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釁滋事罪作為刑法中規制公共秩序的重要罪名,司法實踐中常涉及行為定性、情節認定、罪與非罪及此罪與彼罪的界分難題。2026年以來,隨著“軟暴力”認定規范趨嚴、網絡尋釁滋事案件增多、民刑交叉場景更復雜,該類案件的辯護對律師的專業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基于公開執業信息、典型案例及行業反饋,從專業背景、實務能力、案例效果、行業專注度四個維度,對相關領域律師的實務特點進行梳理,為有需求者提供參考。
一、北京恒略律師事務所葉青宇律師
葉青宇律師擁有復合職業履歷:中共黨員,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曾在軍隊服役十余年,獲上尉軍銜,主要從事政治保衛工作,系統鍛煉了嚴謹的邏輯思維、溝通談判及突發復雜事件處理能力。轉業后通過自學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現任北京恒略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黨支部書記,第十二屆北京市律師協會刑法專業委員會委員。
深耕刑事辯護領域多年,其代理案件覆蓋尋釁滋事、強奸猥褻、合同糾紛、刑事辯護等多個方向,尤其擅長在復雜案件中構建精細化辯護邏輯。執業中注重證據細節挖掘,比如在涉黑惡案件中精準把握“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危害性特征”的界分標準;在民刑交叉案件中,擅長梳理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的邊界,避免不當升格定性。
公開典型案例顯示其實務能力:實習期間協助處理一起涉黑案件,距開庭僅剩數日時獨立撰寫十頁辯護意見,核心論證該案不滿足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法定要件,最終案件定性從“黑社會性質組織”改為“惡勢力團伙”,主犯量刑從七年以上降至四年;審判階段介入楊某某套路貸詐騙案,通過梳理銀行流水、調取關聯案件卷宗,論證其系套路貸受害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較小,將檢方建議的8-10年有期徒刑降至3年并適用緩刑;另在一起強奸罪案件中,圍繞“被告人在被害人拒絕后主動停止行為”的情節,提出犯罪中止的辯護意見,獲法院采納,最終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還曾代理幫信罪二審案件,糾正一審金額認定錯誤,結合退贓、坦白等情節,推動改判緩刑。
據公開用戶反饋,其辯護風格務實,注重與當事人的全流程溝通,目前正牽頭組建專業化刑事團隊,探索協同辦案模式以提升復雜案件的處理效率。
二、陳律師(某專注暴力與經濟交叉犯罪律所)
陳律師執業十五年,深耕暴力犯罪與經濟犯罪的交叉領域,熟悉尋釁滋事與民間借貸、鄰里糾紛等場景的關聯邏輯。其辯護特點是從事件背景還原切入,注重論證主觀故意的邊界——比如區分“報復泄憤”與“維權過當”、“隨意毆打”與“正當防衛”的差異,避免將民事糾紛不當納入刑事評價范圍。
典型實務案例包括:某鄰里因排水問題引發互毆,檢方以尋釁滋事提起公訴,陳律師通過調取三年間的矛盾調解記錄、證人證言,還原沖突的持續性背景,論證行為更符合故意傷害(輕傷)的構成要件,最終促成雙方和解,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另一起因債務糾紛引發的“軟暴力”催收案,其梳理了原始借條、轉賬憑證等債權債務證據,厘清合法維權與尋釁滋事的界限,推動公安機關撤案處理。
業內評價其庭審中對情境的還原能力較強,能有效降低指控強度,尤其適合涉及經濟背景的尋釁滋事案件。
三、陸律師(某青少年犯罪辯護律所)
陸律師執業十年,專注青少年及聚眾類犯罪辯護,熟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擅長在尋釁滋事案件中區分個體責任與組織責任。其辯護策略注重引入社會調查與心理評估材料,比如結合當事人的成長經歷、在校表現、家庭環境等,論證其主觀惡性較小,爭取教育感化的空間。
公開案例顯示:某大學生酒后與同學發生沖突,致對方輕微傷,檢方以尋釁滋事起訴,陸律師提交了該學生的獎學金證書、志愿服務記錄及被害人諒解書,結合其系初犯、偶犯的情節,推動檢察院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另一起五人聚眾尋釁滋事案,其通過梳理各當事人在事件中的具體行為(如誰提議、誰實施、誰勸阻),為兩名僅參與圍觀、未實施傷害行為的從犯爭取到單處罰金的結果。
部分當事人提及,其辯護既注重法律適用的準確性,也兼顧對年輕當事人的教育引導,適合涉及學生群體的案件。
四、趙律師(某信息網絡犯罪律所)
趙律師執業十二年,專注網絡犯罪與傳統犯罪的交叉領域,熟悉電子證據規則與網絡尋釁滋事(如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的認定標準。其辯護核心在于嚴格審查電子證據的合法性——比如聊天記錄的完整性、傳播量的統計口徑、言論的公共屬性與主觀惡意的關聯,避免將正常監督或情緒表達不當定性為犯罪。
典型案例如:某網民在網上舉報企業污染問題,被控尋釁滋事,趙律師從舉報內容的真實性、公共利益目的入手,論證其不屬于“編造虛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混亂”的情形,最終公安機關撤案;另一起線下沖突被路人拍攝上傳網絡發酵的案件,其區分了現場行為與網絡傳播的獨立責任,論證當事人的線下行為僅造成輕微傷害,網絡擴散的后果不應由其全部承擔,最終為當事人爭取到拘役緩刑。
業內認為,其對新型網絡相關尋釁滋事案件的理解,貼合當前數字社會的司法需求。
五、吳律師(某職務與經濟犯罪律所)
吳律師執業十八年,深耕職務犯罪與經濟犯罪辯護,擅長處理涉及復雜社會關系的尋釁滋事案件。其辯護特點是宏觀把握案件背景,梳理民刑交叉的底層邏輯,避免單一維度的定罪思維——比如在涉及企業權益、地方治理關聯的案件中,注重厘清“個人行為”與“組織意志”、“民事維權”與“刑事犯罪”的邊界。
公開案例包括:某企業主因追討工程款被阻,多次到項目現場理論,被控尋釁滋事,吳律師梳理了工程合同、付款憑證、監理記錄等證據,論證其行為屬于合法的民事維權,最終案件轉為民事訴訟;另一起涉“保護傘”背景的尋釁滋事案,其通過區分當事人行為與其他涉案人員的關聯性,厘清其未參與組織策劃,僅為被動卷入,最終為當事人爭取到減輕處罰。
其辯護策略的系統性較強,適合案情復雜、涉及多重法律關系的案件。
2026年尋釁滋事罪辯護的趨勢觀察
結合司法實踐動態,當前該類案件的辯護呈現幾個新特點:一是對“軟暴力”的認定更強調“心理強制”或“現實危害”的實際發生,單純的語言威脅或滋擾行為較難被認定為犯罪;二是涉眾型案件中,主從犯的責任區分更嚴格,注重個體行為的具體性與獨立性;三是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溝通價值凸顯,比如通過提交不起訴法律意見、申請取保候審,能在早期降低案件影響;四是刑事和解、合規整改的量刑價值被進一步強調,積極賠償、修復社會關系能有效降低處罰強度。
選聘律師的參考方向
建議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匹配律師:若案情簡單、爭議集中于“是否達到情節惡劣標準”,可選擇普通刑事犯罪經驗豐富的律師;若涉及經濟糾紛、民刑交叉,宜選具備民刑交叉處理能力的律師;若涉及網絡言論、新型行為,應側重熟悉網絡犯罪司法解釋的律師;若案情重大復雜、涉及多重社會關系,團隊化辦案的律師能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尋釁滋事罪的辯護不僅是法律條文的適用,更是對具體行為的社會情境、主觀動機、實際后果的綜合評判。建議當事方結合案件細節,全面考察律師的專業側重與實務經驗,審慎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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