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犧牲前有多痛苦？據日軍晚年回憶：嘶吼是從骨血中發出來的

1936年8月2日，一列開往珠河的火車上，一個渾身帶傷的女人開口說話了。

她沒有哭訴，沒有喊冤，只是向押解她的日軍士兵要了紙和筆，坐在那節車廂里，安靜地寫完了人生最后一封信。

這個女人就是“革命烈士”趙一曼，那一年，她31歲。在這之前，她在日軍的地牢里撐了整整9個多月。

親手折磨她的日軍官員，幾十年后做夢還能聽見她的聲音，究竟是什么樣的女人，能讓敵人一輩子都忘不掉？

她是如何落網的

東北的冬天凍得早，1935年11月下旬，珠河縣的山溝里已經積了厚厚的雪。

趙一曼帶著部隊在小西北溝一帶活動，她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二團的政委，30歲，在哈東這片地界跟日軍周旋了很長一段時間。

她手底下的隊伍不算多，可就是這支隊伍，把日軍打得焦頭爛額，屢屢被偷襲，損失了不少人馬。

日軍憋著一口氣，在那片區域調集了大量兵力，要把這支抗聯部隊徹底端掉。戰斗打得很急，主力必須突圍，趙一曼留下來斷后。

就在掩護撤退的過程中，子彈打中了她的左臂，緊接著大腿也中彈，兩處傷，其中一處骨折。零下幾十度的山溝里，傷口得不到任何處理，血凍在衣服上，人還要繼續跑。

她沒能撤出去，被追上來的日軍從雪地里拖走。

隨后被押往哈爾濱警務廳。這地方在當時的東北，凡是被送進去的抗日人士，能活著出來的寥寥無幾。

負責審訊她的是日軍珠河縣警務指導官大野泰治，這人在偽滿洲國的警察系統里干了多年，見過各種各樣的俘虜，審訊手段嫻熟。

第一次見到趙一曼的時候，她腿上的傷還沒處理，走路靠人攙扶，大野泰治在自己后來的供詞里寫道，他當時沒把這次審訊放在心上，覺得不會花太多時間。

他把這個判斷徹底算錯了。

日軍下了死手

審訊從第一天就沒有任何緩和余地。

大野泰治親自拿起鞭子，專門抽打趙一曼腿上剛結痂的傷口。皮開肉綻，血水往外滲，人坐在那里沒有出聲。

審訊人員換了方式，改用木棒擊打骨折處，骨頭和骨頭之間的碎裂感直接傳遍整條腿，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本能地想開口求饒，哪怕只是讓折磨停下來。

趙一曼沒有說話。

接下來是老虎凳，專門針對腿部的刑具，把兩條腿固定在凳子上，從膝蓋后方一層一層楔進木楔，每楔進一截，腿骨受到的撐力就增加一分。

已經骨折的腿在這上面承受的不只是疼痛，是骨頭被硬生生錯位的感覺。趙一曼數次昏死過去，日軍用冷水潑醒她，審訊繼續。

辣椒水灌進鼻腔和口腔，高濃度的辣椒素直接灼燒黏膜，引發劇烈的窒息反應，人會不由自主地掙扎，感覺身體里頭在燒。

整個審訊持續了數月，傷口反復潰爛，骨折的地方始終沒有愈合，有幾次她的狀態已經到了瀕死邊緣。

日軍拿到的情報是零。

幾十年后，大野泰治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留下了一份親筆供詞，詳細寫下了當年他對趙一曼動用酷刑的全過程。

他在供詞里寫到，趙一曼發出的嘶吼聲，不是普通人在疼痛時會有的聲音，他用的說法是"從骨血中迸發出來的"。這句話是他自己寫的，不是別人的轉述。

一個在偽滿警察系統里干了多年的老手，專門為這幾個字停下來，說那聲音他這輩子都沒辦法忘，直到老年還會在夢里聽到。

一個參與過無數次審訊的人，晚年做著這樣的夢，這本身就已經把一切都說清楚了。

距離脫險只差一步

1936年春天，趙一曼的身體垮得快要撐不住了。

日軍判斷繼續關在地下室審訊已經沒有意義，照這個速度，人會死在牢里，什么情報都問不出來。于是把她轉到哈爾濱的一家醫院，先把人養活，再做打算。

醫院里，趙一曼接觸到了兩個人。

一個是負責看守她的士兵，叫董憲勛。這人是日偽系統里的底層兵，沒什么政治立場，只是在這里當差混口飯吃。

趙一曼在治療期間跟他講了很多話，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把眼前的事情說給他聽：日本人在東北做了什么，那些村子里的老百姓怎么活著，孩子們在怎樣的環境里長大。

董憲勛開始坐不住了，他心里的某個東西在慢慢松動。

另一個人是醫院的護士，叫韓勇義，負責給趙一曼換藥。

她每天處理趙一曼身上那些潰爛的傷口，親眼看著那些還沒愈合的地方，很難無動于衷。趙一曼跟她說的話同樣樸實，沒有口號，沒有豪言壯語，就是實實在在的事。

三個人悄悄商量了一個越獄方案，反復推敲細節，把每個環節都想過一遍。

1936年6月28日，機會到了，董憲勛找來一輛車，韓勇義配合時機制造掩護，趁著換班的空檔，趙一曼被帶出了醫院。她的腿還沒完全好，走路一瘸一拐，但她堅持要走，一步都不肯停。

他們跑了兩天，距離徹底脫險只差一步。

1936年6月30日，追兵追上來了，三個人全部被重新抓獲。

董憲勛被帶走審訊，受盡折磨，死在了獄中。韓勇義被判了長期徒刑，直到戰后才獲釋，她說她從沒后悔過那兩天。

趙一曼再次落入日軍手中，這一次日軍放棄了從她口中套情報的念頭，改用了更直接的手段：電刑，把電流接在人體上，調節電壓讓神經反復痙攣；烙鐵，燒紅后直接貼上皮膚，皮肉焦糊的氣味彌漫在審訊室里。

從1936年7月25日起，日軍動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刑罰手段，得到的還是什么都沒有。

那封沒寄出去的信

1936年8月2日一早，日軍宣布對趙一曼執行死刑。

押解隊伍從哈爾濱出發，目的地是珠河，那是她最初被捕的地方，日軍選在這里處決她，大概有某種告示的用意。

火車啟動前，趙一曼開口說，她要寫封信，給她的兒子。

押解她的士兵把紙和筆遞了過去。

這個動作在軍事邏輯里完全沒有必要，可是那些士兵照做了。也許只是覺得她就要死了，這點要求攔不住也攔不必要。趙一曼接過紙筆，在行駛的火車上把這封信寫完。

信寫給她的兒子寧兒。那時候兒子還小，在遠離東北的地方長大，母親一直不在身邊。

趙一曼在信里說，她對兒子有很深的虧欠，從小就不能陪著他，錯過了他成長的每一步，這份愧疚她心里清楚，一直壓著。

她沒有在信里寫她經歷了什么，九個多月里那些昏厥、那些潰爛的傷口、那些被潑冷水又重新開始的審訊，一個字都沒提。

她只是告訴兒子，希望他長大之后能記住，他的母親為什么要走這條路，希望他將來做個對國家有用的人，記住自己是誰，從哪里來，不要忘了那些為了今天付出過代價的人。

就這些，通篇沒有一個字訴苦。

火車沿途經過幾處村莊，趙一曼從車窗里向外大喊，喊的是抗日的口號，讓日本侵略者離開這片土地。路邊有老百姓聽到了那些話，押解她的士兵沒有立刻制止。

到了珠河，她被執行了死刑。趙一曼犧牲那年，31歲。

她兒子后來長大，在母親去世多年后，才讀到了那封遺書。那時候趙一曼的名字已經刻在了歷史里，可對他來說，那只是一封遲到太久的家書。

大野泰治的親筆供詞，最終作為歷史檔案保存了下來。

那份供詞是加害者自己寫下的，里面沒有任何美化，是對他所做之事的詳細陳述，外加晚年的懊悔。審訊者用一輩子的噩夢，替我們留下了一份關于那9個月最真實的記錄。

這段歷史距今已將近90年。今天有人談起和平，有時候會忘記它背后的價格。

1936年的那個夏天，一位31歲的女人坐在去刑場的火車上，給一個再也見不到的孩子寫了最后幾行字，把很多人的代價替他們先付清了！

信息來源
《趙一曼烈士生平事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2015年9月3日
《東北抗日聯軍斗爭史》——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日本戰犯懺悔錄：撫順戰犯管理所親歷實錄》——撫順戰犯管理所歷史檔案整理委員會，2005年10月
《黑龍江省革命烈士傳·趙一曼專輯》——黑龍江省檔案局，2019年7月1日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專題研究·東北抗戰篇》——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