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產業政策力度創歷史峰值

政府正重新成為經濟運行的核心變量，產業政策的邊界不斷擴展，一個以“經濟安全”為導向的全球經濟新范式正在加速成形

文｜Erik Peterson, Terry Toland, 賀曉青

在財政空間持續收窄、地緣競爭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各國政府以“經濟安全”為名義，對經濟決策的介入正變得愈發直接。此類干預最初由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美國等G7國家發起，核心意圖是應對外部貿易政策帶來的競爭壓力。新冠疫情期間，政府干預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全球超過75個經濟體（含歐盟成員國、印度）對關鍵醫藥產品實施出口管制，相關產業補貼規模大幅攀升。俄烏沖突爆發后，投資審查與出口管制措施更是持續加碼。

當前，新技術加速迭代，推動中美等主要經濟體強化對核心原材料、關鍵技術的出口與投資管制，以維護自身戰略競爭力。在全球缺乏統一約束機制的前提下，各國仍將以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產業為由，持續加大經濟干預力度。

產業政策在疫情后爆發

以“經濟安全”為導向的政策擴張，使全球產業政策的規模與落地速度均升至歷史高位。據全球貿易預警（Global Trade Alert）統計，2025年全球新增產業政策干預措施較2019年增長262%，僅2025年一年便推出5033項。政策導向已從傳統的市場矯正轉向深度政府介入，政策工具涵蓋關稅、出口管制、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策性貸款以及本地化要求等。全球產業補貼與政府支持規模已達到歷史峰值，越來越多國家通過財稅激勵與定向扶持，吸引半導體、清潔能源、關鍵礦產等戰略性產業落地。

產業政策的集中爆發，本質上是各國政府戰略重心的系統性轉移。美國通過加征關稅強化本土產業競爭力；歐洲將產業政策作為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核心抓手；中國戰略聚焦構建技術領先的現代產業體系，是此前系列政策的延續與升級。

疫情后產業政策擴張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歧視性措施占比顯著高于自由化措施。歧視性政策多針對進口商品與外資企業，易惡化外商營商環境；而自由化政策旨在擴大開放、降低貿易壁壘。2025年，73%的新增產業政策干預屬于歧視性措施，反映出各國政策立場更趨防御。

新產業政策觀察站（New Industrial Policy Observatory）數據顯示，政策制定中的安全考量日益突出。2024年—2025年，西方國家39%的產業政策以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為理由，較2009年—2016年大幅提升36個百分點；其他國家中，25%以國家安全為由，54%以提升戰略競爭力為由。

總體趨勢表明，經濟安全已成為政策環境的長期底色，而非危機時期的短期應對。

貿易壁壘、關稅與全球經貿碎片化風險

貿易壁壘與關稅正日益演變為地緣戰略工具，而非單純的經濟調節手段，其影響已超越貿易流動本身。各國使用關稅政策，不再僅為保護本土生產，更是在“經濟安全”框架下，將其作為地緣政治博弈與經貿談判的重要籌碼。這一趨勢極易引發報復性措施、觸發伙伴國防御性政策，并推動新的貿易聯盟形成。

短期來看，美國加征關稅的實際影響弱于市場最初預期。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研究指出一個出乎意料的現象，截至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加征的關稅并未引發全球貿易格局明顯重構，19個受影響貿易伙伴在美國總貿易中的份額僅小幅變動。主要原因包括企業在關稅生效前“搶出口”式提前發貨，以及多數貿易伙伴不愿對美采取對等報復措施。

但中長期看，貿易壁壘的負面影響將持續顯現。世界貿易組織（WTO）最新預測，2026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速將放緩至0.5%，遠低于此前1.8%的預期。2025年美國與19個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增速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據《華爾街日報》報道，2025年11月歐盟對美商品出口同比下降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表明，關稅沖擊與政策不確定性將持續壓制貿易、投資與產出，顯著抬升長期經濟成本。全球經貿碎片化加劇、貿易限制措施蔓延，或導致全球經濟產出萎縮7%。

關稅同時推高終端商品價格。截至2025年6月，核心商品價格較2025年前趨勢水平高出1.9%。測算顯示，2025年新增關稅中有61%—80%已傳導至終端消費品價格。關稅也帶來局部利好：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數據顯示，美國關稅敏感行業工業產出回升3.5%，已恢復至2024年初水平。利弊交織，凸顯關稅作為政策工具的內在權衡。

除直接經濟影響外，保護主義政策持續削弱多邊機構與國際規則的權威性。單邊措施增多而多邊協調滯后，使全球經濟碎片化風險持續上升。外商直接投資（FDI）已出現預警信號：2025年初貿易波動導致上半年FDI同比下降11%，下半年貿易趨穩后才有所修復。

綜合判斷，產業政策擴張、貿易壁壘升級、財政約束收緊，正使政策風險深度嵌入全球經濟體系。對企業與投資者而言，政策不確定性已成為結構性常態，直接影響資金配置、供應鏈布局與市場準入決策。全球體系正從規則導向轉向更加碎片化、更具隨意性的政策格局，對全球增長與投資產生深遠影響。

跨國企業如何應對新局面

在政府干預加深、政策風險常態化的背景下，跨國企業正全面調整戰略，以保持經營靈活性、市場準入能力與體系韌性。面對保護主義抬頭、各國經濟安全政策博弈加劇，企業必須在維系大國市場合作、保障準入與管控風險之間精準平衡。在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交織的復雜環境中，企業需審慎布局跨陣營的資金、基建與制造業投資布局，采取多元合作策略，避免被動選邊站隊。

關鍵礦產領域表現尤為典型。隨著鋰及綠色礦產資源安全議題升溫，鋰資源富集的阿根廷胡胡伊省選擇同時與中美開展合作，不依附單一大國。盡管中美貿易占比持續下滑，多數美國企業仍不愿脫離中國市場。美國商會基金會2025年對200家美企調研顯示，70%的企業計劃維持或擴大在華業務，同時有83%的企業將中國列為風險關注度最高的市場。

企業并未放棄全球化，而是將地緣戰略邏輯納入整體布局。以“安全合作伙伴”為定位，在主要經濟體間構建多元均衡合作關系，在爭取政策補貼與市場準入紅利的同時，有效對沖地緣風險。

關稅政策的持續影響，正倒逼企業重構供應鏈與市場進入路徑。波蘭、匈牙利、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等正成為企業規避關稅與制裁的重要樞紐。企業通過“樞紐經濟體”繞道進入目標市場，降低關稅成本。報復性關稅也推動了類似布局調整。典型案例包括：蘋果擴大印度生產，將更多iPhone從印度出口至美國，對沖美國對華關稅壓力，同時保留在華供應鏈長期合作；2025年4月關稅上調窗口，臺積電宣布將美國投資擴至1650億美元，新建三座晶圓廠、兩座先進封裝廠及一座研發中心，聚焦AI產業。

關稅也加劇了各國制造業內部分化。盡管行業調查顯示制造業企業信心依然低迷，但生產規模小幅回升。美國馬林鋼絲產品公司（Marlin Steel Wire Products）借助關稅保護加大高端設備投資，提升產能；而生產電動及燃油全地形車的DRR USA公司因核心零部件采購自中國臺灣地區，受成本與市場波動沖擊明顯。全球層面，美國對印度加征關稅已沖擊太陽制藥（Sun Pharma）、西普拉（Cipla）、瑞迪博士（Dr. Reddy's）等藥企股價，最大跌幅達5%，其30%—47%的美國藥企營收面臨不確定性。與之相對，英印、歐印自貿協定等貿易自由化舉措釋放積極效應，2025年5月簽署的英印自貿協定，預計到2040年推動雙邊貿易年均增長約350億美元。

即便經營環境動蕩，私營部門仍展現出較強韌性。IMF指出，這種韌性來自企業主動調整：提前備貨、增加庫存緩沖、優化供應鏈布局、適度讓渡利潤、壓縮毛利率，避免成本完全轉嫁給消費者。綜合來看，這些企業層面的調整表明，在碎片化全球格局中，韌性、靈活性與戰略備選能力，正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構成。

（Erik Peterson為科爾尼全球合伙人、全球商業政策委員會董事總經理，Terry Toland為科爾尼公司董事、全球商業政策委員會成員，賀曉青為科爾尼大中華區總裁、全球合伙人；編輯：馬克）

責編 | 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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