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八十年代剛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全國各地“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的標語鋪天蓋地。
九十年代變成“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進入21世紀,又說“養老不能靠政府”,2025年,連官媒都在說,“延遲退休好,自己來養老”。
現在,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60、70后陸續到達退休年齡,按照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已經不能再聘用他們了,如果沒有退休工資,誰來給他們養老呢?
當初,他們用“放棄子女”換取了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儲蓄,按照契約,國家應該在他們老了之后,提供充分的福利和養老保障。
他們當時繳納了一筆隱性人口稅,包括被剝奪的生育權、多子女的親情體驗,以及自己未來的養老保障。
有人說,國家沒有義務給這幾代人養老。真的嗎?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這么些年,全國大約減少了四億人口的出生。
本來,國家應該承擔,四億人口的教育與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這筆天文數字的支出。但是,國家卻將這筆錢全部投入到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中。
我們想想,如果我們國家多出四億三十多歲的人口,將是一股多么恐怖的力量。可是,我們把這些人力資本置換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
從1980年到2010年的三十年中,我們國家的GDP 以每年高于8%的速度增長。我們這些60、70后正值壯年,是這三十年最主要的廉價勞動力。
被限制出生的80、90后,人口規模比較小,社會撫養比率處于歷史最低位,整個社會在這三十年中處于高勞動參與,低消費負擔的極端狀態。
三十年來,我們擁有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我們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人說,這是我們的民族勤勞智慧,這是我們國家的制度優勢。
這樣說有道理,但關鍵原因是我們提前透支了未來的人口結構。
三十年來,我們強行抬升儲蓄率,擠出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對國際資本講述了一個長達三十年高增長的敘事故事,把無田可種的農民趕進了城。
居民存款、國外資本,進城買房,三者作用疊加,使得我們國家在三十多年間,以一種高度透支未來人口結構的方式,成功擠進全球工業化分工體系。
用四億人口置換當前強大國力,如果房價持續上漲,工廠持續盈利,國家財政肯定有能力供養我們這些只有一個孩子的60、70后。
但事實表明,這套交換機制正面臨嚴重違約風險。在2025年前后,城市開始出現大量房產過剩,產能與基建回報率趨近于零,甚至成為負資產。而人口,卻因為稀缺而變得異常昂貴。
沒錯,作為執行計劃生育主體的60、70后,我們把本來應該撫養孩子的錢換成了房產證。在2020年的上海,一套百十平米的房子,代表千萬家產。
哪怕在小縣城,一套普通公寓也能值百十來萬。我們親手把房價抬高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以為自己這輩子掙了。
現在,房地產市場開始退潮,我們才發現,我們擁有的只是不能變現的紙面財富,做不到“以房養老”啊。牙口再好,也不能啃鋼筋水泥過日子。
原來,我們用六個錢包換了一套房子,現在,我們的孩子需要供養六個老人,國家還動員他們生育二胎、三胎!誰的孩子誰心疼,孩子們哪來的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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