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越南人，參加中國革命12年，曾成為中越高層的特使

1950年2月的一天清晨，南疆憑祥口岸籠著薄霧，一輛舊吉普車在邊檢站前停下。車門打開，一位身材清瘦的中年人攥著一封密信，快步走向哨兵，“同志，請把這封信交給周副主席。”聲音帶著越南口音，卻透著篤定。守衛敬禮放行，他就是李班——曾在中央蘇區闖蕩，后被胡志明派回中國擔任特使的那位“第二洪水”。此刻，他肩負的任務，是為陷入困境的越南抗法戰爭爭取北京的援助。

1912年6月，李班出生于西貢近郊的隆安省芹德縣。家境殷實，卻無法為他擋住時代風雨。法國殖民當局的壓榨、巡警的皮鞭、工廠門口的血跡，成了少年李班最初的社會課本。進了堤岸法文中學后，他發現課堂里吟誦的共和、人權，與街頭見到的殖民槍口對比強烈。正是在這里，他遇到了語文老師范文同——后來擔任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的人物。范文同常把《國際歌》悄悄抄在黑板角落，意在啟蒙學生。李班受此熏陶，1930年2月加入“東洋共產黨”，從此一條紅色道路在腳下延展。

同年秋天，大搜捕降臨。李班被捕入獄，因外祖父托人疏通才得以保釋，但被軟禁在家。黨組織相繼被破壞，他孤身一人。1933年初，經華僑黨員引薦，李班從堤岸上船，經香港，到汕頭。潮濕的海風撲面而來，他已下定決心——要去中國革命心臟地帶。

在汕頭，他先在一家診療所打雜糊口。一次偶遇，結識了曾為紅四軍采買軍需的王建良。幾杯普寧單叢喝下，兩人意氣相投，李班表明心跡：要進中央蘇區。松源黨支部書記陳仲平隨后安排交通員，途經梅縣、上杭，把他送進瑞金。迎接眼前的是漫山的紅旗、激昂的號子，還有那所被稱作“馬列學院”的中央黨校雛形。會法語的李班很快成了法文教員，又在陳潭秋、何叔衡見證下，恢復越共黨籍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博古、張聞天向他請教法語詞匯時，曾打趣：“這位同志是我們的小字典。”

1934年1月，他以外籍代表身份列席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和同鄉洪水相識。命運卻在秋季急轉：中央紅軍準備長征，洪水被編入干部團，而患瘧疾的李班被留下，轉赴福建堅持游擊。一次渡河行軍，他在激流中病發昏厥，被水沖到岸邊落入國民黨之手。鐵窗數月后，因“兩廣事變”意外獲釋，他靠乞討與徒步，磕磕絆絆走到梅縣。

饑餓與牢獄并未挫敗他的斗志。黃近垣等地下黨員將他從潮安監獄保釋出來，先治療后安頓，再把他帶回汕頭。1936年冬，南方臨時工委批準恢復他的黨籍，任命他為中共韓江工委書記，自此李班化名“李碧山”。他往來潮、汕、梅、揭鄉鎮，重建組織，開會常借寺廟、祠堂，燈下悄悄填入新的姓名。正是在松口，他發展了溫碧珍——這位校女教師后來成了他的終身伴侶。

全面抗戰爆發，潮汕學子請愿、罷課聲此起彼伏。李班抓住時機，8月在汕頭發動青年救亡同志會。緊接著，婦女會、教師會、華僑抗日后援會雨后春筍般出現。1938年初閩粵贛省委代表大會在龍巖召開，他被推為省委宣傳部長。同年6月，南澳失守，汕頭危急，他調回梅縣負責中心縣委。日軍隨后占領潮梅腹地，游擊根據地勢在必行。1944年秋的密林夜談中，他與林美南、朱曼平定下方略：興梅區與潮汕區分兵設防，依托崎嶇山嶺，建立人民武裝。

1945年2月，韓江縱隊在梅州山區宣告成立。李班身披灰布短衫，給新兵講解游擊戰術——“槍去哪里打？打夜里最亮的那盞燈！”至日本宣布投降，韓江縱隊已擴編六個支隊，三百余槍枝，配合東江縱隊，封鎖了敵后交通線，掩護了數萬災民北撤。潮汕光復那天，他站在紫菜嶺俯看收刀的日軍，內心卻在琢磨另一樁大事：祖國越南已舉起獨立旗幟，自己該回去了。

1946年夏，中共中央批準他的請求。告別戰友時，老兵們在潮汕驛站擺了幾碗米酒。有人勸他留下，他只是搖頭微笑：“樹要有根，人也要有根。”攜夫人溫碧珍和7歲的李新華，他北上廣西，再折返河內。回國不久，他被任命為越南民主共和國華僑司司長，專司華僑與外援事務。彼時，法軍重返印度支那，局勢兇險。1946年12月，河內爆發槍戰，胡志明率中央撤入越北山區，準備長期抗戰。需要外援，尤其是鄰國中國的支持，成為當務之急。

胡志明想起李班與中共高層的淵源。當年中央蘇區的并肩作戰、與博古等人的忘年交，都是寶貴的“人脈”。“這趟差事，還要勞煩同志了。”胡志明握著他的手緩緩說道。帶著胡志明致周恩來的親筆信，李班翻山越嶺赴京，成了中越關系的破冰者。

北京方面迅速響應。李維漢、徐冰先行接洽，隨后派羅貴波率顧問團跨過友誼關，與武元甲、洪水會師越北。援助線自此打通：步槍、機炮、醫藥、教官絡繹南下；在廣西的訓練基地一夜間熱鬧起來。1954年奠邊府響起勝利的禮炮聲時，李班正在前線指揮所做法語翻譯，目睹法國指揮官筆端顫抖地簽下投降書。

戰后，李班轉任越南人民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隨即出掌貿易口，常年往返于北京、南寧與河內之間。他擅長穿梭磋商，既懂毛澤東的思維，也熟稔胡志明的謀略，成了兩國高層之間的稀缺紐帶。上世紀50年代，他曾陪同范文同、黎筍等十余次訪華，促成了越中友誼公路、海防—昆明國際通信、軍火援助等一系列協議。周恩來見到他，總喜歡半開玩笑：“班兄這回又來‘要’什么？”他笑著回應：“帶著越南人民的感謝而來。”

然而，歷史的轉折常常猝不及防。1975年越南統一后，政治格局生變。黎筍上臺，親蘇疏中的路線迅速顯山露水。與中國淵源太深的官員被視為“可疑分子”，李班首當其沖。先是被排擠出外貿部核心，再是賦閑家中。1979年中越邊境炮火聲起，清算浪潮席卷河內。李班全家被隔離審查，兒子李新華、兒媳鄧金娜先后丟掉了工作。李班臥病在床，心臟病時常發作，卻買不到救命藥。

有意思的是，黎筍當局顧忌他在軍隊和僑界的威望，一度猶豫如何處置。這種冷處理拖了兩年，直到1981年中秋前夜，李班病情惡化。9月30日凌晨，他安靜地閉上眼睛，年僅69歲。臨終前，他拉著兒媳的手輕聲說：“別忘了，這段情誼總有人記得。”

兩年后，中越邊境尚未解凍，中國外交部門仍為李班家庭奔走。1983年夏，李新華夫婦以及孩子獲準離越南回到廣州，在暨南大學任教。李班長眠于河內郊外一座小公墓，墓碑上刻著兩行字，意為“為越中友誼奉獻生命的共產黨人”。他的名字在中國公開場合被提起并不多，可懂歷史的人都清楚：如果沒有當年那封遞到中南海的信，沒有那個口音略重的翻譯，1950年后的亞洲地緣圖景或許并非今日模樣。

回想這位“第二洪水”的一生，12年中國烽火中淬煉的理想，后來又化作奔走中越之間的執著身影。命運給了他跌宕，也給了他舞臺。他的故事提醒后人：邊界線可以改變地圖，卻擋不住信仰穿越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