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溫究竟是怎么死的？罪魁禍首是胡惟庸還是朱元璋？

1380年冬夜，宮燈映得石階發亮，朱元璋在奉天殿前踱步良久。近侍小聲提醒：“陛下，該歇了。”他擺擺手，眺著昏黃燭火，心中卻閃過的不是兵馬與城池，而是那位久病在家的誠意伯——劉伯溫。若將大明開國比作一盤棋，劉伯溫無疑是那枚舉足輕重的“帥”。

回到二十年前，元末風雨如晦。劉伯溫在青田山中隱居講學，自號“青田先生”。彼時的朱元璋剛下定決心北伐，軍中雖猛將如云，卻缺乏能運籌帷幄的謀臣。胡大海薦舉“浙東四先生”，朱元璋連發兩道詔書，“務必請來！”第一次，劉伯溫回以一份劍意未明的謝禮；第二次，孫炎帶著帝意而來。傳說里，兩人短暫交談，“當為蒼生共謀”八字定終身。自此，劉伯溫走出山林，投入淮右小明王帳下，戰鼓聲中獻上自己最鋒利的謀略。

從攻克婺州到定中原，從徐州會戰到鄱陽湖大決戰，軍令如山，而案頭機宜更勝刀兵。朱元璋的《平吳策》《北伐策》多有劉伯溫的筆蹤。洪武元年登基大典，群臣環立，徐達受封魏國公，李善長得了宣國公，常遇春被授開國侯，輪到劉伯溫，僅列伯爵。許多人替他抱不平，可他微微一笑，拱手而退。有人私下問他可否失落，劉伯溫只答六字：“功未竟，何談封。”

新朝的梁柱就位，黨爭隨之滋生。以鳳陽舊部為主的淮西集團握兵柄，而以東南士人匯聚的浙東集團掌章奏。劉伯溫出任御史中丞，彈劾如風，凡貪墨、驕恣，皆難逃其筆。被揭短的武將牙根咬得咯吱作響，胡惟庸首當其沖。史卷稱，胡惟庸私下拊案道：“此老多事！”短短六字，盡顯殺機。

洪武五年，劉伯溫告病還鄉。表面是修養，實則避禍。誰知他仍留心政務，查得浙閩交界淡洋鹽梢狼藉，上奏彈劾地方守臣。奏疏繞過戶部直接進呈，胡惟庸覺面上無光，暗中蓄怨。更糟的是，奏折提及“王氣”二字，恰觸朱元璋最忌的逆鱗。基于篡位陰影與疑忌心理，帝心起了波瀾。于是，劉伯溫被詔返京養病，實際上成了“軟禁”。

時間來到洪武八年正月，劉伯溫病重。朱元璋命胡惟庸攜太醫院方子探視。藥滲苦味，劉伯溫服后劇咳不止，甚至自覺臟腑如焚。他低聲對長子劉璉說：“此藥不祥。”璉答：“父親，可否再奏明？”劉伯溫抬手示意：“此刻說，只徒增猜疑。”

三月初，皇帝準其返鄉。沿途護送的錦衣衛不離左右。到青田才數日，劉伯溫就停了所有藥物，努力調息自療，卻已無濟于事。四月十六日，春雨未歇，他分付子侄：“基若不起，可將天象書冊悉獻闕下，勿再論星象。”言畢，氣絕而亡，終年六十五歲。

噩耗傳到南京，朝廷震動。有人上疏曰：“基公為國立功，竟遭毒手。”朱元璋先震怒，旋即沉默。史臣涂節指胡惟庸曾攜醫下毒，證據是劉伯溫自稱“藥下病劇”。胡惟庸矢口否認，辯稱“臣豈敢加害功臣”。朱元璋暗中調查，卻并未立即發作。直到1387年，胡惟庸案爆發，“謀逆”“結黨”“加害同僚”等五條大罪并列，其四條正是“毒殺誠意伯”。

今天回望卷帙浩繁的《明太祖實錄》，劇毒之說確有筆墨，但也難排除君臣合謀或帝王默許的可能。朱元璋深諳“狡兔死，良犬烹”的帝王術，他對功高之人從來君子加箠。讓胡惟庸出面探病，既顯恩寵，又置劉伯溫于危境，可進可退，手段滴水不漏。

然而，劉伯溫自身的性情同樣埋下隱患。志在千秋大治的他，不肯退居二線，頻頻觸及權臣與皇帝的敏感神經；他不畏強權，反而助長了對立。若能早些偃兵息鼓，或學張良掛印歸山，大概不會落到以“藥死”驚悚收場。可正是這份不肯退讓的執拗，使他在死后仍被推崇為“人書俱老”的奇士。

嘉靖年間，世宗特許劉伯溫配享太廟；再往后，民間傳說把他塑成神機妙算的“江南半仙”。歷史終歸以自己的方式銘刻功過。胡惟庸被誅三族，朱元璋晚年孑然，唯獨劉伯溫，雖死猶榮，墓前青草年年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