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這么多晚明士人對利瑪竇的世界地圖青眼有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大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時任工部營繕司員外郎的李之藻經同僚介紹，結識了剛到北京不久的耶穌會士利瑪竇。在后者的住所，一張懸掛于墻上的“世界地圖”引發了他強烈的好奇心。

李之藻科舉出身，儒學功底深厚，三年前，他以萬歷戊戌科二甲第五名的成績被“留京任用”。李氏平時“夙志輿地之學”，據說年少時曾立志將大明十五省繪于一總圖上，認為世界盡在于此。所以當他看到利瑪竇的地圖地分兩級，又劃線分度，其涵蓋范圍遠遠超過他理解的“世界”時，便立刻意識到自己所繪之圖的局限，隨即向利瑪竇表示想學習這種“地道”之學。

李之藻（左）與利瑪竇

李之藻并不是萬歷朝第一個對利瑪竇的地圖感興趣的明朝官員。早在萬歷二十年，當利瑪竇剛被獲準進入大明國并定居在廣東肇慶時，他隨身攜帶的世界地圖就已經在當地士大夫中引起了不小轟動。

這張地圖顯然沒有體現出中國傳統觀念中的“天圓地方”和“中國居天下之中”，世界被繪制成一個展開的球面，而大明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由于利瑪竇并未在自己的札記中寫明關于這幅中國人第一次看到的世界地圖的確切信息，后世學者猜測這幅世界地圖可能是佛蘭德斯地理學家墨卡托利用圓柱投影法在1569年繪制出的世界地圖。目睹此圖的肇慶士人們沒有倉促將其展示出來的信息貶斥為“邪說”，相反他們希望利瑪竇能將這幅地圖翻譯成中文，這樣他們就有更多的信息來進行判斷了。

諸人中，肇慶知府王泮對此事助力甚多，在他的鼓勵下，利瑪竇著手重新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他參考了自己隨身攜帶的地理書籍和多年來積累而成的筆記，翻譯了各地地名，還創造性地作出了一個改動——在這幅地圖上，利瑪竇把原來經過當時的福島（今天加納利群島的費羅島）的本初子午線略去，原來在地圖中居中的大西洋消失了，歐洲被移到了左邊，美洲被移到了右邊，大明國就這樣出現在了地圖的中央。

王泮對這幅地圖愛不釋手，他甚至親自出錢刻印了好幾份分贈親友。南雄同知王應麟就得到了其中一幅。他對這幅地圖也很感興趣，還因此與利瑪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幾年后，他遷任鎮江知府，將此圖帶到江蘇，還把它送給了自己的頂頭上司——應天府巡撫趙可懷。趙可懷也很喜歡這張地圖，于是將其刻在蘇州城外姑蘇驛的一石碑上，又將這份地圖的一個副本轉贈給了南京吏部尚書王忠銘。

令人惋惜的是，利氏的“肇慶版”地圖無論是王泮的刻印本還是姑蘇城外的石碑，無一實物留存，甚至多年來，學者根本不知道它的題名究竟為何。不過這張地圖應該在大明官場上流傳甚廣，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官員在自己的文章中記下了它的名字——《大瀛全圖》。

萬歷二十四年（1596），利瑪竇移居南昌，他繼續之前的“地圖外交”，努力擴大“西學”在明朝上層人士中的影響力，減少天主教傳教的阻力，順帶也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他首先攜帶禮品拜訪了駐蹕南昌的郡王建安王朱多?和樂安王朱多焿，建安王與利瑪竇的交情較深，他很喜歡耶穌會士贈送的書籍，其中有一部就附有幾幅地圖。

利瑪竇在南昌期間也繪制了多幅世界地圖，其中一幅就被當時的士林領袖、白鹿書院的院長章潢收錄到自己著述的《圖書編》中。《圖書編》洋洋灑灑共127卷，其中第29卷收錄了名為“太西”，即利瑪竇所繪制的《輿地山海圖》和《輿地圖》。從流傳至今的刻本來看，其中《輿地山海圖》用橢圓形投影法繪制，而《輿地圖》則以正軸方位投影法繪制，從不同的方位呈現了前者。利瑪竇應該參考了地理學家奧特利烏斯的世界地圖繪制。而且與肇慶版地圖一樣，他把中國放在了地圖的中央；另外，隨著他對東亞歷史地理了解的逐漸加深，這幅地圖上出現了較為準確的東亞地理名詞，如兀哈良、泰寧、昆侖、海南島等。

章潢和利瑪竇彼此都頗為欣賞，章潢認為利瑪竇熟習中國經典，談話間引經據典，尊稱其為“泰西子”。利瑪竇則因傳教事業屢次官司纏身，他看重章潢善于闡釋中國法律含義，以及他在當地士林中的地位，尊稱章為“南昌城的索倫”，私交頗厚。

萬歷二十八年（1600），時任南京吏部主事的吳中明請利瑪竇對他以前的世界地圖進行修改重繪。此圖完成后，題名為《山海輿地全圖》。吳中明以吏部公費刊行此圖，流傳甚廣，其中有一份為貴州巡撫郭子章所得。郭子章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很多關于地理的論證都是“以書證書”，而利瑪竇的地圖是“以圖證書”，很是難得。但他認為這份地圖尺寸太大，不便更深入地傳播，因此專門為此圖定制了縮刻板，使其可以收錄于書籍之中。

《山海輿地全圖》，明·王圻《三才圖會》版，1609年刻本。《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曹婉如[等] 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版(圖版222)

沒想到郭子章真是一語成讖，1600年版的《山海輿地全圖》原圖和縮刻版都已佚失，但尚有摹本可以稍見其貌。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的馮應京雖從未見過利瑪竇，但“神交已久”，曾為后者的《天主實義》和《交友論》作序。他個人對天文和氣候方面的知識很有興趣，此時正參照《禮記》中的《月令》一篇，匯編《月令廣義》一書。在此書的卷首，馮應京就收錄了《山海輿地全圖》與吳中明為其寫的序言，以及利瑪竇親撰的圖說。而《月令廣義》收錄的這幅摹本又被同時代的王圻收入其所編的類書《三才圖會》中。

萬歷二十九年，利瑪竇終于得以正式以西方隨臣的身份進入北京，他隨身帶了很多禮物獻給萬歷皇帝，其中就有奧特利烏斯繪制的《地球大觀》一書。他希望這部印刷精美的地圖冊能贏得皇帝的好感，幫助朝廷認識到世界之大，進而對“外夷”的態度有所改觀，助力其傳教事業。雖然這些理想都沒有實現，禮部的官員甚至想直接打發他回國，但利瑪竇長期以來同士人結交的策略終于發揮了作用，他得到了萬歷皇帝的許可，在北京住了下來。

就在利瑪竇定居北京的第二年，李之藻鼓勵利瑪竇重新繪制世界地圖，并承擔了一部分的繪制和翻譯工作。萬歷三十年（1602）秋，兩人繪制成功《坤輿萬國全圖》，隨即刻印刊行，深受士林歡迎。萬歷三十一年七月，由于李之藻升任福建學政，地圖刻板隨其被帶回了杭州老家，《坤圖》無法再行刻印，致使“大都多方士聞而未見者，誓惜弗寧”。因此，利瑪竇又應參軍李應試之邀，另繪制了一幅名為《兩儀玄覽圖》的世界地圖。

1602年的李之藻木刻版由6條屏幅構成，每條屏幅高1.79米，寬0.69米，拼合起來的總長度為4.14米，總面積7.14平方米。原圖用黑色線雕印刷。地圖的兩邊和圖中空白的部分有利瑪竇所寫的序和解釋說明文字，還有吳中明、李之藻等五人所寫的題識。在地圖的四角，還有四幅小圖及相關的解說文字，分別是右上的《九重天圖》和右下的《渾天儀圖》、左上的《赤道北地半球制之圖》和左下的《赤道南地半球制之圖》。另外左上靠中還有《日食圖》和《月食圖》，左下靠中還有《周天黃赤二道錯行中氣之界限圖》。

《坤輿萬國全圖》，明尼蘇達大學詹姆斯貝爾圖書館藏本；此幅六屏幅完整（三枚耶穌會印章被刮去）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宮城縣圖書館藏本；此幅六屏幅完整（存三枚耶穌會印章）

現存的李之藻原刻版《坤輿萬國全圖》共有7件，均藏于國外。其中梵蒂岡圖書館藏有2件，均是由耶穌會士從中國帶回歐洲的。日本有3件，分別是京都大學藏本，宮城縣立圖書館藏本，內閣文庫藏本。另兩件分別是法國私人收藏家藏本和博洛尼亞大學天文臺所藏殘本。除原刻本外，《坤圖》還另有所謂的“清初刻版”3件，彩色摹繪本6件，分藏于世界各地。

與《坤輿萬國全圖》相比，《兩儀玄覽圖》的尺寸更大一些，由8幅條屏組成，高1.98米，通寬4.44米。這兩幅地圖本身的內容沒有什么差別，但四角的圖畫和論述的文字有了變化：右上為《十一重天圖》，右下為《赤道北地半球之圖》；左上為《天地儀圖》，左下為《赤道南地半球之圖》。另外序跋題識的文字也有很大不同：利瑪竇新寫了落款為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年跋文，還寫了一篇《南北兩半球圖識》。中國人所著的題識變動更多，除了吳中明一篇與《坤圖》相同外，其余6篇均為新作。作者分別是李應試、馮應京、阮泰元、侯拱宸和常胤緒。

《兩儀玄覽圖》在流傳的版本和數量上無法與《坤圖》相較。目前存世僅發現兩幅，分別收藏于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和中國遼寧省博物館。其中韓國藏本源自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黃中允在1620年帶回，遼寧博物館的藏本原在明代為遼寧都指揮司所有，可能作為抵抗后金的軍事地圖所用，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遼陽后，繳獲此圖。后金定都沈陽后，此圖又一直收藏于沈陽故宮中。從整體上講，這兩個版本都完整地保留了地圖的原貌，但遼寧博物館的藏本漫漶和缺失的痕跡要多一些，通過這兩者的相互補充，《兩儀玄覽圖》的信息基本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遼寧省博物館展出的《兩儀玄覽圖》(仿制版)中新網 孫昊聲 攝

實際上，若無如此多的晚明官員與知識分子參與到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制、刻印、傳抄、評介中來，像《坤圖》這樣龐大而精細的地圖是很難留存至今的。為何有如此眾多的晚明士人對利瑪竇的世界地圖青眼有加？我們也許可以從觀看者和制作者兩個角度來理解。

首先是吳中明，作為主持《山海輿地全圖》刻印，又為《坤輿萬國全圖》撰寫序言的人，他的觀點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坤圖》序言中，他先將中西的地理理論做了對比，以鄒衍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先儒提出了所謂的“大九州說”，但對于這個大九州的具體方位，只是作出了籠統的概括，并不精確。而利瑪竇來自遙遠歐羅巴，由于該地人士“皆好遠游，時經絕域，相傳而志之”，利氏的制圖來自第一手的資料，相比之下顯得較為可靠。盡管在文末，吳中明也承認自己對利氏所著的“天與日月星遠大之數”理解并不透徹，但他依然相信利氏理論“或自有據”，因“載之以俟知者”。

而李之藻則是從自己的親身實踐中去證明利氏代表的西方制圖技術的合理性。他在《坤圖》的序言中，回顧其繪制過程，坦言自己年少時繪制地圖使用的是唐代地理學家賈耽流傳下來的“畫寸分里”之法，但將此圖與《大明一統志》中的記載對比，“所載四履遠近亦復有漏”。而從利瑪竇那里了解到西洋的制圖法——“地以小圓處天大圓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東西則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即經緯分度的計算方法，李之藻對此進行了驗算，證實了其正確性，這促使他直接參與了繪制和翻譯《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在札記中也記載“李存我（李之藻）……為一極具才智之博士，……與他人所難為信從者，均易于領會，于是乃與吾人密契無間，遇公務不羈身時，即渴欲研究是項科學。”

在札記的原文中，利瑪竇用拉丁語“questa scientia”表示“是項科學”，即李之藻自謂追求的“萬世不可易之法”——與天體有關的術數運算，他確實在多年間致力于“此學”。自完成《坤圖》之后，李氏先是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編譯出版了《渾蓋通憲圖說》，之后又在崇禎元年（1628）出版了自己獨立完成的《天學初函》。

李之藻《天學初函》

縱觀利瑪竇在華二十余載的制圖歷程，從最初在肇慶引發轟動的《大瀛全圖》，到集大成的《坤輿萬國全圖》，每一幅地圖的誕生都伴隨著一部分開明的中國士人的努力。西方地理學知識的涌入，讓他們認識到了中國之外有一個龐大的世界，除中國文明之外，還有另一種西方的文明，它有很多中國傳統知識所不具備的內容，沒有理由去排斥它們；相反，像吳中明、李之藻這樣的士人還要了解、接受、學習乃至會通這些知識，讓它們在已經有些封閉的中華帝國中流傳開來。

盡管利瑪竇的初衷是借地圖開啟傳教之門，但其意料之外的遺產，為中國知識界推開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戶。雖然隨著明清交替和清初禁教，這種地理學上的求真精神曾一度沉寂，但這些巨幅地圖及其殘本，依然靜默地記錄了那個地理大發現時代與晚明實學思潮交匯的輝煌瞬間。它們不僅是歷史的證物，更是兩種文明在相互凝視中，試圖理解彼此、理解世界的最高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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