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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
美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黎安友教授在總結清末民初中國憲法政治夢想破滅的原因時提出了有意思的解釋,他說一方面中國人(包括官員和讀書人)特別注重某種特殊的社會紐帶,例如同鄉、同門、同年之類,形成一個又一個小團體,大家相互提攜,聲氣相求,可以達到突破原則、縱容包庇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最缺乏妥協精神,不理解政治審議和決策中其實經常需要相互讓步。南宋以后,更有越來越強烈的清流傳統,凡事都是那種最激烈的主張占據著道德制高點,結果就是輿論場的巨大的裹挾力量把朝野上下推向極端的立場。到了清末,西方列強襲來,那種高調輿論更具有了大市場,提出和解或戰略性讓步的任何論調都要承受如潮水般的漢奸賣國罵名,對外交作業帶來的沖擊和損害也是無窮無盡。所以,當李鴻章向深諳中國情勢的戈登(Charles Gordon)詢問國策時,這位著名的英國戰將提議,在不可戰之時,對鼓噪硬戰者格殺勿論。不過,后來的情況沒有多少改觀,“海棠依舊”,而且敗仗愈多,激烈調門愈高。如果誰主張需要有妥協精神,那真是有點堂吉訶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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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將軍
妥協精神的匱乏不僅體現在對外關系方面,內部事項也是如此。我在“胡適的面相”里面談到胡適精神中的一個難得的品質,也是古來中國所缺乏的,那就是在跟壓迫性力量抗爭的時候,如何保持一種公正的立場。五十年代末,胡適在臺灣,夾在兩蔣和《自由中國》的一班血氣方剛的斗士之間,老蔣在日記里詛咒他,小蔣發動人馬(包括徐復觀這類的學者)攻擊他,而雷震他們又抱怨胡適不夠決絕,不肯出來組反對黨。即便如此,胡適仍然堅持自己的溫和的堅定,并且要求雷震他們,發表的言論應當讓中立的人士感到是公正的。這其實也是漢德(Learned Hand)法官所倡言“自由的精神”時所說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對自家觀點是否正確不那么確定的精神。直到今天,平常所見的各種爭論很多都源于各方都篤信自己真理在手,涇渭分明,紅白兩道,沒有任何過渡顏色,社會轉型的推動變得更加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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