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19日清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哈里森街突然傳出槍聲。不久后,數公里外的第79街,槍聲再次響起。
三名男孩、五名女孩,一共八個孩子的生命在瞬間內終結。更令人震驚的是,犯下這起血案的,竟是多名遇難孩子的親生父親。
經確認,遇難者中7人為槍手親生子女,另1人為其親屬。槍擊還造成一名兒童與兩名成年女性受傷。“如此規模的案發現場,讓人觸目驚心。”什里夫波特警方發言人克里斯·博德隆說。
當地執法人員表示,槍手采取了“處決式射擊”,即在受害者毫無防備或已被控制的情況下,近距離射擊關鍵部位致死。槍手作案后,在附近劫持車輛逃離,最終在鄰近教區與警方對峙,被當場擊斃。
案發現場附近居民的監控拍下了槍手逃離的畫面。“我聽到了兩聲槍響,但沒有任何爭吵或打斗的聲音,一切都很安靜。”她說。
8名遇難兒童,年齡都在3至11歲之間,有6人正在當地學校就讀。
“到了2026年,學區必須準備應對槍擊事件,這是不爭的事實。”卡多教區公立學校校長基思·伯頓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不幸的是,當槍手是家庭成員,而槍擊事件發生在孩子家門口時,我們永遠都措手不及。”
“這讓整個城市都感到震驚,也影響到我們所有人。”什里夫波特市長湯姆·阿塞諾稱“這可能是這座城市歷史上最糟糕的事件”。出生于什里夫波特地區的美國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也表示,這起槍擊案“令人心碎”,并在眾議院議事廳帶領議員為遇難兒童默哀。
這起案件也成為自2024年1月芝加哥郊區槍擊案以來,美國最嚴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就在此次案件發生當天,艾奧瓦大學附近亦發生一起群體性槍擊事件,造成5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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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警察封鎖槍擊事件現場附近街道。圖/IC
“盡責父親”
警方確認,槍手為31歲的本地男子沙馬爾·埃爾金斯,其使用的手槍性能“類似突擊步槍”。目前,警方初步認定該案源于家庭糾紛,并仍在調查其作案動機及槍支來源。
埃爾金斯于2024年結婚,與妻子沙尼夸·普格居住在哈里森街,育有4名子女,同時與居住在附近的克里斯蒂娜·斯諾育有3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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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馬爾·埃爾金斯 圖/視頻截圖
美國陸軍記錄顯示,埃爾金斯曾于2013年至2020年在路易斯安那州陸軍國民警衛隊服役,擔任信號支援系統專家和火力支援專家,但從未被派往海外,最終以列兵軍銜退役。此后,他在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PS)從事貨車裝卸工作。
警方未發現他存在家庭暴力的記錄,但執法記錄顯示他曾因酒駕及非法使用槍支被指控。2019年,他曾在一所學校附近與人發生槍支對峙,并向逃逸車輛連開五槍,其中一顆子彈落在有兒童活動的校園附近。
在鄰居與熟人眼中,埃爾金斯并不像一個不愛孩子的人。住在案發地點街對面的一名鄰居回憶,這家人剛搬來不久,孩子們常在院子里玩耍,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這(起案件)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據《紐約時報》報道,埃爾金斯的同事也形容他“看起來像一個典型的、盡責的父親”。案發前一周,他還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與孩子們慶祝復活節的照片。
埃爾金斯在社交平臺臉書上的最后一條公開動態,是與長女在一家漢堡店的合影,配文輕松愉快:“帶我大女兒去約會,結果發現她玩得太嗨了,真是太開心了!”
然而,這種表面的平靜之下,隱憂早已存在。埃爾金斯的生母和繼父表示,他朋友不多,曾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并表達過自殺想法。今年2月,他還曾試圖自殺。
據其親屬透露,埃爾金斯曾前往退伍軍人事務醫院接受心理健康評估,約一周半后出院。但家人并不清楚他后續是否持續接受心理咨詢,也不確定是否存在針對他的保護令。
多名親屬認為,埃爾金斯日益加重的心理壓力,與其婚姻關系密切相關。他與妻子之間長期存在矛盾,包括互相指責不忠以及經濟壓力帶來的緊張關系。案發前,兩人已處于分居狀態,并計劃在案發次日出庭處理相關事務。妻子近期提出離婚申請,有可能成為壓垮他的關鍵因素。“第一次因為離婚的事發生爭吵后,他整個人就像失控了一樣。”埃爾金斯的妹夫回憶道。
今年4月初的復活節期間,埃爾金斯曾給母親打電話,流著淚稱自己正沉浸在“黑暗的想法”中,“想要自救”。據其母親回憶,當時電話另一端,仍能聽見孩子們的嬉鬧聲。
4月9日,埃爾金斯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祈禱文,祈求上帝幫助自己控制情緒。他寫道:“當抑郁試圖侵蝕我,當憤怒升起,當焦慮或恐慌襲來時,請賜予我覺察力……賜予我力量,讓我能夠立即奉耶穌的名拒絕它們。”
僅僅十天后,他親手殺死了自己的七個孩子。
“家庭滅絕”
什里夫波特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紅河沿岸,是該州第三大城市。歷史上,這里既是南北戰爭末期的邦聯據點,也曾是民權運動的重要沖突現場。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最新數據,什里夫波特2026年人口約為17.1萬,其中非裔美國人占比超過56%,為該市最大族裔群體。近年來,這座城市持續面臨人口流失問題,同時伴隨著長期存在的治安壓力。
2024年,當地暴力犯罪數量約為2150起。什里夫波特市議員格雷森·布歇指出,該市超過30%的犯罪以及約30%的謀殺案件與家庭暴力有關,“而這一起案件,幾乎讓全年兇殺數據翻倍”。
在犯罪學研究中,這類案件被稱為“家庭滅絕”,即兇手殺害配偶及子女等親密家庭成員的極端暴力行為。
與公眾印象中的“突發失控”不同,這類案件往往呈現出相對穩定的行為模式:絕大多數兇手為男性,且通常在殺害家人后自殺或被警方擊斃。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退休主管特工杰森·帕克認為,什里夫波特的這起慘案并非偶然發生,而是沿著一條逐漸累積的“暴力路徑”走向末路。“它不是那天早上發生的,而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悄無聲息地形成的。”
在這一過程中,個體通常從某種強烈的不滿出發,例如婚姻破裂、監護權爭議或失控感與羞辱感,并在反復的情緒強化中逐漸陷入封閉的心理循環。帕克指出,當事人會不斷構建一種自我敘事,將自己視為受害者,并將責任歸咎于身邊最親近的人。隨著這種認知的不斷固化,原本的親密關系被重新定義為“問題本身”,道德約束隨之瓦解。“他不再試圖解決問題,而是一步步升級行為。”帕克說。
從案發后的行為軌跡來看,埃爾金斯在多地作案、劫持車輛、持續逃逸,并最終與警方對峙。這一系列舉動,被認為具有明顯的預謀性特征,也符合執法人員所說的“自殺式襲警”模式。“他當時已經決定不再回來了。”帕克判斷。
美聯社、《今日美國》與東北大學建立的數據庫顯示,自2006年以來,美國約67%的大規模殺戮發生在住宅及其周邊環境,涉及家庭成員的案件占比達48%,多數兇手與受害者彼此相識。控槍組織Everytown for Gun Safety基于聯邦調查局數據的分析也顯示,在大規模槍擊案件中,57%的受害者是兇手的家庭成員或伴侶,另有16%的兇手曾因家庭暴力被起訴。
案發后,卡多教區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強調,此次槍擊事件表明家庭暴力“不是私事”,而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社區問題,往往會波及最脆弱的兒童群體。“這讓它更加駭人聽聞。這不是開玩笑,是真的。這就是有人精神崩潰的后果。”什里夫波特市議員塔巴莎·泰勒稱。
曾在2011年遭遇槍擊的美國前國會議員加布里埃爾·吉福茲表示:“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感到憤怒,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經常讓孩子遭受如此難以想象暴力的國家。”
什里夫波特市議員格雷森·布歇用“純粹的邪惡”形容這場悲劇,并警告稱,單純依賴執法資源無法阻止類似事件反復發生:“我們可以添置一百輛新警車,可以耗資數百萬建一座嶄新的警局,但如果不制止這種暴力循環,我們還會繼續站在這里,情況只會越來越糟。”
據槍支暴力檔案庫統計,今年以來,美國已至少發生6起大規模槍擊事件。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三起在得克薩斯州,一起在密西西比州,一起在佐治亞州,一起在佛羅里達州。六起事件的共同點是,兇手都與受害者相識。
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小薩姆·詹金斯在案發后呼吁,應加強對有家庭暴力風險人群的跟蹤與干預機制,尤其是心理健康支持。“我們可能沒有更密切地關注那些有家庭暴力史的人,也沒有為他們提供治療。如果我們開始將此作為后續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許這類事件就會減少。”詹金斯說。
作者:殷晨浠
編輯: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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