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開打危險明牌

近日，高市內閣正式批準新版《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相關運用細則，迅速引發日本民眾的強烈不安與周邊國家的高度警覺。

此次修改絕非政策微調，而是邁出極具危險性的一步，逾越了日本戰后軍備管控體系核心支柱的紅線。它不僅標志著日本對外輸出殺傷性武器的閘門被徹底打開，亞太地區安全格局面臨新的不穩定因素，更意味著日本“專守防衛”理念完全弱化，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約束持續被架空。

（一）

長期以來，日本慣于在國際舞臺上精心營造“和平國家”人設，總是通過編織各類話術，洗白軍國主義侵略罪責。尤其高市本人，常常高喊“和平”，說什么“基于法治的國際秩序”，意圖迷惑國際社會，騙取信任。

但此次高市內閣執意推動放寬武器出口，徹底暴露了其真實意圖。回顧這些年，日本武器出口政策從禁止到逐步放寬，再到如今大幅松綁，正是朝著突破專守防衛一路狂奔。

第一階段，確立冷戰下的《武器出口三原則》。戰后，日本發展軍備受制于《和平憲法》和冷戰約束。1967年，日本確立《武器出口三原則》，明確禁止向共產主義陣營國家、聯合國制裁對象以及國際沖突當事方出口武器。1976年，又擴展為事實上的武器出口禁令，成為約束經濟高速增長后擁有軍工實力的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象征。這一管控體系約束了日本軍工產業的對外擴張，也成為亞洲各國對日本保持信任的法理依據。

第二階段，掩蓋視聽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冷戰結束后，日本國內要求放寬武器出口的聲音抬頭。2014年，安倍內閣以“適應國際環境變化、推動裝備技術合作、提升防衛產業競爭力”為由，廢除了實施近半個世紀的《武器出口三原則》，轉而以“救難、運輸、警戒、監視、掃雷”5種類型限制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而代之，并以滿足 “日本安全不受影響”等條件大幅放寬出口條件。安倍內閣此后向多國出口巡邏艇、預警雷達、預警機等裝備，開始刺激軍工產業對外合作。安倍部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安保法制改革也為高市此次松綁武器出口埋下關鍵伏筆。

第三階段，突破紅線的新版《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此次高市內閣不僅廢除了5種類型的限制，還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意味著可以出口戰斗機、護衛艦、導彈和潛艇等武器，不僅出口成品，還允許提供零部件和技術。尤其為 “特殊情況”下向沖突地區提供裝備，預留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批準等等同于內閣權限的操作空間。雖然高市內閣辯稱修改旨在“加強國際貢獻、提升自主防衛能力、促進產業技術發展”，但其本質是為日本軍工走向國際市場、軍隊再軍事化、攜手盟國深度介入地區安保事務掃清制度障礙。

（二）

高市內閣批準新版《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更在謀求服務今后修改憲法等重大試水，暴露其刺激軍工利益、軍需競爭考量和再軍事化野心。

首先，形成對軍工產業的直接刺激。日本擁有軍民深度融合的成熟軍工體系，軍工技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但長期受限于法律約束，訂單缺乏、規模較小。放寬裝備出口后，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企業可以快速獲取海外訂單，擴大生產規模、稀釋研發成本、推動軍工產業整體升級，強化戰時快速構建規模軍工產能。

其次，增強走向地緣軍事大國的戰略籌碼。通過修改防衛裝備出口運用規則，日本不僅可以深化與G7國家，以及瑞典、澳大利亞、印度、菲律賓等與日本簽訂《防衛裝備·技術轉移協定》國家的合作，還將向更多國家擴大。借此，日本可以實現構建以本國為重要節點的裝備供應與技術合作網絡，利用當今國際地緣伴隨軍火貿易的特點推進戰略捆綁，提升在美日、北約等同盟體系中的地位，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外交和戰略影響力，加快實現 “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并舉的目標。

再次，推動以自衛隊技術迭代突破戰后約束。擴大軍需出口不僅可以推動輸出武器標準和安保能力，聯合研發還能促進日本吸收外部先進技術，提升自身裝備研發效率。同時，大規模生產和更廣泛的實戰場景，也有助于日本優化裝備性能、完善后勤體系，夯實產供鏈基礎，間接增強自衛隊的實戰能力。尤其是通過常態化對外輸出殺傷性防衛裝備，日本將逐步弱化“專守防衛”制約，為今后擴大軍事活動范圍、參與海外軍事行動鋪路，為突破戰后體制創造條件。

（三）

全面松綁武器出口，嚴重傷害亞洲鄰國歷史情感的做法，觸及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敏感底線。其衍生的系列高危風險和地區隱患，已引發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的持續反對。

其一，進一步增加全球區域沖突蔓延的風險。新版在出口定性上更具彈性，允許向交戰地區出口殺傷性武器的“例外”，使得日本向沖突當事方提供裝備成為可能。而在審批權限上，所謂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實則就是內閣九大臣的再次批準，向國會事后報備等于高市內閣在出口殺傷性武器上繞過監督制衡，進一步暴走的可能加大。

其二，進一步加劇東北亞乃至印太軍備競賽。歷史上，東北亞地區曾淪為冷戰“火藥桶”，地緣安全結構復雜，戰略敏感性極高，迄今歷史恩怨和現實矛盾還在相互交織。日本大幅放開武器出口，勢必加劇局勢緊張，引發相關國家強烈安全焦慮，甚至迫使周邊國家以被動提升軍備水平應對，從而觸發多米諾式軍備競賽，加劇域內安全困境。

其三，進一步刺激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抬頭。此次防衛裝備出口的全面松綁，與日本近年來推進的修訂國家安保戰略三文件、大幅增加防衛預算、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等政策一脈相承，凸顯日本右翼勢力煽動社會右傾化的系統操作已不受約束。隨著政軍商等軍工復合體影響力上升，日本社會輿論逐漸被安全焦慮裹挾，新軍國主義回潮的走勢持續加速。

（四）

日前，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告別會舉行，自民黨前總裁河野洋平對著遺像悼念：“您所走過的那條通往和平的道路，我們將繼承下去。”此言一出，現場不少人將目光看向了坐在最前排的高市早苗。

曾經，日本以“大東亞共榮”的虛假口號粉飾侵略，靠外交煙幕彈迷惑對手發動戰爭。如今，高市內閣再次披著“和平”外衣，大開歷史倒車。但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當年的世界，對“新軍國主義”的蠢蠢欲動也保持著足夠的清醒。好戰嗜戰，殷鑒不遠，日本，真要故技重施嗎？

作者：笪志剛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專家

（來源：長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