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銀行資產逼近萬億：4.64%的個貸不良率隱藏哪些挑戰？

《投資者網》吳微

隨著2025年年度報告的披露，天津銀行（1578.HK）向市場交出了一份規模與隱憂并存的答卷。年報顯示，截止2025年末天津銀行資產總額達到9824.03億元，同比增長6.1%，距離“萬億資產俱樂部”僅一步之遙。

然而，在規模擴張的表象之下，該行的資產質量與現金流狀況卻引發了資本市場的高度關注。一方面，天津銀行的個人貸款不良率飆升至4.64%，創下近年新高；另一方面，公司雖然大力壓降零售業務，其對公貸款卻猛增17.2%至3916.0億元，但這部分新增資產高度集中于“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底層資產或多為地方城投債務。此外，2025年天津銀行經營活動現金流呈現接近500億元的巨額凈流出狀態。

在銀行業同質化競爭加劇、息差持續收窄的當下，天津銀行如何跨越歷史包袱與現實流動性壓力的雙重挑戰，或將成為其管理層亟待解決的命題。

轉型的“反噬”：深度綁定互聯網巨頭留下的隱患

據天津銀行年報顯示，公司2025年面臨的最直觀壓力，或來自于其零售端資產質量的顯著惡化。截至2025年末，該行個人貸款不良率從上年末的2.84%大幅躍升至2025年末的4.64%，同比上升了1.8個百分點。個人不良貸款余額達37.1億元，這意味著全行44.82%的壞賬集中在個人貸款領域。

這一風險的集中暴露，根源或在于天津銀行早年激進的“大零售戰略”與助貸模式。回溯至2017年至2019年的互聯網金融狂飆期，為在資產負債表上實現跨越式擴張，天津銀行選擇深度綁定美團（3690.HK）、螞蟻集團等流量巨頭。

翻閱天津銀行披露的《互聯網個人合作貸款業務合作機構名單》，美團金服旗下的重慶兩心金誠、螞蟻智信等行業巨頭赫然在列。這種以“流量注入”換取“規模紅利”的打法，雖在短期內支撐了天津銀行資產的擴張，卻也令公司信貸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平臺的風控成色。

在這種助貸與聯合貸模式中，互聯網平臺負責獲客與流量初篩，天津銀行這類資金方的權限相對有限。因此，這種模式下，大量銀行資金流向了外賣騎手、年輕網民等或缺乏傳統銀行征信資質的“長尾人群”。

在宏觀經濟上行期，這種下沉式擴張能夠獲取高額利差；但在2025年宏觀消費環境處于“波浪式修復”的背景下，部分新市民、靈活就業者的收入穩定性受挫，導致了這些經過了1-2年“免傷期”的高息資產開始集中進入了風險暴露期。

伴隨著逾期率的上升，合規與聲譽風險也隨之而來。在公開投訴平臺上，大量借款人反映遭到第三方機構的“軟暴力催收”及附加違規擔保費等問題，而這些貸款的發放人正是天津銀行。

此外，個貸不良率的飆升也疊加了天津銀行主動收縮規模帶來的“分母效應”。面對風險，天津銀行近年來適度控制互聯網合作貸款規模，2025年末其個人貸款余額同比下滑17.8%至800.1億元。作為“分母”的貸款基數快速縮小，也進一步被動推高了賬面上的不良貸款率。

糾錯轉型：追索績效與“排雷”攻堅

面對個貸業務的嚴峻形勢，天津銀行的管理層在近兩年經歷了一些調整。執行董事董曉東于2026年初兼任天津銀行的首席合規官，從而進一步強化高層對公司合規內控的垂直管理。這種“換血”不僅是職位的調整，更反映了該行戰略重心的徹底移位。新任高管團隊大多具備豐富的專業銀行背景，上任后的首要任務便是對前幾年的激進擴張實施“糾偏”。

為了向市場展示問責與整改的決心，天津銀行在2025年實質性地推動了薪酬追索扣回制度。對于在互聯網信貸擴張期未能有效識別風險、導致后期出現大額壞賬的相關責任人，天津銀行或進行了績效獎金的追溯。這一舉措在業內傳遞了明確信號，銀行業務的擴張必須以風險為底線，而非單純的規模導向。

在具體經營策略上，新高管層果斷選擇了“防守”姿態。通過重組零售風控體系、收緊外部平臺準入標準，天津銀行正在將業務重心從風險波動的零售端，重新拉回到傳統的對公業務上。

這種轉型并非易事，尤其是在銀行業同質化競爭白熱化的今天。新高管團隊試圖通過加大不良資產核銷、引入更加嚴苛的內部審計標準來“排雷”，力求在資產規模跨入萬億大關之前，先通過“去腐生肌”來修復脆弱的資產資產表。

新任管理層上任后的首要任務被定調為“排雷”與“資產修復”。這種轉型策略帶有明顯的“防御性”。一方面，天津銀行新的高管層通過加大核銷力度及不良資產證券化（ABS）等手段平滑不良率；另一方面，為規避個貸風險進一步失控，天津銀行在信貸資源開始全面向對公業務回縮。目前天津銀行管理層正試圖在嚴控風險的前提下，利用極其有限的核心資本，通過對公業務的持續“造血”，來填補個貸業務留下的資產風險。

對公狂飆與現金流失血：萬億規模前的估值與資本大考

在“零售收縮、對公補位”的戰略下，天津銀行2025年的對公業務呈現出“高歌猛進”的態勢。全年公司貸款達到3916.0億元，同比大幅增加17.2%，成為支撐其資產規模擴張的絕對主力。

然而，深入剖析其對公貸款的行業分布，一個數據極為扎眼。據天津銀行披露，公司對公貸款中高達1603億元的資金投向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同比增長31%，占全行公司貸款比重高達40.8%。根據市場慣例與猜測，天津銀行這超1600億元的信貸投放，其底層資產或多是天津及環京地區的地方城投公司與地方國企貸款。

對公貸款大幅上漲，雖然在短期內穩住了天津銀行的賬面不良率，且受益于地方政府化債紅利，公司該對公業務風險目前較低。但從中長期來看，這也是另一種極限的“集中度風險”。城投平臺承接的多為公益或準公益性基建項目，自身經營性現金流較弱，高度依賴外部融資。因此，一旦地方財政吃緊或化債政策退坡，天津銀行這部分巨額資產或將面臨收回的壓力。

這種“短貸長投”的錯配模式，也直接導致了天津銀行經營性現金流的劇烈惡化。2025年，天津銀行經營活動現金流凈額為-484.96億元，較上年同期大幅減少了374.73億元。其核心原因或在于，天津銀行將大量現金流出投放到了長久期的城投項目中，而在負債端，為了保衛利潤空間穩定凈息差，天津銀行主動壓降了高息協議存款。最終使得公司的存款流入的速度遠遠無法覆蓋天津銀行對公放款的速度。

為了填補近500億元的經營現金流失血，天津銀行不得不高度依賴發行金融債、同業存單等籌資活動來補充現金流。2025年天津銀行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入高達363.71億元。這種重度依賴“批發性融資”的模式，在市場資金面一旦收緊時，或將顯著推高天津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面對公司潛在的風險，資本市場對天津銀行的審視也極其敏銳。這或也是為何在天津銀行資產規模逼近萬億、凈利潤微增的情況下，其股價卻長期在2.5港元/股附近震蕩，其市凈率（P/B）更是長期徘徊在0.2至0.3倍左右的極低水平。

最近幾年，天津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呈現下降的趨勢，截止2025年末已跌至9.08%，緩沖空間正在收窄。其對公貸款的“重資本”擴張模式或正在侵蝕天津銀行的核心資本，而高額的個貸不良撥備又擠壓了公司內源性利潤留存的空間。在大型銀行不斷下沉、同質化競爭加劇的行業周期底部，天津銀行的優質中小客戶或面臨流失壓力，非息收入也已顯得后繼乏力。

對于天津銀行而言，單純的規模擴張已非良藥。如何在2026年扭轉經營現金流為負的局面、穩妥消化37億元的個人壞賬，并有效管理好超1600億元的城投資產，或將是決定其能否重塑市場預期、擺脫估值折價泥潭的真正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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