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地方生態環境立法重點方向（專題深思）

唐金楠 吳凱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始終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生態環境法典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為高水平保護生態環境提供了嚴密的法治保障。生態環境問題往往具有地域性特征，在生態環境法典等法律之外，我國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體系還包括眾多地方性法規。生態環境法典的頒布，不僅使國家層面的生態環境法律制度得到系統整合，也為提高地方生態環境立法質量指明了工作方向。必須適應實施生態環境法典的新要求，進一步完善地方生態環境立法，更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切實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效能。

加強地方性法規清理，體現最新規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時代在進步，實踐在發展，不斷對法律體系建設提出新需求，法律體系必須與時俱進加以完善。”立法法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作為地方生態環境立法的上位法，生態環境法典對現行生態環境法律制度規范進行系統整合、編訂纂修、集成升華，對許多原有法律規范作出相應調整，10部法律因被納入法典而不再保留。這意味著上位法發生重大變化，地方生態環境立法必須及時根據上位法變化進行修訂，廢止抵觸上位法規定的內容，才能確保地方生態環境立法與時俱進，有效維護國家法治統一、尊嚴、權威。這就要求具有地方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把生態環境法典的新規定摸準吃透，加強對本地區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地方性法規的全面清理，消除與上位法矛盾、不一致之處，不斷增強地方生態環境立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

適應地方需要，推進“小快靈”立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研究豐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塊頭’，也要搞一些‘小快靈’，增強立法的針對性、適用性、可操作性。”立法法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就“屬于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作出規定。近年來，許多地方針對本地具體生態環境問題制定完善地方性法規。比如，陜西出臺并修訂《陜西省秦嶺生態環境保護條例》，湖北荊州市制定《荊州市餐飲服務業油煙污染防治條例》。生態環境法典是典型的“大塊頭”立法，打破了過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分散立法格局，但作為國家基本法律無法就地方生態文明建設事項作出全面規定。這就要求地方生態環境立法在生態環境法典確立的法律原則和法律規范指引下，充分發揮熟悉地方情況、貼近地方實際的優勢，以推進“小快靈”立法發揮補充性作用，更好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群眾身邊、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生態環境問題，同生態環境法典等國家基本法律共同形成規范合力，做到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

探索改革經驗，促進制度創新。立法法規定，除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生態環境法典將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制度、實踐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確定下來，規定生態環境領域的重要法律原則和基礎性、綜合性、普遍性的法律制度，調整范圍涵蓋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諸多方面，體現了時代性、前瞻性。同時要看到，對于現實中各地可能出現的新的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環境法典無法逐一提前作出具體細致的規范。這就需要把“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上下功夫、出經驗”作為完善地方生態環境立法的重要方向。對于包括生態環境法典在內的上位法還未作出規定的事項，要結合本地區在發展階段、產業布局、自然稟賦等方面的要求和特征，積極開展探索性地方立法，以地方探索帶動制度創新，服務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國家制定和修改相關生態環境法律法規提供重要參考。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法學院)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2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