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亞戰爭與歐洲地緣政治的轉折：兼論歐陸均勢背后的海洋霸權

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是19世紀歐洲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它不僅是維也納體系治下所謂“百年和平”的一次斷裂，更深刻地重塑了歐洲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這場戰爭破除了英國的“孤立主義”敘事，也由此揭示了英國海洋霸權對歐洲大陸均勢脆弱維持的重要意義。

維也納體系概述圖（來源：百度百科）

一

克里米亞戰爭對歐洲地緣

的標志意義

泰勒認為，“克里米亞戰爭是為了重建歐洲體制而打的”。克里米亞戰爭起源于維也納體系下維系歐洲均勢的兩個側翼大國——即英國和俄國——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英國作為主導性海上強國，與位于歐洲東翼的大陸強國俄國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雖然兩國存在潛在的霸權挑戰關系，但反對拿破侖的共同利益和維也納體系暫時掩蓋了這種矛盾。兩個側翼大國之間的緊密關系原本就是維特涅體系精心設計的一環，正是梅特涅促使英、俄兩國保持友好，奧地利才得以成為維也納體系的核心，歐洲均勢才得以在1815年后維持了數十年的基本穩定。然而，兩國分屬海陸權的事實還是難以永遠掩蓋他們在“東方問題”上的分歧：英國希望歐陸的平衡不被破壞，即使是當時尚不被認為是歐洲體系之內的奧斯曼帝國，英國難以容忍俄國在奧斯曼帝國擴張勢力，因為這對英國通向亞洲的航道構成潛在威脅；而俄國雖然以“歐洲憲兵”自詡，但在東方問題上仍有很大的擴張傾向，尤其是當奧斯曼帝國逐漸衰落、巴爾干地區出現權力真空后，甚至提出和英國共同瓜分奧斯曼帝國。這一分歧讓英、俄之間產生裂痕，并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走向決裂，由此破壞了梅特涅體制對兩個側翼大國親密關系的期待。

克里米亞戰爭因英俄的分歧而起，但隨著戰爭進程，尤其是英國陣營擴大的進程進一步破壞了梅特涅體制的精心設計。首先是法國與英國結盟，這一事件直接摧毀了1815年維也納體系的安排，使法國很大程度上從戰敗陰影中走回到歐陸爭霸斗爭的中心。其次是奧地利與英法的交好，這絕對是在俄國意料之外的：原先與它一起站在維持歐洲現狀戰線上的奧地利，現在反而與它的敵人站在了一起，這導致了兩國在這之后幾十年的矛盾。普魯士雖然在這一問題上最終保持中立，但也破壞了它和俄國的感情。自此之后，神圣同盟不復存在，維也納體系之下的大國協調機制也淪為空談。

此外，戰爭的結果對歐洲大陸的權力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一，克里米亞戰爭的現代性暴露了俄國的落后。克里米亞戰爭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戰爭，使用了最新的工業技術、現代來復槍、蒸汽機船和鐵路，還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訊手段，電報、軍事醫學上的一些重要發明，以及戰地記者和攝影師也出現在了戰場上。俄國在戰爭中的慘敗一方面使俄國在此后的外交中心從爭霸轉向了廢除巴黎和約，使俄國失去了介入和主導歐洲大陸事務的能力；另一方面，戰爭暴露了俄國內部的落后，迫使其轉向內部改革。此外，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很多行為都在隨后的時間里得到“報應”。奧地利則因在戰爭中背棄了與俄國的傳統友誼，戰后陷入了外交孤立，為日后在德意志統一進程中的失敗埋下了伏筆。法國在拿破侖三世的精心算計下，通過參與戰爭逐漸擺脫了維也納體系的舒服和反法戰爭失敗的陰影，但它在戰后與俄國媾和的行為雖然在日后的短期時間里成為歐洲大陸的中心，但也是后來法國陷入比維也納體系建立之初更嚴重的外交孤立的原因之一。

塞瓦斯托波爾的埃里庫爾紀念碑（圖片來源：奧蘭多·費吉斯《克里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二

英國孤立主義敘事的破滅：

歐洲均勢背后的海洋霸權

英國作為一個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的海上強國，其對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一直存在著孤立主義敘事，但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因奧斯曼問題同俄國宣戰，說明了英國對歐洲事務的干涉與孤立是英國海上利益這枚“硬幣”的兩面，而“哪一面朝上”取決于歐洲大陸能否依靠內部力量維系均勢，換言之也取決于歐陸的權力爭奪是否會對英國的海上利益造成威脅。同時，克里米亞戰爭也再次證明了海上霸權的存在是歐洲均勢的一個重要條件，它往往會在歐洲大陸內部難以阻止一個霸權國誕生時采取干涉，從而維系這種脆弱的穩定。

英國作為海洋霸權國之所以會干涉歐陸事務，原因在于歐陸的均勢是其海洋權力的一環，它們總是以推進全球范圍內的商業、金融和海軍力量來界定自己的利益，一旦某個大陸強國取得歐洲區域霸權,它同時也將有能力使整個歐洲大陸的市場對主導性海上強國完全封閉。如果沒有了大陸市場的開放帶來的經濟交往，海洋霸權國的利益就會受損，所以海洋霸權國希望大陸國家保持均勢狀態。對于海洋霸權國來說,維持大陸均勢能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能夠維護海洋霸權地位和安全；二是能夠保持大陸市場開放，為維護海洋霸權的經濟發展與繁榮提供前提。因此正如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所說的：“歷史上的陣營，總是某些邊緣地區國家和大不列顛一起對抗另一些邊緣地區國家和俄國，或大不列顛同俄國一起對抗一個邊緣地區的強國。”19世紀中期，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的貿易額超過俄國，因此在英國看來，俄國在黑海和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可能會影響英國的海上貿易，也就從根上威脅到了英國的海上利益和海上霸權。從這一點看，英國放下孤立轉向支持奧斯曼帝國同俄國開戰就是意料之中了。

另外，英國海上權力的限度既保證了歐陸國家對其海上權力的默認，也保證了在長時段內俄國作為歐陸東側側翼大國的存在，這是歐陸均勢的另一個穩定器。那些主導性海上強國多為島國和半島國家，導致大陸國家認為海上強國很少對歐洲大陸強國的生存構成實質性的威脅。主導性海上強國也很少會維持一支龐大的陸軍，它們的戰時陸軍有很強的臨時性，《克里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一書中就指出了英國陸軍在克里米亞的表現遠遜于法國，其后勤和指揮暴露出嚴重問題。因此，英國參與歐洲大陸戰爭時，其目標往往不在于摧毀、而在于制衡。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的目標從來不是摧毀俄國，那會導致歐洲大陸出現權力真空，反而不利于英國。當《巴黎條約》規定黑海中立化，俄國退回到黑海以北、其艦隊被限制在黑海后，英國的“有限勝利”就已經達成。這種海上權力的限度難以突破歐洲大陸的縱深，也就保證了在長時段內俄國作為歐陸東側側翼大國的存在，為歐陸均勢的維系留下一個重要的角色。德約認為，近現代歷史上的“大洋機理”之所以能一如既往地遏制并擊敗旨在取得歐洲區域霸權的“大陸機理”，其關鍵原因就在于主導性海上強國對歐洲大陸局勢的干預：不僅是激發了其他大陸國家對霸權覬覦國的反抗，同時也導致了霸權覬覦國同那個位于歐洲東翼的大陸強國（這其中主要是俄國）的沖突——這在歷史中得到了反復驗證。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國際政治學專業碩士生李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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