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我的紅色家風 | 英雄父親老革命

英雄父親老革命

講述人：褚建軍

講述時間：2023年4月29日

整理人：趙建雄

褚海生（1928—2013），山西太原婁煩人。1942年1月，在靜樂縣二區常家坡村當民兵；1943年4月，參加八路軍晉綏軍區一二〇師；194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1月，在晉綏軍區八分區二支隊二小隊任副班長；1946年10月，在一二〇師三九八旅六團任班長；1947年11月，在晉綏軍區一兵團一軍二師六團任文化教員；1948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西北軍區一軍先后任副政治指導員、政治指導員；1951年6月至1959 年初，在六十四軍先后任高機連政治指導員，青年股副股長，管理股副政治協理員、政治協理員，干部股股長、四級干部助理員；1959年12 月，在沈陽軍區司令部通信樞紐部任政治協理員；1960年3月，在六十四軍一九二師五七五團任營教導員；1962年3月，在沈陽軍區防化學器材倉庫任政治處主任；1963年9 月，在六十四軍一九二師五七五團任副團長；1965年10月，在沈陽軍區防化五團任政治委員；1970年8月起，轉業地方工作，先后在大連港務局西區政治部任主任、營口港務局政治處任主任；1971年3 月，在營口市蓋縣徐屯公社插隊，任干宣隊組長。1972年9月，被調回婁煩縣工作，任縣工交組副組長；1982年9月，任縣商業局副局長、黨總書記；1985年4月，任縣財貿委員會副主任，縣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人大政法委主任等職。1990年4月離休。

一年一清明，一歲一追思。清明節剛過，今年是我追憶父親的第十個年頭了。記憶的大門一經打開，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父親一生從事革命工作，擔任過一些領導職務，1994年經中共山西省委批準享受副司局級待遇。他留給我們的物質東西并不多，更多的是通過言傳身教，把他的革命理想、獻身精神、無私品行、高尚操守、諄諄教誨等留給了我們。父親無論在部隊還是地方，始終堅守著一顆愛黨為國為民的初心，保持著革命軍人的優秀本色，他在不斷完善自我的同時，一直也在用心回報社會。他用不懈的奮斗和崇高的追求彰顯了一名中國軍人、一名中共黨員矢志不渝的社會責任感和大無畏的奉獻精神，他的光輝形象是我們的榜樣，也是我們的鏡子，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廉潔自律，我們的孩子在學習和成長的道路上勤奮努力、刻苦上進、向善向好，這些跟我們的父親是分不開的。

英雄的父親

我父親1928年1月7日出生在山西省婁煩縣廟灣鄉常家坡村的一戶農民家庭。婁煩是中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山西黨團組織的創始人高君宇的故鄉，是著名的革命老區。因為受到進步革命思想的影響，我父親高小畢業后，于1943年4月就參加了八路軍，當時他才十五歲；1948年3月30日，我父親二十歲，在陜北宜川縣，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我父親一開始參加的是八路軍一二〇師二支隊，歷任八分區二支隊戰士、二小隊副班長、班長，并參加了多次抗擊日偽軍的游擊戰、伏擊戰、圍困戰。2006年，電視劇《呂梁英雄傳》在央視熱播，劇中抗日民兵的鮮活形象深入人心，這些民兵英雄原型就在婁煩，劇中圍困日軍據點的戰斗故事就是取材于發生在1944年的婁煩鎮圍困戰。我父親當時才十六歲，他參加了那場戰斗。1942年8月21日，日軍占領婁煩鎮，隨后，他們圍繞婁煩鎮修建了碉堡群，對婁煩人民進行血腥鎮壓。1944 年8月中旬，抗日民主政府和晉綏八分區二支隊在蒲峪村成立指揮部，決定拔掉禍害百姓已久的婁煩鎮日軍據點。這以后的一個多月，我父親所在的二支隊戰士和民兵用火攻的辦法，將鎮四周的四座小炮臺先后端掉，駐扎在里面的日、偽軍也被全部消滅。不過，仍有三十七名日軍、一百余名偽軍和偽警察固守著山石梁大碉堡和四座炮樓。面對頑敵，我父親和他所在二支隊的戰士，還有當地民兵采取圍困戰術，擊斃敵哨兵和走出炮樓的敵兵，并抓捕了幾個罪大惡極的漢奸。一時間，敵人只能龜縮在炮樓里，成了甕中之鱉。9月22日，我軍正在對日軍碉堡進行圍困的時候，婁煩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那就是由《時代雜志》《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多家國際知名媒體記者組成的國際盟邦記者團。國際盟邦記者團來到了距山石梁碉堡僅有兩公里的蒲峪村。他們要親眼看看，八路軍和民兵是怎么對付日軍碉堡的。9月23夜晚，二支隊支隊長林海清、政委孫繼爭帶著部隊和民兵隊向婁煩鎮日軍據點發起了強攻。戰斗從23日夜里打到24日傍晚，敵人雖然遭到重創，但仍然憑借強大的火力和堅固的碉堡工事繼續頑抗。“怎么辦？”“上炸藥，讓鬼子們坐土飛機！”24日晚，在支隊長林海清的指揮下，我父親和戰士們，率領民兵運輸隊通過事先挖好的地道，將2.5噸自制炸藥放置在兩座碉堡下面。25日，司令員王長江帶領記者團來到了距敵碉堡只有幾百米的陣地前。看著異常堅固的日軍碉堡，看著我軍的劣勢裝備，記者們紛紛提問：“敵軍碉堡這樣堅固，你們有多少門大炮呀？沒有大炮能打下來碉堡嗎？就憑你們的這些小戰士和民兵嗎？”司令員王長江風趣地回答：“我們的‘炮彈’早就鉆進敵人的屁股底下了！”正當外國記者們疑惑不解之時，“轟隆”一聲巨響，兩座碉堡飛上了天。就在這時候，我父親和他的戰友，還有民兵們在嘹亮的沖鋒號鼓舞下，與揮動著大刀、長矛、镢頭、鐵锨的群眾一起沖向敵人，敵人死的死、傷的傷，剩下的逃跑也來不及了，只好乖乖地舉手投降。這一幕，把盟邦記者團的記者們徹底驚呆了。“你們八路軍的戰術真高啊！”回過神來的記者豎起大拇指連聲稱贊。回到延安后，記者們飽含激情地向全世界發出報道。其中，美國記者福爾曼寫下轟動世界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后來翻譯為《北行漫記》，最后一個章節就專門記述了我父親他們進攻婁煩日軍據點的過程。父親說，那一次，他也是沖在最前面，面對敵人機槍、炮彈的瘋狂反擊，面對2.5噸自制炸藥的全面開花，他一點兒也沒有害怕，心里就是想著要跟戰友們一起，盡快打掉敵人的碉堡。

1945年，父親還參加了綏包戰役。那年10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發動綏遠戰役，第一次綏遠戰役在包頭打響，也就是綏包戰役。11月，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在包頭沙爾沁召設立了指揮部，八路軍晉綏軍區向踞守包頭的國民黨軍發起進攻。在那次戰役中，八路軍迅速掃清外圍，雖然殲滅了一部分國民黨守軍，但由于缺乏攻堅裝備，時值冬季，天氣寒冷，指戰員衣服單薄，加之土工作業及部隊后勤補給遇到極大困難，而國民黨守軍人數眾多、準備充分，一時難以攻克包頭。參戰的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部隊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2月4日、14日先后撤出對包頭、歸綏的包圍，轉入休整。父親說，第一次綏包戰役，歷時五十余天，雖未實現預定目標，但殲滅了1.2萬敵人，收復了綏東、綏南廣大地區，打破了國民黨當局控制平綏鐵路的企圖。那一場戰役，打得十分慘烈，部隊進攻多次受阻，戰士們饑寒交迫，但他們沒有一個人退縮，部隊每一次發動進攻，父親都沖在前面。

1948年2月，參加解放西北的瓦子街戰役時，父親任文化教員兼排長，他先是帶領兩名衛生員負責搶救傷員，他們機智地通過敵人的兩道密集封鎖線，完成搶救六名傷員的任務；戰斗中，他又帶領突擊隊沖入敵人陣地，消滅敵軍三百多人，并俘虜了一名國民黨軍副團長。那一次父親腿部多處負傷，其中有一塊彈片飛進了他的身體，因為戰事吃緊沒有取出來，這塊彈片伴隨了他一生，后來，我父親被評為“革命傷殘軍人”并榮立二等功一次。1948年5月，在參加陜西邠縣西府戰役中，父親任副政治指導員，他負了傷卻仍然堅持戰斗不下火線。1949年8月參加扶眉戰役，父親任連政治指導員，他帶領一個排的戰士，順利完成掩護步兵運動任務，全排受到通報表揚，并獲得獎旗一面。1950年1月，父親隨第一野戰軍一軍二師進軍青海大剿匪，調武工隊配合進攻時，父親任六團政治指導員，他認真執行回民政策，大力宣傳我黨我軍爭取散匪的有關政策。經過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他說服三名國民黨反動軍官坦白投誠，并繳獲六挺機槍、四十二支步槍，取得剿匪工作勝利，受到師政通令表揚。父親說，那一次戰役中，無論是與匪首談判，還是與匪軍交戰，時時處處都有危險，每一次都有回不來的可能，但父親他們抱著赴死的決心，毅然決然地參加每一次行動，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1年，父親響應毛主席“保家衛國”的號召，積極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入朝后，他擔任連政治指導員，在工作中積極負責、敢挑重擔。有一次，部隊連續十八天行軍，他帶領的全連戰士未發生掉隊、落伍等情況，每到宿營地，父親都不顧疲勞，深入班排關心、了解、掌握戰士們的各種情況，做到了及時獎評、獎罰分明，因此受到團部表揚。

在二十八年的軍旅生涯中，父親參加過大大小小戰斗數百次，多次立功，三次負傷。父親曾榮獲過許多獎章、紀念章，比如：華北解放紀念章、解放西北紀念章、青海軍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愿出征紀念章、解放東北紀念章、人民功臣紀念章、抗美援朝紀念章、和平萬歲紀念章、獨立自由獎章、解放獎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等。父親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革命軍人、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他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大英雄。

老革命作風

1970年，我父親服從黨組織安排，從部隊轉業到大連港務局西區任政治部主任。1972年9月，為支援家鄉建設，父親向組織提出申請，自愿回家鄉婁煩縣工作，先后擔任縣工交組副組長，縣商業局副局長、黨總書記，縣財貿委員會副主任，縣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人大政法委主任等職務，直到1990年4月離休。

在地方工作二十多年，父親不居功，不自傲，不追求生活享受，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為家鄉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他的“老革命作風”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父親在部隊學習成長，在地方搞社會主義建設，都離不開他的刻苦勤奮、廉潔自律和堅持原則的老革命作風和習慣。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兄弟姐妹。我記得上小學時，暑假作業有一項是練毛筆字，由于貪玩，我胡亂寫了幾個字，就急急忙忙找小伙伴玩耍了。下班回家的父親發現了我的潦草行為，他黑著面孔狠狠地批評了我，也許是出于對父親的害怕，我從那時候起做什么事都不再三心二意，后來我也不自覺地將這份認真帶到了工作中，并且傳給了我的孩子。

父親不僅教育我們要好好讀書，他一生也酷愛學習。我小時候遇到不認識的字總是問他，他基本上都能說出來，他還能寫一手好字。我對父親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儒雅的文人氣質感到敬佩和驚訝。我們兄弟姐妹都這樣想過，父親難道僅憑讀兩年高小的私塾就能做到這些？其實不然。父親對我說過：“學習主要是要養成主動自覺的習慣。你們現在條件好，可以在學校系統地學，我們那時候哪有這個條件啊！所以，你們要珍惜時間，珍惜機會，要學會見縫插針，有時間就學。”

父親有一個愛翻字典的習慣，他能熟練地運用字典自學。這個習慣父親一直保持到他八十五歲。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對子女教育是很嚴厲的，特別是在學習方面，我們總是非常怕他。我們最怕見他的時候，就是拿考試卷子和期末成績考評讓他簽字，這等于主動找他挨訓，雖然平時他對我們的學習并不過問。父親總愛以他自己的學習經歷教導我們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什么是天天向上？父親說：“就是不斷地進步。只有樹立理想，才能有學習的動力，才能學得精，學得好……”

父親常常用一首詩來鼓勵我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他要求我們多讀書，讀好書。父親不僅要求我們，也同樣要求他自己。父親在大連港務局海港機修廠任職時，為了使單位干部職工的素質有所提高，他想盡辦法找各種相關學習書籍，親自抓深抓細學，使工廠的面貌得到很大的改善。受父親影響，讀書成了我每天必須要做的事。

父親平時比較儒雅隨和，但他在是非面前十分講究原則，我們兄弟姐妹一旦做錯了事，母親會像護小雞一樣護著我們，總會說小孩子調皮，長大就好了，父親卻認為“子不教，父之過”，他會批評指正我們的錯誤，讓我們在改正錯誤的過程中反思和成長。所以，在我們的記憶和認知里，父親絕對不是一個蠻不講理之人。他只是不允許我們不學習、不聽話，更不允許我們做一些違反原則、違反紀律、不守規矩、有違道德的事。所以，我們全家人都是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蕩蕩做事。父親也從來不會為我們家里的事以權謀私，不讓我們占一點點公家的便宜，他從來沒有利用他的職權照顧過我們兄弟姐妹六個和母親。受父親的影響，我們兄弟姐妹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走上各自工作崗位的。

父親在商業系統任黨總支書記期間，他深刻地認識到，商業發展，需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從部隊到地方，由于角色發生了轉換，為盡快加強商業系統黨建工作，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和先鋒模范作用，他積極下基層，走訪調研，了解情況，征求民意，虛心向有經驗的同志學習，針對商業系統行業的特殊性，他把基層黨建工作做到下屬公司和營業網點，力求黨建工作戒虛務實，使基層黨務工作真正落到實處。同時他經常教育廣大黨員干部要保持勤儉節約、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大公無私的作風，要做到不占不貪、擔當盡責，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為人表率。

1990年4月，我父親離休，但他仍然懷著滿腔的愛國愛黨之情，仍然關心著人民群眾。1991年華東大水災、1996年太舊路建設、1996年山西引黃入晉、2008 年汶川大地震，我父親都以一個老黨員、老革命、老干部的身份，帶頭主動捐款繳納特殊黨費，支持黨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支持災區人民重建家園。

父親要求于人的甚少，給予別人的甚多。他從來不夸耀自己，也不會拿自己過去的英雄事跡來教育別人；但他總是希望別人進步，希望別人行得端走得正，包括我們家人和他的同事。在父親的影響和教育下，我們全家人都養成了讀書的好習慣。學習用功、做事踏實、工作努力、與人為善、積極向上是我們的良好家風。

我的父親是一位平凡又偉大的好父親。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奮斗的一生、奉獻的一生。他給兒女們留下了享用不盡的精神財富，我們將永遠銘刻在心，世代相傳。

來源 | 山西省婦聯融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