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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亮山的樹,是沉默的史官。
沒有人能說清,有多少人在這片山林里留下過腳印,但樹卻記得:18歲,他懵懂奔赴;24歲,他堅定扎根;33歲,她扛起了擔子;68歲,他唱起了山歌。
4個年齡,4段人生,最終拼成同一個身影——那個穿草鞋、種綠樹、把百姓放在心尖上的人。
18歲·周波的雨天
大亮山沒有四季,只有雨季和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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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風帶著涼意漫過林場,54歲的周波輕輕按了按膝蓋——老毛病又在提醒他,雨天要來了。大亮山的“半年雨水半年霜”早已刻進他的關節,而這記憶的起點,要追溯到36年前。
18歲,總是一個特殊的年齡,對周波而言尤甚。那一年,他抱著“在林業局工作是個好單位”的美好幻想,從70多個報名者中脫穎而出,卻沒想到,一腳踏入的是幾間四面漏風的油毛氈窩棚。“這不像什么單位,倒像是來逃荒的。”
周波回憶起那個潮濕的雨季:低矮、昏暗的窩棚是唯一的居所,風大時油毛氈甚至會被掀得到處飛,只能撿回來用幾塊模板和磚頭壓著。夜里棚頂繼續漏雨,被褥基本上一整晚都是潮濕的。半夜凍醒了,只能起身生火烤干、烤暖再睡,濕了再繼續烤。那時候他總忍不住想:這哪里是來上班,分明是在接受勞動改造。
日子的苦滲進每一寸日常。夏天霧重得十米開外不見人影,冬天冷得裹緊衣物仍止不住發抖。一年四季,洗澡全是冷水。無論寒冬酷暑,勞作歸來滿身汗臭,也只能在山澗邊、豎井旁,就著刺骨的冷水沖洗,寒氣一點點鉆進骨頭里。周波說:“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身體素質其實都還挺不錯的,但林場濕度太大了,沒辦法,風濕是林場人的通病。”
日子這般難熬,對周波而言,18歲的特殊遠不止于開啟工作,更在于遇見了影響他一輩子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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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日子清苦,十天半個月才能吃上一頓帶點肉丁的串葷。“有時上桌兩碗串葷,老書記還會抬走一碗留到下一頓。”周波說,油水實在不夠。高強度的巡山、種樹很快就會把力氣耗盡,半夜常常餓醒,但只能忍著倦意硬熬。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善洲林場還處在“路不通、水不通、電不通”的極端閉塞狀態,到施甸縣城趕集只能步行,往返需要七八個小時。彼時林場里的大部分職工離家都很遠,一個月僅有的三天假期,大半時間耗在路上,回家吃頓熱飯尤為奢侈。
比寒冷和饑餓更磨人的,是巡山哨所里的孤獨與恐懼。大亮山平均海拔超2200米,十多個哨所大半孤懸于荒山制高點,方圓數里無人家、無遮擋,對講機成為與外界唯一的微弱聯系。很多時候,一個人、一間屋、一片漆黑的山林,就是生活的全部。
夜里風聲呼嘯,樹影搖晃,一個人守在孤哨里,連呼吸都不自覺放輕。當談及閑暇娛樂時,周波笑了笑:“哪有什么娛樂活動,頂多就是圍著火塘拉拉家常,或是翻看老書記從山下帶回的《半月談》《云南日報》等舊刊物,里面的事情過去很久了,但對我們來說,仍舊是新聞。”
周波坦言,他不是沒動搖過,甚至有兩次可以離開的機會。一次能調回老家照顧病重的父親,一次能去山下的木材檢查站,彼時都是看得見的“好出路”。可父親一句“跟著老書記能學做人做事,待著吧”,讓他把離開的話一次次咽了回去。
埋怨有過,委屈有過,可每每想起“那個人”穿著補丁衣服、手把手教他們種樹的模樣,想起自己得急性闌尾炎住院時,“那個人”拖著病弱的肺氣腫身子,吃力地爬上樓看望他的場景,那些想離開的念頭,慢慢也就沉了下去……
瞭望塔上三年半,周波把巡山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巡山、護林、撫育、間伐,一把隨身攜帶的砍刀用得包了漿,集市里買的勞動布做的衣服破了又補。這么些年,冬天手腳生凍瘡,雨季渾身泥水,回到窩棚烤干衣服繼續進山——這已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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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的36年,周波說:“把青春留在大亮山,我不后悔,但最虧欠的還是我的家人。”他沒參加過兒子一次家長會,也沒在父母床前盡過孝,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妻子一人撐著。視頻里孩子的抱怨、妻子的疲憊,他只能一遍遍說:“這次真沒時間趕回來了。”講到這里,周波聲音里多了幾分哽咽,“現在調到干部學院工作,輕松很多了,雖然也很忙……可我也快退休了。”
如今,荒山已成林海,溪流重新涌動,村寨通水通電,老窩棚變成了水泥平房。而周波,依舊守在大亮山的雨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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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數大的退休了,年輕的不熟悉過去的情況,我想繼續把老書記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時常也有人問他:如果回到18歲,還會來嗎?周波隔著電話,輕聲卻無比堅定:“只要是老書記在那,我就會。”
24歲·李海霧的山脊
“如果是去調查規劃,那就得在山里走一整天。基本上早上吃一頓,然后帶三個壓縮餅干,一直到天黑。背著印著‘為人民服務’的綠色布袋和一個扁壺,翻山越嶺,真有種長征的感覺。”這是2013年李海霧剛到林場參與巡護林工作時的日常。翻過一個又一個山脊,是他對林場最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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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24歲,受“那個人”的事跡感召,從西南林業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一頭扎進大亮山。初到林場,他對自然充滿好奇。在綠色海洋里放空,聽清風吹過松針的刷刷聲響,這一切都讓他感覺很放松。然而,木頭搭建的雙層小木樓漏雨透風,夜里老鼠常爬上床榻,這些“苦”也是切實存在的。但李海霧并未退縮,在他看來,這份工作反在滋養他。
他把山林當作課堂,把老職工當作師傅,認真學起了護林的基本功。在無信號的深山,看懂地形圖是護林員的“指南針”——學校里只教制圖,不會辨圖,老職工便手把手教他:以俯視視角把平面圖紙看成立體山形,看水流走向、找地形參照物,讓紙上線條變成眼前的山林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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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霧剛參加工作時就下決心,要對日日接觸的林場環境保持熟悉。為此,他在巡山途中會有意識地記下周邊地形,在腦海中玩“拼圖游戲”,多次游戲后,地形圖便記得清清楚楚。從手繪草圖到ArcGIS電子制圖,從GPS定位到現場勘查,他一點點把前輩的經驗變成了自己的看家本領。
精細化護綠,是李海霧這些年最執著的事。華山松易受小蠹蟲、天牛等害蟲侵蝕,嚴重時則會威脅樹的生命。如此一來,病蟲害防治就極其考驗護林員的眼力和經驗。而作為林場防治工作骨干,他早已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健康的松針鮮亮翠綠,染蟲初期樹尖會泛出淺黃,松針失去光澤、微微耷拉——這些細微變化,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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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防治病蟲害,全靠人工打孔注藥,逐棵作業,費時又費力。如今科技進山,無人機成了護林的“新兵器”。李海霧和同事們經過專業培訓和考試后,使用無人機開展片區噴灑工作,對成蟲進行空中滅殺。同時,再配合人工打孔注藥,直擊樹內幼蟲——地上地下、空中林間形成立體防護網,林場的病蟲害得到有效控制,曾經隨處可見的枯樹已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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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病蟲害,風倒木是山林的另一大威脅。大亮山土層淺,大樹易頭重腳輕,大風一吹便連片倒在地上。李海霧和隊友們定期巡查,及時清理倒伏樹木,在空地上補植幼苗;按計劃開展撫育間伐,剪掉病株、弱株,砍密留勻,給健康樹木留出足夠的生長空間。
深山護林,也藏著意外驚險。一次,他和5位同事進山巡護,偶遇一頭約莫200斤的野豬在山上找堅果。“我大概跟它有10米,四目相對時,嚇得不行。”李海霧屏住呼吸不敢驚動,悄悄和隊友示意野豬的方向,直到野豬自行跑開。這樣的時刻不少,但他卻說,站在那一代代人付出過心血的山脊上,就不會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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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間,李海霧曾不止一次駐足山脊,望著漫山松濤沉思:24歲,恰好也是“那個人”初次踏上工作崗位的年紀。在那個物資匱乏、條件更為艱苦的年代,他是怎樣堅守崗位、踐行誓言的?一次次挽起褲腿跳進泥水,一次次蹲在田埂上跟老鄉聊收成?
那些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可每次巡山走到高處,望著腳下層層疊疊的松林,李海霧又會覺得——山脊上的每一棵樹,都是答案。
33歲·王素娟的玉蘭
33歲的王素娟,目前是善洲林場最年輕的職工。她對林場有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我是林場的人,就是要把每一件事做好,讓別人無法說我們林場的不好。”如此濃厚的歸屬感,早在“在外面的那幾年”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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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從西南林業大學林學專業畢業的她,執意報考只招一人的善洲林場。“第一次開車上山,路兩邊種滿了玉蘭。同事告訴我說老書記最愛玉蘭花。我是保山人,就想來他奮斗過的地方,看看他種下的樹。”一份鄉土情懷,讓她一頭扎進大亮山。
可讓她沒想到的是,第一站卻是作為脫貧攻堅隊員,被安排去駐村。駐村期間,王素娟需要經常外出,她最怕的就是坐車往返。“我很容易暈車,很多時候那種眩暈與惡心會難受很久,但也只能吐完之后繼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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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負責協助匯總的摸底數據,多數時候頗為繁雜瑣碎。有時候,已經收集匯總好的數據突然被告知要重新整理。“一開始真的會覺得煩躁,為什么這個事情今天也干明天也干。但一想到老鄉們,好像又都值得了。”每逢村里殺年豬,王素娟都會接到村里老鄉們的邀約電話。什么時候殺豬、什么時候吃飯,當電話那頭響起熟悉的鄉音,時常讓她覺得感動。
“村里面那些人,到現在都還記得我,平時也會發微信給我說有空了去看看他們。感覺自己之前的工作得到了別人的認可——這真是我這輩子超級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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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結束駐村工作后,王素娟正式回到林場,負責公益林管理與林長制工作。作為科班出身的年輕人,她有著近乎執拗的完美主義。公益林修編需要熟練操作電子制圖,久未接觸技術工作的她一度“懵圈”,身為林學專業畢業生的挫敗感讓她沉默數日。“別人覺得做不了可以說不會,但我不行。”在技術過硬的前輩們手把手指導下,她一點點重拾技能,不懂就問、反復琢磨,把文本做到極致,把圖紙啃到通透。
王素娟說,“那個人”在33歲前后,曾立下“一輩子,無論在什么位置,都要為群眾著想”的初心。她或許難以達到那樣的高度,卻想攥緊手中的接力棒,把他的綠色旗幟穩穩扛在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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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林場為數不多的女性職工,她像家里最小的妹妹一樣,被同事們默默呵護,也用熱情溫暖著整個場部。雨季撿菌子迷路,同事放下東西滿山尋找,無信號也不放棄——為此她特意發了朋友圈,要把這件小事“一輩子記下”;爬梯刷漆,四位大哥穩穩扶著梯子。她也會默默記下施甸縣清明節吃青團的傳統,跑到集市給大哥們買青團;后勤老大哥總在睡前燒滿熱水,叮囑她天冷別著涼。她也會關心某位患了糖尿病的同事,在中秋節吃湯圓的時候給他端上一碗無糖的。這些不說出口的照顧,讓她把林場當成真正的家。
“我們在林場生活的這伙人,其實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時間都多。”王素娟的這句話是林場工作的真實寫照。在林場,工作時間按照季節劃分:3月進入森林防火戒嚴期,職工不休息,實行請銷假制度;6月進入雨季后開始輪休制,每月上18天,休12天;從12月起為森林防火期,上一個月休6天。下班后和同事們烤火聊天,早晨醒來就能見到同事——王素娟常覺得生活在林場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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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林場安靜下來,王素娟會把時間留給自己。她在畫冊上畫畫,畫得最多的,是玉蘭。她畫了又畫,總覺得畫不像。有人問她為什么總畫玉蘭,她說:“老書記最愛這個花。”其實她知道,自己是在用這種方式,靠近一個人。
如今,善洲林場33名職工中有5名女性。她們克服了多年前坐拖拉機、騎摩托車上山時塵土飛揚的山路,任憑衣服沾滿灰塵,灰燼刺痛眼角;忍耐著公共淋浴間里的冷水澡,以及生理期來臨時巡山路上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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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場道路兩旁的玉蘭依舊年年盛開,她們也年年守在這里——像玉蘭一樣,不爭不搶,卻把根扎得很深。
68歲·董照山的山歌
“想看藥材么喲喂,到善洲林場來么喲喂——”歌聲從林子里傳出來,粗糲、沙啞,調子算不上準,卻中氣十足。68歲的董照山蹲在華山松腳下,一邊給黃精苗培土,一邊扯著嗓子唱。旁邊干活的村民笑他:“老董,又唱你那首歌了。”他不理,繼續唱:“黃精花開像燈籠,滿山的松樹青又青……”
這是他自己編的《善洲之歌》。他沒上過幾天學,僅二年級文憑,歌詞寫得樸素,調子也是東拼西湊來的。但干部學院的人聽了,說他唱得比任何講解都好。有培訓班來林場學習,偶爾會請他唱一段,他從不扭捏,站起來就唱。
在善洲林場,能這么唱的,只有他一個人。不是別人不會唱,是別人沒有他那樣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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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荒涼的大亮山
半個世紀前,董照山20歲。那年,在施甸縣一個叫“大窩子”的地方,他跟著“那個人”學種水果。“當時他50多歲,穿著草鞋帶頭下地,白天手把手教,晚上圍著火塘給我們講故事。我記得很清楚,每個品種的栽法,他都要親自種給我們看。”
如今,68歲的董照山又回到了“那個人”種下的林子里。這一次,是在華山松腳下種中草藥。“在林下種植中草藥,一不影響樹,二還可以防火。種起這個中草藥,這些樹長勢也好。”2023年,他來到善洲林場林下中藥材種植示范基地,帶領村民種植中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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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亮山林場建場初期,職工植樹造林
基地建設初期,難題接踵而至: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婦女;水源緊缺,引自幾公里外洼地的水量極小,即便動用消防車運水,仍有不少種苗被曬死,僅蜘蛛香就損失了幾十萬。可董照山沒有退縮。他一邊教基地職工精準澆灌、科學保苗,一邊協調政府架設水管、在上游筑壩蓄水,建起四百方水池,終于穩住了藥材生長的“生命線”。他說,這份韌勁正是源于當年——跟著學種果樹時,總聽“那個人”講“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
而今,他依舊一天能扛二十多包80斤的肥料,雨天騎摩托往返山林,渾身淋透就回家烤火,稍作休整便繼續勞作。不少人勸過董照山:“你已經年近七旬,早到了退休的年齡,應該回家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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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場場部的老照片
董照山不急不緩地說起:“那個人”在七旬時,已在大亮山義務植樹造林9年。在他上山的第2年,大亮山上就建起了第一排磚瓦房,他卻執意把新房全部分給職工和新來的技術員,自己仍守著漏風的油毛氈棚。“七旬怎么了?他在七旬的時候,才第一次住進了山上的磚瓦房啊。”
中草藥種植尤考驗人的細心與耐力。土壤要疏松的“香面土”,雨水太多會腐蝕根系,太少了會渴死植株。不僅如此,更需嚴格遵守種苗的行距、株距。“從華山松腳下打通18厘米的土溝,把種苗高度控制在30厘米;畫株距的溝,必須15厘米深;水流后的溝徑留出12到13厘米,給根系充分生長……”種藥的一門門精細活兒,就這樣在董照山嚴格的標準下框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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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照山的帶領下,林下種植基地從50畝試驗田起步,兩年時間便擴種到1000畝。白及、當歸、人參等藥材在華山松腳下茁壯成長,小苗齊刷刷長到八九十厘米。2025年,基地累計帶動周邊農戶務工增收160多萬元。越來越多村民選擇回到山林,加入林下種植的隊伍,大家漸漸明白:守好大亮山這片林海,就是實實在在的增收致富。
近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少年已成老者,大亮山也實現了從荒山到“金山”的蛻變。而不變的,還是那歌聲:“想看藥材么喲喂,到善洲林場來么喲喂;滿山的松樹青又青,老書記和工農心連心……”悠揚的歌聲在林海間回蕩,藏著的是對這片青山的熱愛,藏不住的則是對“那個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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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間的霧起了又散,樹栽了又長。沒有人記得清,這里到底有多少棵樹;也沒有人數得盡,有多少人的故事,刻進了山林的年輪。
只是,大亮山的樹一年比一年高,故事也一年比一年長。人走了,樹還在;樹老了,人又來。
供稿
責任編輯 易科彥
責任校對 楊飏
主編 嚴云
終審 編委 李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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