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言說之物：紡織品、服裝工作與敘利亞裔美國工人階級》作者訪談及節選

編譯者：Mey

文章來源： Jadaliyya，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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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能力，請贊賞我們的工作。我們將把全部所得同“北敘利亞通訊”一起集中捐獻給災難中的巴勒斯坦人。

Jadaliyya (下簡稱J):是什么促使您寫了這本書？

Stacy D. Fahrenthold (下簡稱SDF): 幾年之前，我了解到一位年輕的敘利亞男性在一次罷工中被刺刀刺死。當時，我還是個初來波士頓的博士新生，而勞倫斯市距波士頓僅三十英里——1912年，約翰·雷米（John Ramey）就是在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被一名州民兵殺害的。

在美國歷史敘事中，“面包與玫瑰罷工”（1912年勞倫斯紡織工人罷工）常被描繪為“塑造”美國工人階級的關鍵時刻。但其在阿拉伯移民(mahjari)歷史中的面貌卻模糊不清。

當時勞倫斯擁有全美第二大阿拉伯移民社區，近4500名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移民作為“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領導的多族裔聯盟一部分參與了罷工。然而，在查閱美洲地區浩繁的由阿拉伯語印刷的文化檔案時，像約翰這樣的故事即使偶有記載，也著墨甚少。

阿拉伯移民檔案中處處可見勞工運動的痕跡，但表述總是含蓄的——例如婦女援助社團的“善行”報道、對現代管理技術的迷戀、維持產業和平的“合作”策略、對不守規矩的工廠工人含蓄的指責，以及關于“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對阿拉伯社群留美權利構成危險的規訓式討論。

受這種印刷文化影響，我的第一本著作（《在奧斯曼帝國與協約國之間》）將我從工人研究引向了印刷階層的民族主義政治。但與此同時，那些勞工抗爭的回聲始終縈繞我心。報刊中那些未被言說的空白一直困擾著我。

《不可言說之事》在很大程度正是這種困擾的產物。

我著手去撰寫一部“全世界敘利亞工人”風格的勞工史，核心聚焦于1912年至1934年間美國發生的罷工與起義。本書敘述了美國的阿拉伯裔工人在毛紡、織造、服裝和亞麻刺繡等行業的歷史；這些行業共同驅動“阿拉伯-大西洋移民運動”(Arab Atlantic mahjar)，構成了中東移民工人的最大從業領域，并以未被充分認知的方式塑造了僑民的勞工經濟。

（譯注：Mahjar一詞匯源自阿拉伯語“hijra”，意為“遷徙”，指的是大約從1850年開始并持續到二十世紀的一股由敘利亞和黎巴嫩詩人及作家前往美洲的遷移潮。大多數人都是為了逃避政治壓迫和宗教迫害，因為絕大多數移民信仰基督教。

隨著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移民到美洲，他們帶來了對阿拉伯身份的思考——這也促成了在新居住地出現類似的文化運動。）

在此過程中，本書直面了各類“不可言說之事”：敘利亞年輕女性在工業勞動和糾察線上的核心作用；那些聲稱要“在美國提升敘利亞名聲”的種族體面話語背后，對她們勞動力的剝削與階級政治；以及在嚴苛的移民限制和反工人政治氛圍下，族裔社群內部勞工斗爭所面臨的特有挑戰。

本書反思了阿拉伯裔美國勞工史是如何因史學家對“何種行為算作勞工行動主義”的界定而被邊緣化。書中既記錄了傳統的車間斗爭和正式談判，也聚焦于那些組織互助、籌集保釋金、在罷工廚房為社區提供食物，并與其他移民群體建立跨種族聯盟的活動家。

同樣，《不可言說之事》也追溯了阿拉伯-大西洋地區敘利亞僑民資本家階級的興起，這些商人兼制造商通過巧妙操控紡織供應鏈、與美國擴張主義者合作，以及對敘利亞僑民群體勞動力提出（有爭議的）訴求，建立了全球品牌。

因此，本書不僅講述了敘利亞工人在美國白人管理下的工廠中“勞方對陣資方”的故事，也審視了在敘利亞人自己擁有的工廠中，這類斗爭呈現出何種面貌。

1912年，手持刺刀的馬薩諸塞州民兵包圍了一群罷工者。有三人這次罷工中死亡，他們分別是：意大利移民Anna LoPizzo，在沖突中胸部中彈；敘利亞移民John Ramey，被民兵用刺刀刺死；立陶宛移民Jonas Smolskas，在罷工結束數月之后因佩戴著親勞工的徽章而被毆打而死。此外，還有許多人受傷和296人被捕。

J:本書具體涉及哪些主題、議題和文獻？

SDF：《不可言說之事》探討了阿拉伯移民社群的勞工史，敘述了在美國勞工運動高漲的一代，紡織行業中的行動策略與勞資斗爭。

例如，本書探討了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工人如何與世界產聯、美國服裝工人聯合會以及國際女裝工人聯合會等工會一同罷工。研究發現，在紡織業的數次停工中，敘利亞工人的參與規模足以使行業癱瘓，并迫使資方做出讓步。由于這些工人大多是女性，本書也構成了女權主義勞工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寫作過程中，阿拉伯移民社區紡織業的整體圖景逐漸清晰——阿拉伯工人在毛紡、絲織、闊幅布和成衣等行業廣泛分布，同時所謂的“敘利亞作坊”也開始出現，這些敘利亞人擁有的工廠里，婦女們縫制和服、內衣、鉤編袖口領套（譯注：一種類似假領、假袖口的裝飾品）、刺繡亞麻制品或其他家用紡織品。

因此，本書不僅講述了敘利亞工人在美國白人管理的工廠中“勞方對陣資方”的故事，也審視了在敘利亞人自己擁有的工廠中，這類斗爭呈現出何種面貌。同樣，本書追溯了阿拉伯移民社區的供應鏈，每一章都跟隨紡織原料從加工到成品的歷程，每一環節都經過不同群體敘利亞工人的手。

通過對供應鏈概念的思考，《不可言說之事》得以超越紐約、帕特森、勞倫斯或波士頓的生產場所和車間政治；本書的后幾章跟隨敘利亞資本家的腳步，記錄他們將生產外包到葡萄牙的馬德拉島、馬尼拉、上海和橫濱（耐人尋味的是，這些都是美國商業勢力擴張的地點），并延伸至美墨邊境地區。

J: 這本書與您之前的作品有何關聯或不同之處？

SDF:在我的第一本書（譯者注：即《奧斯曼與協約國之間：1908-1925年敘利亞和黎巴嫩僑民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探究了一種特定的僑民政治：即由敘利亞和黎巴嫩新聞界人士在紐約、布宜諾斯艾利斯或圣保羅等印刷文化中心所實踐和推動的僑民民族主義。

在很大程度上（雖有例外！），這些人質疑工人運動、工會和勞工活動家，認為他們對其在祖國進行民族發展的政治事業構成潛在威脅——他們主張這項事業依賴于產業和平與來自海外的利潤。

《不可言說之事》挑戰了這種敘事選擇，轉而從女工、工會領袖、所謂“童工”以及穿梭于美洲大陸阿拉伯僑民社會尋找工作的紡織品小販的視角，書寫了一段階級形成與勞工斗爭的歷史。

北美第一個阿拉伯語文學社團“筆會”領導者們的照片，拍攝于1920年。從左到右：Nasib Arida, Kahlil Gibran, Abd al-Masih Haddad, Mikhail Naimy。根據秘書Mikhail Naimy所言，組織的宗旨是，是“將阿拉伯文學從停滯和模仿的泥潭中拉出來，注入新生命，使其成為阿拉伯國家建設中的積極力量”。在移民史中，容易被關注到的是像“筆會”成員這樣的精英，而不是默默無聞的勞動者。

J: 您希望哪些人閱讀這本書？您期待這本書對讀者產生怎樣的影響？

SDF:《不可言說之事》是為所有對全球中東社會史感興趣的人，以及熟悉美國移民與勞工歷史的讀者而寫的。同時，它也懷著對多年來我有幸聆聽到的無數家族歷史的關注——書中部分人物的故事得以呈現，正得益于社區檔案工作者和家族歷史學家在部分研究中的協作。

我希望《不可言說之事》能對我們如何思考中東的移民與流動歷史產生影響：首先，通過更好地理解阿拉伯移民社區的代議政治史；其次，在追尋阿拉伯移民故事的過程中保持謙遜，并思考緘默（即“不可言說性”）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亞于發聲。

J: 您目前還在進行哪些其他項目？

SDF:我當前的大部分工作都聚焦于反對在巴勒斯坦發生的學術殺戮（譯注：對教育人員、場所與物資的系統性破壞），并在我們當下多重危機的沖擊下，為在美國持續保有研究、教授和學習中東歷史的權利而努力。

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我已與加州歷史-社會科學項目合作，在全州范圍內為K-12階段（譯注：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的基礎教育階段整體，包含從5-6歲的幼兒園到17-18歲的12年級。）的中東及阿拉伯裔美國移民史教學開發課程材料；我們讓大學研究者與一線教師直接協作，并出版基于加利福尼亞州歷史-社會科學框架的教案，供課堂直接采用。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正參與一個名為“自下而上的學術自由”的新合作項目，研究那些具有革新性的、非主流的學術傳統如何通過大眾教育影響了我們的校園，并推動大學鼓勵（而非壓制）活躍的公共辯論。

這兩個項目的核心都在于關注學術自由，并致力于在強大阻力下推動制度性變革。這項工作使我與中東和美國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系與合作。

加州歷史-社會科學項目主頁，網址：https://chssp.ucdavis.edu/。為學校課堂準備的中東歷史探究資料在2025年8月29日在主頁上線。除了有關阿拉伯美國移民經歷的內容之外，還有另外3篇分別是安達盧西亞的前現代精英文化、中東猶太生活與早期猶太復國主義（1880-1920）、現代巴勒斯坦歷史。

本書節選（摘自引言）

1912年1月29日——約翰·雷米死亡的前夜，月近滿盈。積雪已堆積數日，在日間消融又復凍的循環中凝結成厚重的冰層，在哨卡周圍折射著月光。一個臨時搭建的營壘保護著被派往勞倫斯市的馬薩諸塞州國民警衛隊士兵，他們的任務是阻止暴動者將冰塊擲入工廠窗戶。這個哨所位于埃爾姆街的拐角處，那條街是勞倫斯市敘利亞區的通道。

“他們就是在那里發現了炸藥，”一名民兵對另一名說著，同時仰頭灌下一口本地的亞力酒（araq）來驅寒。在他們身后，一群男孩正在悄然集結，準備著一場伏擊。男孩們悄悄靠近，收集積雪以充實他們的"彈藥庫"。其中一人喊了一聲，他們便開始朝那些占據他們街區的士兵投擲雪球。

衛隊士兵猝不及防，陣型被打亂，在一片混亂中，士兵們開始在敘利亞貧民區瘋狂追捕襲擊者。他們抓住了兩名敘利亞男孩——他們是所謂的"童工"，受雇于美國羊毛公司（AWC），當時正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一起罷工。

15歲的納吉布·卡利勒（Najib Kalil）和16歲的阿卜杜拉·納朱姆（Abdallah Najjum）被關在工廠大樓里過夜，由州政府部署的武裝人員看守。其余的敘利亞男孩則四散逃入夜色。但不到一小時，卡利勒和納朱姆的父親（他們也是美國羊毛公司的罷工者）便隨憤怒的人群一起涌向了那個哨所。他們包圍哨卡，敲打鍋盆，驚醒了整座城市，要求釋放孩子們。對峙由此發生。

有人看見約翰·雷米（John Ramey）就在那里，站在最前面。在之后那些經過宣誓的證詞中，警方與州政府官員就約翰·雷米究竟是十六歲、十八歲還是二十歲爭執不休。有人說他屬于那群向哨所投擲冰塊的男孩之一，并在朋友被拘留后隨憤怒的人群返回。另一些人則堅稱他當時根本不在場。

可以確定的是，次日——1月30日正午——約翰舉著他曾在市敘利亞鼓號隊演奏的短號，走在罷工示威隊伍的最前列，穿過工廠區。雷米帶領數百名敘利亞人來到分隔美國羊毛公司工廠與被稱為"敘利亞區"的出租屋群的運河邊。當示威者將武裝民兵推過運河橋時，雷米被刺刀刺中兩次：一次在肩膀，一次在背部。他逃回家中，由父母送往醫院，最終傷重不治。

1910年代勞倫斯市不同族裔的居住區域圖，可以清楚地看到敘利亞裔聚居的區域。勞倫斯的工人們住在擁擠且危險的公寓樓里，每套公寓常常有許多家庭同住。一半的兒童在六歲前去世，36%的工廠工人在25歲前去世。平均預期壽命為39歲。

因擔心報復性暴動，官員禁止公眾集會并封鎖了城市。但那天夜晚，當月滿中天時，敘利亞鼓號隊再次走上街頭——男人們擊鼓，婦女們側翼相伴，敲擊著鍋盆。此后每夜都有午夜游行，悲痛的敘利亞罷工者們以此提醒勞倫斯市他們被殺害的短號手。約翰·雷米的遺體安葬于圣安東尼馬龍派教堂。國民警衛隊仍然駐扎在當地。街區的男孩們繼續向士兵投擲雪球。

這就是我們所知的約翰·雷米：他出生于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黎巴嫩山法盧加（Lebanon），在勞倫斯市死于刺刀之下，是1912年“面包與玫瑰罷工”中遇難的三個人之一。

雷米的故事出現在所有關于敘利亞移民工人階級的記述中，每次敘述都帶著細微的差異。有一個版本說約翰走在世界產聯隊伍最前列向民兵進軍；另一個版本說他只是無辜的旁觀者，根本不是罷工者。還有一種說法是，約翰目睹警察毆打一名敘利亞婦女，在保護她時被刺中背部。

約翰·雷米，是從事可被當局驅逐出境之罪行的無政府主義惡棍；約翰·雷米，是向警察扔雪球而被殺害的工廠少年。

在每一個故事里，雷米的亡魂都為生者代言，被用于紀念那場被譽為塑造了美國工人階級的罷工。約翰·雷米讓我們得以窺見阿拉伯僑民群體中敘利亞無產階級的生活；而一個全新的歷史，正等待在他身后展開。

* * *

本書通過探索全球敘利亞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將阿拉伯紡織工人置于勞工史、移民研究及資本主義批判研究的視域中。同時，本書追溯了敘利亞紡織業在阿拉伯僑民群體中的發展歷程。

無論是作為織工、縫紉工、服裝工人還是小販，敘利亞移民們支撐著一個由敘利亞商人主導的跨國紡織貿易網絡。這些工人在僑居地的體驗，與當時文化精英所頌揚的移民敘事截然不同。

這一點在敘利亞裔美國人的印刷文化及其眾多報刊、小說和書籍中得以揭示——這些作品往往贊頌敘利亞商業巨子：僑民政治領袖、“筆會”的知識精英，或是懷舊色彩濃厚的背包小販開拓者形象。

每個形象都訴說著阿拉伯僑民的特定歷史，將移民描繪成精明進取、階層躍升、受主流族裔認可、勤勞刻苦，并致力于在敘利亞與美國兩個世界中扎根的群體。

早期關于這個僑民群體的歷史書寫稱敘利亞人為“天生的移民與商人”，將他們抵達美洲的歷史聯系到“可追溯至腓尼基人的漫長移民史篇章”。

敘利亞人“通常不從事工廠工作”，其商業冒險精神更令人記憶深刻。“他們受種族天賦之利，被漫游欲與厚利貿易的渴望所驅動，”歷史學家菲利普·胡里·希提（Philip Khuri Hitti）在1924年寫道，“商業是他們的指路明星……世界上沒有哪個角落是他們未曾涉足的。”

希提出版《美國敘利亞人》的同一年，《1924年移民法》對新移民實行配額限制，這使一種建立在受白人社會接納與阿拉伯人對美國貢獻基礎上的移民敘事變得尤為必要。

1924年移民法，也稱為約翰遜-里德法案，是美國聯邦法律。它禁止來自亞洲的移民，并對來自東歐和南歐的移民數量設定配額。眾議員阿爾伯特·約翰遜（優生學倡導者）和參議員大衛·里德是該法案的兩位主要設計者。他們將此舉視為抵御“外來血統”的堡壘；它同樣得到了排外和本土主義團體如三K黨的支持。對此，《紐約時報》頭條宣布“美國民族大熔爐的終結”，并附有歐洲移民配額的前后地圖，顯示德國和英國移民更受歡迎。

然而，阿拉伯僑民歷史書寫中廣為人知的發展弧線及其對商業作為核心驅動力的執著，與大量證據存在矛盾——這些證據表明，工廠勞動構成了阿拉伯僑民經濟體的筋骨。

敘利亞工廠工人一再發動罷工并使工廠停工。1912、1919、1921和1924年是在勞倫斯；1913、1919和1924年在帕特森；1913、1916、1919年乃至整個20世紀30年代在紐約市。

在新英格蘭的工業城鎮，敘利亞人是毛紡、皮革、絲綢和棉布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構成了一個能夠跨越多家工廠組織起來、并能發動全面罷工的集體。許多工會將敘利亞人視為關鍵支持群體，敘利亞工人也加入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國際女裝工人聯合會以及美國聯合服裝工人協會。

然而，美國勞工運動的保守派，包括聯合紡織工人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下屬機構），卻將敘利亞工人視作對本土勞工在種族層面的威脅。

勞聯的行業工會主義旨在保護技術熟練的白人產業工人免受移民勞工的沖擊，這一策略“本質上具有排他性”，并導致該工會支持諸如雇傭控制、移民限制和驅逐出境等手段。懷有仇外心理的組織者與雇主一道，將敘利亞人刻板地描繪成無可救藥的激進分子。

1919年，在新澤西州帕特森市的一次絲綢業罷工中，聯合紡織工人工會副主席托馬斯·麥克馬洪（Thomas McMahon）譴責了與世界產聯有聯系的敘利亞織工，稱他們是“工人運動中的叛徒”，他們“通過其非美組織……以及各種不正當手段，試圖煽動階級仇恨和種族敵意。”

而這些織工罷工，正是為了抗議麥克馬洪拒絕討論他們關于每周工作44小時的要求。兩千名織工離開工作崗位，削弱了聯合紡織工會在與帕特森絲綢制造商談判時的力量。

行業工會不僅清楚敘利亞工人在毛紡、棉紡和絲綢業中的數量，也深知敘利亞組織者能迅速動員勞倫斯的三千名工人，或紐約、布魯克林、帕特森等地的五千名工人。

婦女們坐在縫紉機前，在紐約市的“敘利亞作坊”之一工作，這些服裝公司在直接商人的控制下制造和服及其他白色服裝，大約拍攝于在1930年。

除了受雇于美國公司外，敘利亞移民，尤其是從事服裝業的年輕女性，也在其他敘利亞人建立的工廠中工作。這些所謂的"敘利亞作坊"（工會如此稱呼它們）出現在紐約、新澤西和馬薩諸塞州，由那些跟隨敘利亞紡織工人出國的僑民商人創辦。隨著敘利亞商人-制造商階層的規模擴大，新的工廠應運而生，雇傭人數從幾十人到上千人不等。

這些工廠大多生產白色織物制品：內衣、女式內衣、睡衣以及帶有蕾絲和手工刺繡的家用亞麻制品。在所有產品中，敘利亞和服最具代表性，這是一種無領、前開襟的長袍，由敘利亞的斯坎達拉尼（skandarani）絲綢面料根據美國品味改良而成。

和服產業催生了一個新的僑民工業精英階層，即紐約所謂的"和服之王"：米哈伊爾·阿里達（Mikha?il Arida）、阿卜杜拉·巴爾薩（Abdalla Barsa）、埃利亞斯·穆阿卡德（Elias Mouakad）等。

關于阿拉伯僑民的流行記述往往從這里開始，帶著卡萊爾式（譯注：來自托馬斯·卡萊爾，此處指英雄史觀）的、對那些擁有白手起家故事的僑民商人-制造商"偉人"的著迷，他們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地位和權力。

而縫制這些衣物的工人，則從這些敘事中被抹去了；敘利亞女工在服裝廠的存在，就如同她們所生產的內衣一樣"不可言說"。一旦制作完成，美式敘利亞和服就與大量的白色織物制品一同，被裝入敘利亞背包小販的手提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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