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愛說話的人，心里藏著啥？耿樂演活沉默角色，戳中無數內向者！

2026年3月28日，耿樂出演的電影《蜂蜜的針》上映。第二天傍晚，我們在北京國貿的一間餐廳碰面。他剛從橫店劇組趕回來。坐下后，他只點了一份沙拉，開玩笑地說，“春節一直在增重，減下來也不容易。”

耿樂上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訪是在2017年。那是他的“爆發之年”，有五部新作：《刀背藏身》《下海》《相愛相親》《嘉年華》和《桃源》。如今近十年過去，行業環境在變，觀眾在變，娛樂形態也在變，但耿樂像保持身材一樣，保持著自己在大小屏幕上的活躍度。

女主角一步步墮入深淵與寇逸的置身事外形成鮮明的對比。直到影片最后，支寧殺害了前去查案的警察，寇逸來找她，難以置信地問，“你心里究竟憋了什么主意，非要讓我逃脫法律的制裁？”影院爆發出一陣哄笑。

電影上映后，有不少觀眾討論支寧對寇逸的情感，是否來得太突然又洶涌，缺少激情犯罪的合理性。在耿樂看來，二人從未產生過愛情，支寧更像是一個崇拜者，只是以愛為名，而當從不缺少愛的寇逸知道了愛的殺傷力如此之大，他選擇了自毀。

寇逸是很難用語言準確形容的角色，這是耿樂的“嗨點”，“好的人物就是要復雜到讓你一句話說不清楚，讓你五味雜陳，這才有意思。”

《小城大事》劇照

耿樂在2026年與觀眾見面的角色，還有年初播出的劇集《小城大事》里的林冬福，一位踏實、務實、有責任心的實干派副鎮長。在一次工程安全檢查中，他潛入海中取證，導致肺部損傷，最終在沉睡中離世——他蜷縮在床上的那個鏡頭，成為全劇最大的“意難平”。

在看劇本時，這個角色讓耿樂很頭疼。“他不愛說話。特別是在電視劇里，臺詞很重要，但林冬福就是說不出一句整話，這可難死我了。”

演員陳明昊在《小城大事》里演的另一位副鎮長解春來，與林冬福的性格截然相反。兩人之前在《180天重啟計劃》里有過合作，很熟稔。陳明昊調侃耿樂，“你看我得背這么多詞兒，你就坐在那做反應就完了，都是拍一場戲，你也太舒服了。”耿樂也笑了，“要不咱倆換換，你以為我不想說嗎？憋死我了。”

《小城大事》是一出群像戲，以月海鎮的建設為主線，串聯起幾個主角的命運沉浮。臺詞少，就得給角色找新的抓手。“不愛說話的人，他不是沒反應，對吧？我就盡量去想他的內心活動，使巧勁兒去演。”耿樂有一套理論用于拆解角色：先找到他身上的對立面，再把這種矛盾強化出來。

在第七集的一場戲里，鎮長李秋萍在法國留學時的朋友莫妮卡來找她，還帶了幾個樂隊的朋友，穿著打扮都很前衛。書記鄭德城和林冬福回來后，莫妮卡跟書記打招呼，林冬福沒有臺詞，就站在旁邊抿著嘴憋笑。二人走遠后，林冬福才忍不住笑出來說，“我就是分不清楚他們是男的還是女的。”

“劇本里沒寫他當時的反應，但如果他看到這么多奇裝異服的人，還能一本正經地漠視，就會很奇怪。還有后面這句臺詞，當然他也可以很嚴肅地說出來，但我覺得那樣就不好玩了。”耿樂用這段戲來解釋他為林冬福找到的“矛盾點”，“他雖然木訥、不善言辭，但我要給他一顆童真的心。”

《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

有關耿樂出道的故事，反復被媒體報道過不下百次。那的確是個戲劇性的開始：一個長發飄飄的男孩，在中央美院的操場上被選角導演選中，出演了管虎導演的首部長片《頭發亂了》，自此踏進演藝圈，一演就是三十多年。

但真實的過程并沒有看起來這么順利。他在大學期間拍的兩部電影，《頭發亂了》和《陽光燦爛的日子》，直到他畢業都沒有上映。

從中央美院畢業后，他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做什么，還因此跑去找管虎商量，要不要去考個攝影系的研究生，但也不是因為喜歡，就是“不知道該干嘛”。朋友的公關公司找他去上班，做美術設計，朝九晚五的日子只過了一個星期，他就受不了了。

機緣巧合，耿樂進入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國國家話劇院前身），做起了劇照師。那段日子幫他建立起對表演最初的認知。

沒過多久，張一白找他拍了《開往春天的地鐵》，他再次踏進演員的行列里。

在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找過來的大多是同類型的角色，長發飄飄的、氣質落拓不羈的藝術家。他還四處幫朋友客串一些看起來大同小異的角色，張一白看到后提醒他，“你要好好保護羽毛啊，不要什么戲都接。”

為了“保護羽毛”，耿樂開始謹慎地挑選劇本，甚至走向另一端：在為自己畫下的舒適圈內尋找合適的角色，拒絕那些“演不了”的戲。

2009年，《跟我的前妻談戀愛》劇組找過來，邀請耿樂出演男主角馬勇。耿樂看過劇本，跟經紀人說，“這劇本寫得真好，但這個人物不應該我來演。”他一口氣給經紀人報了幾個他覺得合適的演員，經紀人一聽就樂了，“人家沒找他們，找的就是你，你怎么就不能演？”

耿樂皺眉，“我不是這人啊。”

經紀人一句話把他問住了，“你不是這人，就不能演嗎？你是演員。”

《跟我的前妻談戀愛》是一部都市劇，男女主角馬勇和俞曉紅（宋佳飾）因為無法跨越“七年之癢”而離婚，在此后相處中逐漸明白彼此的心意，解開諸多矛盾，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劇中有大量的對白，馬勇更是個不折不扣的“話癆”。

開拍后，耿樂壓力很大，每天收工回家都在背臺詞，一直背到睡覺，但第二天到現場還是緊張。“因為一張嘴就要滔滔不絕地輸出，唇槍舌劍，天天吵架。”耿樂回憶道，“小宋佳了解我，她都說，太難為樂哥了，一個全世界最不會說話的人，演了全世界話最多的人。”

馬勇成為耿樂職業生涯重要的轉折點，他開始明白，原來他也能演“不是自己”的角色。“連馬勇我都能演了，還有什么我不能演的？”

《嘉年華》劇照

當時耿樂的兒子差不多兩歲，他還沒能很好地適應“父親”這個身份。但現在回頭看，這個身份成了他職業生涯的又一個轉折點。自從有了孩子之后，他覺得自己從“自我狀態”切換到了“社會狀態”：開始習慣很多事情都要先為孩子考慮，他好像“不那么自我了”，因此看起來“更像一個演員”。

《嘉年華》上映后，耿樂接受我們的采訪，提到他演過的角色大都是“邊緣人”。這次，我又問起他這個總結，他對此沒什么印象，我將原話讀給他聽，“我演的這些人物都很孤獨，有自己的理想，但在主流社會里活得不那么自在。這些人物我比較容易接近，因為我的屬性和他們挺像的……”

“那應該是我好多年前說的。”耿樂聽完后笑著說，“你看馬總，他簡直在主流生活里活得太自在了，我那會兒可能還是有點給自己畫框。”

“馬總”指的是他在《裝腔啟示錄》（2023）里的角色馬其遠，手握頂級資源的富豪，擅長玩弄人心的上位者；同時間段，他還飾演了《外婆的新世界》里化著老年妝、情感扭曲可怖的陳同，和電影《長津湖》里英勇果敢的楊營長。

現在耿樂已經不再給自己設限，把接戲的標準放得更寬，無所謂影片類型或題材，也不在乎是電影還是劇、戲份有多少。“演員應該像水一樣，放到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狀，放到壺里面就是壺的形狀，應該能適應所有容器。”

但當我們聊起這么多年的收獲時，耿樂難得地陷入了沉思。他當然積累了很多作品，其中也不乏代表作，但那對他來說不算是收獲，他也不經常看自己演過的作品。得獎“更不是收獲”，只是一種對自己的鼓勵和肯定，而且是“控制不了”的。

他列出幾項又逐一否決，最后終于得到了答案。“表演真正的收獲，應該是我在很投入地創作時，突然出現了一些不可預知的事，那個時刻特別有成就感。”

他把那些瞬間稱為“神來之筆”——他抓住了突然蹦進腦子里的靈感，并將它放進角色里，演完這樣的戲，會很過癮。

導演張琪也對耿樂有類似的觀察，“他表演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某些光環，也不會想‘我要做一個什么樣的演員’，他想的就是‘我要塑造什么樣的角色’，為了這個，他可以無限地釋放自己的能量。”

二人在2025年五一檔上映的電影《大風殺》里首次合作，耿樂演西北黑幫的二號人物曲馬多，老大假死越獄，他想假戲真做，取而代之。第一場戲拍完，張琪就在耿樂身上看到了一股特別大的能量，“這種能量不是指他演了很長時間戲，有很多技巧，而是一種很純粹的勁兒。”張琪記得，《大風殺》開拍沒多久，耿樂就發高燒了，但在鏡頭里看不出任何異常。

《大風殺》也讓耿樂演得很過癮，他提到一場戲，曲馬多找大嫂去要賬本，把別在衣服上的鋼筆抽出來，用牙咬開筆蓋，猛然刺進大嫂妹妹麗麗的脖子里，然后踱步到柜臺前，一只手翻看大嫂拿過來的賬本，另一只手撐在桌邊，鋼筆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短短幾分鐘的戲里，鋼筆在“工具”與“兇器”之間多次轉換。耿樂邊說邊比劃著，“他這幾個動作，你說有意義嗎？也沒什么實際意義。但就是這些細節，襯托出了這個人物。”

《蜂蜜的針》劇照

一個入行超過30年的演員，會對行業的水溫變化有更切身的感受。

我們聊起他剛開始拍戲的那幾年，大家都對電影充滿激情，似乎是“黃金年代”的開端。但耿樂回憶道，“當時好多電影院都改成舞廳和臺球廳了，因為還沒有商業電影的說法，電影不賺錢，看電影的人其實也不多。”

國內電影總票房那幾年一直在下跌。耿樂的第一部戲《頭發亂了》拍攝于1993年（1995年上映），那年的總票房有13億，比兩年前縮水了近一半。2002年《電影管理條例》施行，鼓勵民營資本注入后，電影市場才有了明顯上揚的勢頭。

耿樂經歷過高速發展的階段，也在近幾年明顯地感受到行業的下行。“現在的觀眾，娛樂消遣的方式太多了，在家里刷手機一樣可以消遣，為什么要買那么貴的電影票，還要打車到電影院，看一個不一定好看的內容？”

新的娛樂形態和科技帶來的便捷改變著每個人的生活。耿樂正在學著適應。但在某些方面，他仍然保持著一些“老派”的習慣。比如，他平時在劇組經常吃塑料盒的快餐或外賣，不拍戲的時候，就希望回歸傳統的用餐方式，“一個瓷質的碗，一套金屬的餐具，或者一雙木質的筷子，這很重要。”耿樂推了推面前的盤子。

耿樂在生活里是個比較“慢”的人，或許與他曾經學過很長時間的畫有關。畫畫的時候，一天要坐七八個小時。他耐得住性子，也對一切“以快為目的”的事感到抵觸。“什么人生是賽道，什么起跑線，還有人生K線圖，知道這些能干嘛？”

在快節奏的環境里做個“慢一點的人”，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耿樂聽完這個問題后想了想，念了一句陶淵明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耿樂對表演和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堅持，但不是以逃避或者對抗的方式，而是淡淡的，想做的多做一點，不想做的少做一點，僅此而已。這種狀態也延伸到他的表演上，比較少歇斯底里、大悲大喜，情緒最濃烈時也留有一點余地。

近些年來，他一直在進組拍戲。除了演戲，似乎沒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可能是因為我沒什么愛好，有人推薦我打高爾夫，我試了試，不沉迷，游戲、打牌、健身，我都沉迷不了。”

甚至就連演戲，也不是非演不可，“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你要問我癡迷什么？我對什么都不癡迷。我當然很喜歡演戲，但你要說戲癡，那我不是，絕對不是。”

就像這些年他演過的那些不大不小的角色總是游離在聚光燈外一樣，耿樂沒有一定要走到中心的理由，也沒有想過離開。

（受訪者提供/圖）

表演是控制的藝術——對話耿樂

南方人物周刊：在表演時，你怎么讓自己理解寇逸的心理活動？

南方人物周刊：有過找不到“原型”的角色嗎？比如《大風殺》里的曲馬多，現實生活里應該很難遇到這樣的人。

耿樂：曲馬多我還真沒找到。但《大風殺》的劇本特別好看，我看完劇本，就覺得很有意思，雖然我也沒見過悍匪，但每個人物都活靈活現。在詮釋曲馬多的時候，我會抓住一些關鍵詞，比如“疼”，因為他好幾場戲，都讓其他人很疼，他把人家的牙打斷，還用鋼筆戳別人脖子。但劇本又寫，他總是個充滿笑意的人，我覺得這個人設太“完美”了，他讓人那么疼，他還充滿笑意。

他的笑讓人特別有記憶點。一出場那段，他看到遠處那個逃跑的人被干掉了，笑了一下。但是光笑還不夠，要設身處地為這個人物想，他當然對生命是漠視的、無所謂的，但是他敢那么放肆地笑嗎？所以他在笑完之后，馬上捂著嘴，很謹慎地回過頭去看了一眼。

南方人物周刊：這是劇本上沒有的。

耿樂：對，劇本里只寫他對著遠處倒下的人，露出一個笑容。但我覺得這個笑不會那么簡單。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現在互聯網上在討論的關于AI演員的事兒？AI演員應該處理不了“劇本上沒有”的部分。

耿樂：AI我倒不擔心，我覺得AI會幫助劇組大幅降低拍攝成本，至于演員之間最真實的那種情感交流，AI是做不出來的。演員要真的調動自己的情感，把觀眾給騙了，讓觀眾覺得就是這么回事兒，你眼圈一紅，觀眾也跟著眼圈紅了，演戲得是這樣。人類的微表情太豐富了，演員表演到最后，其實就是在演微表情，而不是看你說了什么、做了什么，AI沒有那么多的表情。

《大風殺》劇照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微表情聽起來也是可以通過技術習得的？

耿樂：人和機器最大的不同，是人虛偽，表里不如一，這個AI是沒法學的。人經常心里想的是這事，說出來是另外一件事。鑼鼓聽聲，說話聽音，其實我們在看角色說什么的時候，也在想他的潛臺詞，不開心的事兒既可以苦著臉說，也可以笑著說。

我們演戲追求的境界，其實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雖然就這八個字兒，但不同的演員有不同的演法，就分出高下來了。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人習慣把演員的表演歸類為方法派或是體驗派，你好像介于二者之間？

耿樂：對，我覺得其實沒有這么嚴格的分類。演員在表演的時候不可能永遠在人物里面，特別是在影視表演里，很難完全沉浸在里邊，你剛醞釀好，燈出問題了，或者對面演員卡詞了，導演就會喊停，如果永遠在體驗，會累死的；演員也不可能永遠理智地用方法來控制一切，所謂的方法派演員，他會用各種辦法來調動真實的情緒，但觀眾也不是在參觀你的淚水，還是得讓觀眾走到你的心里去，體會你的那種委屈、痛苦，他才會感同身受。

南方人物周刊：有些演員在演完情緒比較濃烈的戲時，會有出不了戲的情況，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你身上是嗎？

耿樂：我反而認為更難的是進入一個角色，讓我完全相信一件事兒很難。我當然可以完全進入角色里，但不是真的失控。表演是控制的藝術，你在演一個喝醉酒的人時，永遠不能真的喝醉。

演員要對自己的角色有控制力，比如一場吵架的戲，我要生氣對吧？但生氣要有理由，怎么話趕話吵起來的？他說什么話激怒了我？這些都是很理性的分析，當然瞬間的反應也會有，但這個架在吵的過程中，哪兒要平靜下來，哪兒吵累了，聽著聽著又生氣了，這些都是要經過設計的。特別是影視拍攝，還要是可重復的，全景一遍，特寫再吵一遍。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每一遍都得吵得一樣。

耿樂：還得越吵越好，點越卡越準，精彩的戲劇沖突就是要靠節奏，穩準狠。所以有的時候，導演不會在大全景里摳表演的細節，因為大家也沒吵熟悉，等到中景和近景的時候，你的動作、微表情、眼神都帶起來了，再吵就會更精彩。我覺得演員的工作就是這樣，一邊理性地控制，一邊感性地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