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一句“我們定不了，得請示一下”，正在悄悄拖慢基層運轉的節奏。近日，《人民日報》刊文點名“過度請示”現象，直指一些干部在職責范圍內“該拍板不拍板、該擔當不擔當”的現實問題。這不是簡單的作風瑕疵，而是典型的治理效率損耗點。
從組織行為學來看，過度請示本質是一種“責任上移機制”的異化——原本應在本級閉環解決的問題，被不斷向上轉移，導致決策鏈條拉長、響應時滯增加，最終形成“決策擁堵”。表面看是“講規矩”，實質卻是把風險外包，把責任稀釋。這種機制一旦固化，就會讓組織運行從“高效執行”滑向“程序依賴”。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背后往往疊加三種心理：一是“避險思維”，寧可不作為，也不愿擔責；二是“表演型忙碌”，通過頻繁請示制造存在感；三是“能力焦慮”，不會干事，只能靠流程兜底。這三者疊加，最終消耗的是公共資源，稀釋的是群眾獲得感。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否定請示本身，而在于邊界失守。請示是制度工具，不是責任避風港。真正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強調的是“權責對等+授權清晰+容錯機制”。該請示的必須規范請示，該拍板的必須果斷拍板，該擔責的必須扛得起來。否則，制度再嚴，也會被執行層面的“軟處理”所消解。
治理的溫度，往往體現在效率上。群眾不關心你請示了幾層，只關心問題多久解決。把“請示文化”校正為“擔當文化”，關鍵在于兩個層面：一是機制上進一步細化權責清單，讓干部“知道能干什么”；二是導向上強化正向激勵和容錯糾錯，讓干部“敢干該干的事”。
說到底，真正負責任的政績觀，不是“事事請示”，而是“事事有著落”。該定就定，該干就干，讓權力在邊界內高效運轉，這才是對群眾、對事業最實在的負責。
（四川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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