽車更是寶貝，一輛蘇式越野車幾乎是總部唯一的“公用坐騎”。一次急召會議，司機突然病倒。耿飚拍拍車頭：“我來開。”楊得志皺眉，壓低嗓音：“可別一頭扎溝里。”羅瑞卿笑著附和。耿飚不服氣，掛檔起步倒也平穩，可山路彎急，他越開越興奮，油門下意識加深。拐過一個土坡，車頭猛地沖進積水坑，整輛車斜插在溝里。三人連滾帶爬爬出來，落湯雞似的對望半晌，隨后捧腹大笑。耿飚拍拍褲腿：“通車成功，只是方式另類。”此番“溝里驚魂”成了根據地茶余飯后的談資。

新中國成立后，耿飚長期從事外交和國防外事工作。1955年授銜時，他是少將，理由并非戰功不足，而是組織上讓他留出空間給后來提拔。盡管如此，一身戎裝仍掩不住他眼角那絲頑皮。1959年中印邊境談判，他用流利的英語與對方唇槍舌劍，被周總理稱作“會打仗又能談判的外交家”。

歲月流轉，老朋友各守一隅。1962年這次拜訪，耿飚其實另有心事。邊境風云漸起，他被臨時召回部里準備奔赴西藏，出發前想聽聽老首長的意見。可當他話未出口，徐向前就抖落那段舊聞，屋里笑聲不斷。笑過之后，徐元帥正色叮囑：“邊疆要穩，談判里帶點鋒，槍桿子也要亮出來，但更要冷靜。”耿飚記下了，端茶一口，只說：“明白。”

夜深了，鐘聲敲過九下。耿飚推車出巷口，街燈昏黃，車鈴聲清脆。他想著徐老那句半玩笑的話，不自覺咧嘴。戰爭年代連命都敢賭，一趟溝里之旅算什么？可這笑意里，也夾著對兄弟情誼的珍重——沒有誰會永遠年輕，但并肩闖過生死的記憶，在哪一年都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