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金紹山，為西藏解放事業累死的紅軍將軍，年僅41歲

進藏紅軍金紹山

金堅

父親金紹山

我們的父親金紹山1916年農歷11月出生在大別山區的湖北省大悟縣宣化店鎮河西村（原屬河南羅山縣，檔案記載出生于1915年）一個貧困家庭，一無田地、二無房屋，全靠爺爺奶奶給地主扛長工、擔水和洗衣服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姑姑很小就送給人家做童養媳，兩個叔叔很小的時候，一個患病無錢醫治而亡，另一個上街討飯，正扒入口時，被一挑重擔的換肩撞倒，一只筷子插入鼻孔，大出血戳死。父親九歲給地主放牛，受盡了地主的打罵，稍大點又去學木工。

1929年秋，在共產黨領導的黃麻起義影響下，經過長期準備和周密布置，宣化店起義也一舉成功。建立了工農革命政權，成立了農會、婦女會、工會、兒童團和少年先鋒隊。父親參加了少年先鋒隊并任分隊長。在受到的宣傳中，知道了共產黨打富濟貧，是無產階級、窮人的黨。紅軍是窮人的軍隊，官兵平等，親如兄弟，不打人不罵人，便有了參加紅軍的想法。不久，父親報名參軍，但因嫌他年齡小，在紅軍隊伍里只待了個把月又退了回來。

1930年10月，父親虛報一歲并死纏著不走，才又參加了紅軍。在羅山指揮部(即羅山獨立團）通信排任通信員。從此，父親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不管遇到任何艱難險阻和曲折，都要跟著走，始終牢記“必須保持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保持紅軍的光榮傳統，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質”，從此，為窮苦人打天下，南征北戰，歷任通信員、班長、排長、指導員、干事、教導員、營長、副團長、團政委、分區政治部主任、分區司令員、旅長、師長、西藏軍區后方部隊第一副司令員、西藏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西藏軍區黨委副書記兼監委書記。

父親戎馬生涯二十七年，可謂是短暫輝煌的一生。他先后轉戰在五個地區，征戰在三條路上。五個地區是：一在鄂豫皖，參加過鄂豫皖蘇區歷次反“圍剿”等斗爭；二在陜甘寧晉，參加過直羅鎮、平型關大戰及東征、西征等戰斗；三在冀魯豫，參加過冀魯豫邊區多次的反“蠶食”、反“掃蕩”及水東地區的三次反“圍剿”等戰斗；四在豫皖蘇，參加過睢杞、開封、淮海等戰役，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五在康藏高原，參加過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川西剿匪戰斗、搶建甘孜機場、修建康藏公路(即川藏公路）和建設西藏、鞏固西南邊防等任務。三條路是：一條在紅25軍，1934年7月激戰長嶺崗，臉部負重傷，于1934年11月16日，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村出發,帶傷參加長征，經歷過鏖戰獨樹鎮、血戰庾家嶺，搶渡涇川汭河四坡村等戰斗，百戰不死，一路征戰到陜北；二條在八路軍115師344旅，大戰平型關，平山溫塘戰日寇，從晉東南出發，南下豫北修武、焦作，破襲敵鐵路交通線，一路征戰到冀魯豫；三條在解放軍第二野戰軍18軍53師，率部從豫皖蘇出發，經歷過渡江、浙贛、衡寶和貴陽、成都等戰役，千里迂回大西南，一路征戰到康藏高原。

父親短暫而輝煌的一生，最亮點當屬堅持冀魯豫“水東”敵后根據地、馳騁“豫皖蘇”和獻身“西藏高原”！

一、堅持水東根據地

1945年6月，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冀魯豫軍區為加強水東地區力量，決定派時任團政委的父親和團長汪家道伯伯率冀魯豫軍區特務團（后改為冀魯豫軍區第29團，1949年2月整編為第17軍49師145團）南下水東地區，執行中共中央關于“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任務，并任命父親為水東軍分區（冀魯豫第六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水東地區位于河南東部，隴海鐵路線南面，包括以睢縣、杞縣和太康等地為中心的十余縣（史稱“睢杞太地區”），因位于新黃河以東而得名，新黃河是指1938年蔣介石為抵御日軍從徐州西進，在鄭州花園口炸（扒）開了黃河大堤，迫使原東流的黃河水改道沿賈魯河（稱為“新黃河”）南下流向淮河，滾滾黃河水淹沒了豫東大地，數百萬人民頓遭沒頂之災，形成了方圓數百里的黃泛區，水東處于豫東地區的核心位置。

抗戰初期，彭雪楓、張震領導的新四軍東進支隊與吳芝圃領導的豫東游擊支隊會合，率先在這里創建了豫皖蘇邊區，后來因敵情變化，1941年新四軍做戰略轉移，離開了豫東，退到津浦鐵路以東，失去

了豫皖蘇地區，僅留下了水東這塊根據地。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中央從全局考慮，于1943年1月將其劃歸八路軍冀魯豫軍區。

水東地區位于隴海鐵路以南（圖片來自武鄉八路軍紀念館）

抗戰時期水東軍分區處于整個華北根據地最南端（圖片來自武鄉八路軍紀念館）

水東地區是華北八路軍與華中、中原新四軍聯系的重要通道和橋梁，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時又是處在日軍、偽軍和頑軍、反動會道門等四面包圍中，孤懸于敵后，斗爭復雜，環境險惡，在抗戰時，我們就有四位地區級的領導干部先后犧牲了。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為搶奪勝利果實，派兵搶占戰略要地。他們視水東根據地為“眼中釘”，“肉中刺”，是國軍必搶之地，不承認共產黨八路軍的水東根據地，妄稱該地區只有“土匪”“金紹山匪部”，集結重兵，不顧國共雙方“停戰協定”，大舉“圍剿”。在嚴重的敵情面前，冀魯豫軍區及時指出，水東是軍區的南大門，也是南進的跳板，一定要堅守住這塊陣地，雖然在停戰時期，但水東的槍聲一天都沒停止過。

當時“黑云壓城”，部隊思想和地方群眾情緒十分動蕩，個別同志對堅持水東地區斗爭信心不足，想離開水東。在這關鍵時刻，軍區一個上午連來了三封電報，將父親任命為軍分區司令員。父親受命于危難之時，他說：“水東這塊地方不要，中央不會同意，水東人民也不會答應。”充分表現出他高度的組織性和勇于承擔艱巨任務的高尚品質。

父親與李中一伯伯、陳子植伯伯、惠毅然叔叔、苗丕一叔叔等領導，率領分區唯一的機動部隊——冀魯豫軍區30團(前身即新四軍水東獨立團，1949年2月整編為18軍53師157團）和縣區武裝3000余人，與十倍于我的三萬多敵人，展開了艱苦決戰。戰斗極其頻繁和殘酷，曾有一個月連打了28仗，甚至一天竟打了3仗。群眾中有“參加了30團，活不到一年”的流傳，國民黨商丘綏靖公署，在報紙上曾以5000大洋懸賞父親的人頭，父親幽默地說：“才5000大洋，老蔣也太摳了吧！”經過近一年的斗爭，在上級正確領導和兄弟部隊支援及廣大群眾大力支持下，連續粉碎了敵人三次“圍剿”，鞏固并發展了水東根據地，為后來建立豫皖蘇軍區，恢復豫皖蘇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馳騁豫皖蘇挺進大西南

1946年12月，中央為了統一和加強豫東、淮北地區的對敵斗爭，決定恢復豫皖蘇根據地，建立豫皖蘇軍區。初時下轄三個軍分區。原水東軍分區為第一軍分區（自此水東分區脫離冀魯豫軍區），已大部丟失的原華中第八軍分區為第三軍分區，開辟鹿邑、淮陽等地區為第二軍分區。將水東軍分區的30團和華中第八分區的34、35兩個團及騎兵大隊組建豫皖蘇軍區獨立旅，為軍區機動作戰部隊，任命父親為獨立旅旅長,張太生為政委。

1947年父母親在河南淮陽

剛成立的豫皖蘇軍區說是下轄三個軍分區，實際上只有第一軍分區（即原水東軍分區）為我軍實際控制，故軍區確定1947年的戰斗任務是“依托鞏固擴大第一軍分區，恢復第三軍分區，開辟第二軍分區”。父親在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伯伯、吳芝圃政委等首長的領導下，率領獨立旅采取分路出擊，遠程奔襲等戰術，攻城奪寨，內線殲敵，外線出擊，大踏步機動，粉碎了多我數倍的敵人用“棋盤戰術”，對我的“駐剿”、“追殲”，妄圖消滅我軍的陰謀，殲滅、牽制了大量敵人，完成了軍區1947年的戰斗任務，策應了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到1948年上半年豫皖蘇軍區發展到八個軍分區，控制了淮海路以南，平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的廣大地區，為我晉冀魯豫五大戰略區（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豫皖蘇）之一，豫皖蘇地區后來成為淮海戰役的主戰場。

同時豫皖蘇軍區、獨立旅有力地配合了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進攻，并直接參加了由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分別發動的睢杞戰役和開封戰役。在藤莊阻擊戰中，獨立旅堅守6天6夜，擊退國民黨王牌主力新5軍（國民黨軍隊五大主力之一）45旅數十次進攻，始終未讓敵前進一步，圓滿完成了任務，保障華野順利打下開封。

豫皖蘇獨立旅在東集團陳賡司令員指揮下圍殲黃維兵團（圖片來自淮海戰役紀念館）

淮海戰役中，獨立旅先后直接歸屬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指揮，當作野戰部隊先后參加了阻擊遲滯黃維兵團、蚌埠阻擊李延年、劉汝明兵團，雙堆集圍殲黃維兵團等戰斗。

在圍殲黃維兵團時，豫皖蘇獨立旅奉命壓縮包圍圈，攻占小楊莊，殲敵600余人。敵14軍主力以成團成營兵力在坦克協同下，向我獨立旅陣地輪番進攻，妄圖突破獨立旅陣地，黃維不甘被困，在炮兵、航空兵掩護下，孤注一擲，全力突圍。在傷亡重大，糧彈將盡的情況下，獨立旅誓與陣地共存亡，配合兄弟部隊堅守陣地8天9夜，斃俘敵4500余人，我方也付出了傷亡1300余人的代價，為殲滅黃維兵團做出了貢獻。戰后，陳毅司令員曾翹起大拇指，對時任豫皖蘇軍區政治部主任的王幼平說：“你們獨立旅是這個！”并開玩笑說，要用華東野戰軍繳獲的武器彈藥等裝備，換獨立旅到華東野戰軍。

1949年2月豫皖蘇獨立旅，奉命整編為第二野戰軍18軍53師，父親任師長，王其梅伯伯任政委。隨即在18軍編成內打過長江，53師在浙江開化馬金嶺活捉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張義純中將以下7000余人，江南首戰大捷。接著挺進江西永新，參加衡寶戰役，解放貴州，出擊川南，53師158團首先發現宋希濂集團蹤跡，隨即配合陰法唐叔叔率領的155團，追殲活捉宋希濂，最后參加成都戰役圍殲胡宗南集團。

1949年父親在進軍西南途中（衡寶戰役圖片來自網絡）

1949年8-10月，18軍奉命配屬四野12兵團肖勁光司令員指揮，參加衡寶戰役，由江西永新、湖南茶陵出擊（東路），與四野部隊共同圍殲國民黨白崇禧集團（見下圖）。

任務完成后18軍歸建5兵團（楊勇司令員、蘇振華政委），由湖南芷江西出貴州，南下西南。

1950年1月父親與54師長張忠（中）18軍作戰處長顧草萍（左）在重慶

三、獻身西藏高原

1949年12月底，18軍參加完成都戰役，按照計劃駐防川南，53師駐防瀘州納溪。1950年1月5日，18軍正懷著勝利喜悅的心情，向川南地區進軍途中，突然接到上級電令，緊急通知部隊停止前進，53師在夾江待命，軍首長和各師一名主官到重慶開會。

1月15日在重慶，父親隨軍長張國華伯伯、政委譚冠三伯伯，參謀長陳明義叔叔等軍首長參加了二野兼西南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召開的會議，領受了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艱巨任務。這對于正準備要在富饒的“天府之國”川南安家的18軍廣大指戰員來說，要改去荒涼、艱苦的西藏高原，的確感到很突然。許多人的思想一時很難轉彎，有的干部公開表示不愿去，甚至還出現了很多逃兵。而對上級交給的任何任務從不講價錢，執行命令堅決的父親，這次仍不例外，在劉鄧首長召開的會上，他和軍首長一樣，向劉鄧首長表態：堅決執行命令，保證完成黨交給的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光榮任務。

回到師里，他又在師召開的黨的積極分子會上帶頭表態：“黨現在將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務交給我們，這是對我們的信任，是我們的光榮，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們不應該計較個人得失，應該全心全意為藏族人民服務。”并要求指戰員積極學習藏語文。

軍政委譚冠三伯伯參加了53師動員大會，并向全軍表態：“……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軍師首長的錚錚誓言，鼓舞了18軍全體指戰員。

從1950年初原師政委王其梅伯伯升任軍副政委，到1952年4月調父親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兩年多，師里一直沒有配政委，身為師長又是師黨委書記的父親是軍政工作一肩挑。

1950年，為掃除進軍西藏的障礙，父親率部一面配合工兵部隊搶修雅安至康定的舊公路，一面在川西雅安名山地區展開了剿匪斗爭，由于完成任務優異，父親當年榮立一等功。名山人民為了紀念剿匪犧牲的烈士，在城西建立烈士陵園，父親為此專門請鄧小平政委為陵園題字（現為名山“步兵53師烈士陵園”最珍貴的紀念文物），隨后西南軍區、18軍領導也為名山烈士陵園題字，紀念英雄們（名山烈士陵園現為“四川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鄧小平給名山烈士陵園的題字

名山烈士陵園現存有53師金紹山師長、邢天仁副師長、苗丕一副政委、于一星參謀長、洪流主任題寫的“為人民翻身事業而犧牲的烈士紀念碑文”。

父親（執旗者）為53師158團授予獎旗接旗者冉憲義團長（圖片為53師文工隊老戰士陳欽甫叔叔提供）

1951年初，父親率部進駐西康甘孜，奉命指揮修建甘孜機場，確保貫徹毛主席“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12月通航后，不顧嚴寒冬季，又率部登上雀兒山搶建公路，于1952年元旦，如期完成了打通雀兒山的任務，確保落實1952年底康藏公路通車至昌都的要求。

修建甘孜機場時，在空軍及有關技術人員指導下，完全是由18軍后方部隊的53師（缺157團）、54師及西南軍區軍大八分校（18軍隨營學校），衛校、西南軍區機械營和當地藏族民工近兩萬人負責施工。并以53、54師機關為主成立了機場修建司令部，任命父親為司令員，張忠伯伯為副司令員。修建司令部黨委由53師、54師和八分校的七名領導干部組成，父親為書記。

1951年父親在甘孜白利寺留影

上圖：甘孜機場修建指揮部成員(左起）：趙總工程師、金紹山（53師師長、建指指揮長）、石光海（工程處長）、于一星（53師參謀長）、田工程師。

人民空軍克服重重困難飛越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山峰，試航成功平安降落在康北高原第一個空軍基地

1951年12月7日飛機降落甘孜機場，父親為空13師飛行員佩戴紅花

父親在指揮修建機場中既能堅持原則，又能團結一班人，虛心聽取大家意見，善于集中群眾智慧，身先士卒，經常到施工現場跟班作業，按期圓滿地完成了修建任務。被大家譽為黨委的“好班長”，并再次榮立一等功。

1955年全軍整編，西南軍區撤銷，成立成都、昆明和西藏三個大軍區。軍委原來準備安排父親到昆明軍區工作，時任西藏軍區司令

員張國華伯伯找到正在重慶第七文化速成中學學習的父親，希望他能再回西藏工作。自1952年4月，父親在打通雀兒山后，奉命離開西康德格，調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并先期赴朝鮮參戰3個月。進入軍事學院不久，由于長期的戰爭環境，影響了身體健康，被查出患有肺結核，因此只能休學。由于治病休養耽誤了學業，按當時規

定必須從軍事學院退學，1954年轉入重慶第七速成中學學文化。為防止肺結核復發仍在定期服藥(多年之后人們才知道此藥有傷肝的副作用），身體也大不如以前，但父親還是答應了張司令員的請求。

1955年夏在重慶唯一的全家合影照

父親對媽媽說，西藏軍區的首長有的年齡比自己大，有的身體不如自己，理應去幫助他們分擔一些責任，同時考慮到西藏干部少，雖然艱苦，但工作總要有人來做。父親的一席話，再次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不計名利不圖享受，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高尚品德。

1955年12月，父親到成都參加了由賀龍元帥主持的全軍西南地區的將軍授銜授勛儀式后，中止了在文化速成中學的學習，不顧肺病未痊愈的身體，跟隨政委譚冠三伯伯沿著川藏公路，邊走邊調研，重返西藏工作，于1955年底到達拉薩。

上圖為：1955年12月在成都參加賀龍元帥主持的西南地區授銜儀式后與戰友們合影。從左至右：金紹山少將王貴德少將鐘赤兵中將譚冠三中將汪乃貴少將

1955年11月16日參加授銜儀式的通知

剛與我們團聚不到一年的父親，面對再次與親人的長期分離，曾對戰友惠毅然叔叔說：“我結婚已經十幾年了，也已經是六個孩子的父親了，但因過去的戰爭環境和今天邊防任務的需要，我常和自己的親人不在一起，這算不得什么，沒有前人的流血犧牲和艱苦奮斗，哪有我們今天的勝利！”

當時西藏和平解放五年，西藏地區內部事物仍由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各項任務艱巨繁重，環境條件異常艱苦。而在西藏工作的領導干部，正如父親所說很少，僅西藏軍區的領導干部也只有七名。除司令員、政委外，只有兩名副司令員，三名副政委。張司令員、譚政委和范明、王其梅兩名副政委還都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簡稱西藏工委）和昌都解委會擔任著重要職務，他們主要精力都在協助中央代表張經武伯伯做地方的民族、宗教、統戰及外事、經濟等工作。軍區內部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員陳明義叔叔、李覺伯伯和我父親負責，而且他們還分別兼任司令部參謀長、后勤部長和政治部主任。還要參加西藏工委對高層統戰對象以及涉外等工作，對西藏廣大群眾，特別是上層人物積極宣講黨的方針政策與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繁忙的工作和惡劣的生活環境，本來身體健康不如以前的父親更感不適，但他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經常下部隊去邊防，即使在拉薩軍區機關大院，他也是常到干部宿舍，機關食堂，連隊營房等地，關心干部戰士生活，聽取他們意見。時任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洪流叔叔見他身體不如以前，勸他吃些奶粉、雞蛋以增加營養，他則說：“我們的生活比修路時已經好多了，現在比人民好，比戰士也好，還是多關心部隊生活改善。”18軍著名軍旅詩人、作家、文工團員楊星火阿姨深情地回憶道，“金副政委呀，經常甩開警衛人員，‘微服私訪’……總而言之，他常常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群眾之中，哪里他都能深入進去，什么事他都想知道。”

父親（中）與同志們碰杯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

1956年父親與軍區文工團王建華李俊琛陳軍馮詩敏（從左至右）在拉薩合影（李俊琛阿姨提供）

上圖：1956年冬張經武（左7）譚冠三（右8）范明（右4）周仁山（右1）金紹山（右5）等與蘇聯航空代表團合影（圖片來自譚冠三紀念館）

當時的西藏仍處于戰時狀態，要求部隊時刻保持高度警惕，父親為此經常到部隊檢查。時任159團炮兵營軍醫的梅應生叔叔回憶：1956年4月一個星期日，為保證成立自治區籌委會活動安全，金副政委突然來到營里，與正在下棋的他們親切握手，一一詢問姓名、年齡、職務等，并詳細了解炮兵陣地情況，要求一定要注意炮彈存放地安全，防止敵人破壞，并指著軍區大院左前方陡峭的藥王山說：“藥王山是拉薩城的制高點，地勢險要，一旦敵人發動武裝叛亂，必將對我軍區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尤其山巔幾處土屋，對著我軍區的黑洞洞窗口，里面是些什么設施，要想法搞清楚”。隨后我們派出了化裝偵察員，搞清了情況，并向金副政委寫了書面報告。1959年平叛，印證了金副政委預判。我們炮兵有力配合步兵，一舉攻占藥王山，取得了平叛戰斗決定性勝利。

1956年5月底，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簡稱西藏籌委會）成立慶祝活動結束后，張國華伯伯要乘陳毅副總理率領的代表團的飛機回北京，臨走前他勸父親也搭機回內地休息一下。父親考慮留在拉薩的領導干部不多了，主動要求留下并答應來年這個時間再回內地，帶孩子們回老家（父親自從參加紅軍，就再沒回過家鄉）。他考慮的總是工作，從不考慮自己。

1956年底，中央同意DL【編者注：D=達，L=賴（下同）】和班禪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2500周年涅槃佛事活動。為了做好這一重大涉外統戰工作，中央明確要求西藏工委、軍區派出領導干部，做好DL和班禪一路的安全保障。從1957年1月初至4月1日近三個月的時間，父親領受了這一重要使命，帶領相關工作人員及儀仗隊三百余人，頂風雪、冒嚴寒，在極其缺氧的高寒地帶，在當時邊境沒有公路的情況下，或騎馬或步行，輾轉數百公里，代表西藏工委、西藏籌委會和西藏軍區專程赴當雄，亞東，迎接訪問印度返回西藏的班禪和DL。

1957年2月父親與工委農村工作部長惠毅然（左）工委保衛處長宋子元（右）在乃堆拉山口合影

父親那時身體已經非常不好，為了圓滿完成這次中央賦予的重大任務，他不顧自己的身體，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為此徹底地累垮了！

他率領儀仗隊等三百余人，先到當雄機場迎接了乘飛機回來的班禪和阿沛，并護送班禪回到日喀則。然后又不顧正值春節期間（1957年1月31日），冒著風雪嚴寒，轉往亞東乃堆拉山口，事無巨細，精心安排布置，迎接從陸路回來的DL，并護送回到拉薩。沿途他不僅要確保DL和班禪的安全，還要保障他們各項佛事活動的順利進行。同時對沿途只要有部隊住的地方，他都要深入到連隊，同干部戰士談心，特別是伙房和豬圈，都是他必去的地方。他用自己在紅軍時期當指導員的經歷，教育連隊干部：“我那時啥也不懂，只知道讓戰士們吃好，睡好，身體好，不要有思想問題。誰有思想問題，就跟他嘮家常。在他們面前，我不像是他們領導，倒像是管家婆。可戰場上，他們個個聽我指揮，像小老虎一樣往前沖。”

父親途中在迎接DL的帳篷里

時任日喀則衛生連長的王秋平叔叔說（豫皖蘇時期的衛生員）：

那次金副政委來到我連里，說DL做佛事去了，我到你這里看看。他要求連隊干部要關心和愛護戰士，做到官兵平等，永遠保持紅軍的

光榮傳統。他對隨同執行任務的西藏工委農村工作部部長惠毅然叔叔說：“這次我看到駐亞東、帕里的部隊長時間吃不到菜，住日喀則的部隊養的豬到處亂跑，戰士吃不上肉，真使人心痛。”

隨同父親前往亞東執行警衛任務的原駐日喀則160團參謀長苗中琴叔叔回憶道“我帶了一個營隨行，金紹山副政委是一位有名的戰將，屬于戰斗警衛方面的事，要求特別嚴格，考慮非常周密，涉及各方面的事務，特別細致。接待DL來，我們雖然只是一項警衛工作，但他考慮到可能涉及到國內外的一些反映，因此都設隱蔽哨位，迎接DL的場地也設在乃堆拉山口我側，以避免涉外不良影響的發生，對我們下級有著極大的教益”。

回到拉薩后，一路鞍馬勞累的父親顧不上休息，作為軍區黨委副書記的他，又投入到籌備并參加西藏軍區黨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中。

上圖：1957年4月4日張國華（右3）譚冠三（左5）周仁山（左2）陳明義（右1）金紹山（右4）平措旺杰（右2）等在羅布林卡歡迎訪印返回拉薩的DL（右5）和經師（左3）時合影

在一個早飯的時候，李覺伯伯的夫人魏俠阿姨發現父親臉色很黃，精神很不好，在魏阿姨的力促下，他才于5月初去醫院檢查，當

即被醫院留下，查出已經患了嚴重的肝硬化萎縮癥，各項肝指標，無論是轉氨酶、黃疸指數，用現在的話，都已“爆表”，醫院表示已無能為力，陳明義副司令員立即電報中央軍委。軍委得知后，立刻派飛機接父親到北京搶救。父親在臨上飛機前還對醫院的同志說：“我不

要帶醫生陪同，拉薩的醫生太少，西藏太難了，讓他留下來給同志們看病，北京條件好，三、五個月病好后，我就回來！”父親心中始終掛著西藏！到了北京后，父親還認為病能很快治好，盡快返回西藏工作。同時打算等病治好后再把家從重慶搬到成都，以方便進藏工作。誰知這一去，北京協和醫院也無力回天，竟成永訣！

1957年6月2日中午，進京治病不到兩星期，父親終因病已入膏肓，搶救無效，在京逝世，年僅41歲。

父親英年早逝，令軍委和總部首長、他的老領導及戰友們震驚和嘆息！許多人贊譽父親“能文能武”，又為“可惜死得太早了”而惋惜。正如西藏軍區給母親的唁電中所說“方當壯年，正可做更多革命工作，不幸逝世，實是黨和人民的損失。”張國華伯伯和譚冠三伯伯在給媽媽的信中說：“由于紹山忠于職責，該病的發生可能在接DL返拉時就有癥候了，但他還是堅持工作，未表現出來，直到看不大吃什么東西，執問他是否身體感到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說跟去年春的感覺差不多。當時，我們不管他如何，促其住院檢查，不幸他逝世，是我們很痛心的沉痛教訓，這是我們未盡到最大的責任注意到，現在也只有更積極負責做好工作來紀念他。”

近幾年，有位朋友曾跟我們說，你們的父親，當時已經病得那么重沒有休息一天，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還完成了這么重要的任務，他是怎么挺過來的呀？我們無言以對，那時我們太小了，又遠在重慶。現在想來，父親是用高度的黨性，為了西藏的和平與統一，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支撐著自己，他以實際行動和生命，鑄就并展現了“老西藏精神”。

1957年6月5日，軍委和總部在北京為父親舉行了公祭和安葬儀式。6月7日，西藏工委、西藏籌委會和西藏軍區在拉薩舉行了追悼會。

1957年6月5日北京追悼大會上，彭德懷元帥和陳賡大將等領導執紼引棺

在北京，彭德懷元帥、陳賡大將、甘泗淇上將、李達上將、余秋里中將等領導參加了公祭并親自執紼為父親送葬。甘泗淇上將在致悼詞中贊譽父親“民主作風好，既能堅持原則照顧整體，又能團結同志，虛心聽取別人意見，在康藏高原修建某機場過程中，曾被修建黨委譽為‘好班長’，我們正需要很多這樣的‘好班長’！”還稱贊父親“非常關心戰士，常常告誡干部不要因為吃了小灶、中灶而忘了大灶。他在進軍西藏途中常不騎馬，并幫助戰士挑擔子，深得戰士的愛戴，有人稱他為‘好媽媽’，我們正需要無數這樣的‘好媽媽’！”

父親英年早逝，媽媽34歲喪夫，我們幼年喪父，是家庭的最大不幸。父親在彌留之際，也深深思念遠在重慶的我們。1955年底父親離開我們重返西藏工作時，我們兄弟妹六人，大哥剛11歲，而且是跟父親分別了十年才相見不到一年，最小的妹妹才半歲，考慮到只有大哥稍大點，于是讓大哥趕緊去北京。6月2日上午大哥乘飛機離開重慶，下午才到北京，可父親中午就逝世了，父親臨終也沒見上大哥一面，大哥曾計算過，爸爸實際與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不過30天。因父親長期遠離我們，即便他在重慶學習時，也是周日才能見面，那時我們太小，根本不記事，所以對父親的音容相貌，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幸虧還留下了幾張照片，否則連父親的模樣都不知道。我們懷念父親，猜想父親離世時一定也眷念著母親和我們。

父親逝世后，我們34歲的堅強母親張文心（1950年首批進軍西藏的女兵之一，時任18軍53師供給處副政委，27歲），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和悲傷，含辛茹苦把我們撫養成人，她把父親的優秀品德歸納為“謙遜的思想修養，堅定的革命意志，不辭辛苦、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并概括為“謙遜、堅辛、樸素”六個字，給我們每個孩子，從大到小依次取一個字，將我們原來的名字

改成現名，以示讓我們要永遠學習和繼承父親的優秀品德。2007年3月28日，在父親離開我們50年之后，我們堅強的母親也隨父親而去，在天堂和父親相聚了。

2016年11月在北京八寶山父母親墓前家人紀念父親誕辰100周年

今天我們可以告慰父母，我們對父母親最好的紀念，就是不僅我們自己仍要永遠學習和繼承父母親的優秀品德，更要傳承給后代，讓父母親老紅軍、老八路的優秀品德代代相傳！

我們永遠感恩并懷念始終關注我們成長的張經武、張國華、譚冠三、陳明義、李覺、王其梅、陳子植、洪流、白健、扶廷修、楊以山、何雨農、喬嘉欽、陳竟波、郄晉武、王幼平、郭影秋、王亢、詹化雨、鄧少東、張鈞等等許許多多伯伯，叔叔和阿姨們！感謝他們的子女以及我們的同學、戰友、朋友們！

（注：本文插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金堅：1968年北京入伍，原籍 湖北大悟縣。曾任原藏字416部隊戰士、班長、技師、分隊長。1979年調入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任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室主任，2009.11退休。

作者：金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