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知道沙飛看到了什么，就理解他槍殺日本醫生，絕對情有可原

1943年12月，侵華日軍對晉察冀邊區北岳區發動了持續三個月的冬季大掃蕩，荒井大隊的日軍突襲了河北阜平柏崖村——這里是晉察冀軍區后方機關的臨時駐地。

沙飛跟著轉移的部隊趕到柏崖村時，日軍剛離開不到兩個小時，村子里還冒著未散的濃煙，空氣里全是血腥味和焦糊味。他推開一處老鄉家的院門，首先看到的是院子里橫七豎八躺著的十幾具尸體，有沒來得及轉移的八路軍傷員，還有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沙飛的手抖得幾乎拿不住胸前的相機，他強迫自己移開視線，又逼著自己轉回來。他深吸一口氣，舉起相機，對焦，按下快門，第一張因為手抖拍糊了。他閉了閉眼，再深吸一口氣，又按下了第二次快門。

沙飛張了張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沙飛沒有再說話，就站在原地，任由他抓著。那天晚上，兩個人在院子里蹲了整整一夜，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沙飛原名司徒傳，1912年生于廣東開平，早年在上海學習攝影，1936年，他拍攝的《魯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魯迅葬禮》等作品，轟動了全國的攝影界。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25歲的沙飛放棄了上海的生活，獨自一人奔赴華北抗日前線，參加了八路軍。他是八路軍第一個專職攝影記者，后來擔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攝影科科長，1942年，他牽頭創辦了《晉察冀畫報》，這是抗日根據地第一份以攝影為主的畫報。

他的鏡頭里，有八路軍戰士在古長城上持槍戰斗的身影，有白求恩大夫在破廟里的手術臺前專注手術的畫面，有邊區老百姓推著獨輪車支援前線的洪流，更有無數侵華日軍犯下的滔天暴行。

1941年，日軍制造了潘家峪慘案，全村1230名老百姓被日軍集體屠殺，沙飛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拍下了滿村燒焦的房屋、遍地的尸體，還有幸存者身上被刺刀劃開的傷疤。1943年，日軍在阜平平陽村持續屠殺一個多月，殺害群眾1000余人，沙飛帶著攝影干事趕到現場，連續拍攝了十幾天，記錄下了日軍的種種暴行。

柏崖村的慘案，是他這輩子最無法釋懷的經歷。從1937年到1945年，他在抗日前線奔波了整整八年，親眼見過無數被日軍燒毀的村莊，無數被殺害的老百姓，無數被殘害的婦女和孩子。這些畫面，都被他用鏡頭記錄了下來，也刻進了他的骨子里。

抗戰勝利后，長期的前線奔波、極度的勞累，加上常年目睹戰爭暴行帶來的精神創傷，讓沙飛的身體徹底垮了。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這是很難治愈的重病。1948年5月，沙飛住進了石家莊的華北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接受系統治療。

負責沙飛治療的主治醫生，是醫院的內科主任津澤勝。

津澤勝1905年生于日本熊本縣，1939年來到中國，日本投降后，他沒有選擇回國，而是和一大批愿意留在解放區的日籍醫務人員一起，加入了八路軍的醫療隊伍。他先后在晉察冀軍區的多個后方醫院工作，醫術精湛，工作認真負責，救治了大量的解放軍指戰員和邊區群眾，多次受到軍區的表彰。

沙飛住院后，津澤勝為他制定了詳細的治療方案，全程負責他的治療和康復。但沙飛對日本醫生有著極強的抵觸和敵意，他多次對身邊的警衛員和醫護人員說：“日本人害死了那么多中國人，他們不會安好心。”

他拒絕服用津澤勝開的藥，經常把藥偷偷倒掉，他認為津澤勝在藥里下了毒，想要害死他。隨著肺結核病情的反復，沙飛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他經常整夜失眠，出現幻聽、幻視，情緒極不穩定，有時候會一個人對著空氣說話，有時候會突然暴怒。

醫院的醫生多次和沙飛溝通，告訴他津澤勝醫生的治療方案是專業負責的，也多次向他解釋，津澤勝是留在解放區參加革命工作的日籍人員，和侵華日軍不一樣，但沙飛始終聽不進去。

1949年12月15日上午8點多，津澤勝帶著護士，像往常一樣來到沙飛的病房查房。他剛走進病房，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沙飛突然從枕頭底下拿出了自己的手槍，對著津澤勝連開兩槍。第一槍打中了津澤勝的頭部，第二槍打中了他的胸部，津澤勝當場倒在地上，身受重傷。

醫院立刻組織全力搶救，但因為傷勢過重，津澤勝在當天上午10點左右，經搶救無效死亡，年僅44歲。

槍殺事件發生后，沙飛被華北軍區保衛部當場逮捕，關押審查。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解放軍有著鐵一般的紀律，這起事件又涉及到留用的日籍人員，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案件審理過程中，和平醫院的部分醫生提出，沙飛的精神狀態長期異常，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建議對他進行精神鑒定。但受限于當時國內的精神病學發展水平，無法做出明確的司法鑒定結論。

審理過程中，沙飛對自己槍殺津澤勝的行為供認不諱，他始終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罪，他多次對審訊人員說：“我殺的是日本人，日本人欠了我們中國人太多血債，他們都是一路貨色。”

1950年2月，華北軍區軍法處經過多次審理，最終作出判決：沙飛故意殺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50年3月4日，沙飛在石家莊被執行槍決，年僅38歲。臨刑前，他的懷里一直揣著一個用布包得嚴嚴實實的包裹，里面裝著他當年在柏崖村拍的那些底片，還有他1936年拍攝的魯迅先生的底片。這些底片，他從抗戰前線一直帶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飛被處決后，他的家人始終沒有放棄申訴。隨著歷史資料的不斷完善，以及國內精神病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史料和醫學證據表明，沙飛在槍殺津澤勝的時候，正處于精神分裂癥的發病狀態，他的行為是受病理性的幻覺、妄想支配的，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1986年5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對沙飛案件進行了再審，經過詳細的調查取證，以及多位國內頂尖精神病學專家的聯合鑒定，最終作出了再審判決：撤銷原華北軍區軍法處1950年對沙飛的刑事判決，宣告沙飛無罪，恢復其名譽。

沙飛用自己的鏡頭，完整記錄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歷程，也記錄了一個民族的苦難與傷痛。他的一生，和那場戰爭緊緊綁在了一起，他的悲劇，也是那個戰爭年代，無數戰爭創傷留下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