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他人理解也無妨，因為文學的世界，有許多同行伴侶

“我的文青時代，那是一粒不起眼的沙，也是一顆珍珠的起點。”

蔣勛最早的文青故事，伴隨著母親講故事的聲音。母親的聲音貫穿了他的整個童年，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顆文青的種子。

他的寫作始于十四歲，初中以后，他突然對文學、繪畫、音樂有了無可救藥的執迷，大部分時間便用來讀小說、畫畫、唱歌，把學校的課業弄得一塌糊涂。

到大一暑假，他開始寫小說，處理當時對生活的質疑與追問，其中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浪漫以及無目的的叛逆。

之后他離開了臺灣，遠赴法國求學，他把鄉愁注入到詩行中，排遣孤獨與寂寞。

1973年巴黎求學期間在圣母院前留影

新作《我的文青時代》收錄蔣勛創作的小說、散文隨筆以及藝術評論等文章，是一部青年蔣勛邁向文學藝術世界的開刃之作。

他寫少女的夢，寫老兵的嘆息，他評林懷民的舞劇，素描克爾凱郭爾、尼采等藝術、哲學家，這些文字足見蔣勛的才氣與情思，寫滿憂傷與彷徨，志氣與渴望，閃耀著青春的光輝。

蔣勛不懼回望自己的文青時代，因為四面八方自我的心不抉擇去向，這一個個足跡都是為了安排下一個踏實的印記。

今天和大家分享其中的精彩片段，與蔣勛一起追憶他的“文青時代”。

母親講的故事

童年時記憶最深的是母親講的故事。

母親喜歡看戲，讀很多演義小說，《封神榜》《七俠五義》等等。她也愛聽民間說書，《武松打虎》《白蛇水漫金山》，都是她童年和文青時代聽來的。她說：“西安城城門口有說書的瞎子，說武松打虎，一個拳頭要打下去，講了好幾天。”

所以，那時代的文青，或蹲或站，在城門口，丟一兩個銅板，聽一晚上的“水滸”“三國”。

1972年6月臺灣“中國文化學院”碩士畢業，與母親合影

聆聽來的故事，是聲音的記憶。我最早的文青故事，伴隨著母親的聲音。聲音有抑揚頓挫，有許多激動或平靜的呼吸，有敘述一個故事時人的溫度。

我現在記得白蛇、許仙在斷橋告別，敘述那一段，母親的聲音里有多少白素貞的委屈，有多少對法海的厭恨。

母親是愛說故事的，她在戰亂里東奔西走，其實很受顛簸磨難，然而，她說起故事來，儼然又是那個站在城門口聽瞎子說《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文青少女。

人類的古老文明里，好像一開始都是聽覺的傳唱。還沒有文字，所以，《荷馬史詩》“特洛伊”的故事是傳唱，印度教《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的故事也是傳唱，連最早的《詩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也是傳唱。

還沒有文字，所以聲音可以那么好聽。沒有文字，所以學會了聆聽。也把聆聽來的故事，再重復傳唱出去。

詩的歷史，文學的歷史，文明的故事，都靠著口口相傳，傳唱在山邊海域，傳唱在大街小巷，傳唱在窮鄉僻壤。

我在南王部落，卑南的男男女女唱歌都好聽。或許是因為部落傳統沒有文字，他們的歷史就是歌聲。

一代一代的文青接力，把美麗的故事傳唱下去。

我識字以后，學習慢慢閱讀。漢字的閱讀，需要一點時間，比較累。我還是依賴著母親的聲音，央求她說故事給我聽。

小學五年級，我開始獨自閱讀了，在學校圖書館閱讀一本《愛的教育》，內容全忘了。

為什么母親用聲音講述的故事到現在我都清晰，就在腦中？聲音的委婉、跌宕起伏，似乎比視覺文字更讓我迷戀。

小學五年級，母親知道我喜歡聽故事，就帶我到衡陽路，買了一本《希臘羅馬神話集》。

我很喜歡讀那本書，讀維納斯從海洋的泡沫里誕生，讀宙斯化身成天鵝，愛戀美女麗妲，生下兩個天鵝蛋。

那似乎是我閱讀形式的文青開始，但是沒有母親的聲音，到現在，希臘神話的故事似乎都像默片。

我后來學著用母親講《白蛇傳》的聲音講伊卡洛斯（Icarus）飛起來的夢想，他是少年，像所有的文青，都夢想飛起來。然而他的羽毛翅翼是用蜂蠟黏合的，愈靠近太陽，蜂蠟融化愈快。羽毛飛散，他從高空墜落，摔死了。

我總覺得伊卡洛斯是第一個摔死的文青，摔死在自己過度的夢想里。

他的翅翼其實無法承載那么沉重的夢想。

強恕高中

初中以后，我就愈來愈偏離正軌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戀的文青夢想。在書店站著閱讀小說，在數學本子上畫人物頭像，在日記本上寫神經質的詩句。

蔣勛, 《卡夫卡》, 25.5x18cm, 速寫紙本

陰郁的文青、叛逆的文青、虛無的文青，瘦削蒼白，一頭天生鬈發，覺得世界不了解你，沒有關系，寧愿一個人躲在孤獨角落。文學的世界、美術的世界，有許多同行的伴侶，像暗夜里仰望時的繁星，不管多么遙遠，又似乎都近在身邊。

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都是自己孤獨對話的朋友。

初中畢業落榜，一點也不意外，進入強恕中學，也沒有預期在學校里學什么有意義的事。

然而我的判斷錯了。

強恕高中是一個奇怪的學校，當時校長鈕長耀，三年中，升旗典禮，升完旗就解散，竟然沒有一天“訓話”。

那個年代，學校校長、教官都愛“訓話”。常常“訓話”一兩小時，大太陽底下，一個一個學生昏倒，還是繼續“訓話”。

“威權”和“訓話”關系密切，文青剛好背叛“威權”，也討厭“訓話”。

強恕校長三年升旗典禮都沒有“訓話”，在島嶼的教育史上，可以記一筆。

強恕高中升學率低，外傳是“太保學校”。當時強恕的制服是牛仔布夾克，大紅色襯里。強恕也有教官，外號“北西北”，據說是他說話時頭偏斜，方向北西北。

“北西北”早上也會在校門口檢查學生儀容，男生流行穿喇叭褲，十一寸褲腳，女生流行短裙，露出一截大腿。“北西北”都會訓誡，手上拿把剪刀，準備剪不合格的頭發。

強恕中學時期留影

但是還好，似乎都是嚇唬嚇唬學生，女生一進校門都有方法把放長的裙邊又從腰際卷起來，外面扎寬皮帶，照樣露一截大腿。

強恕的女生都漂亮，出了一票“中小學姐”、電影明星。

學校學生不愛讀教科書，卻有許多社團，翟黑山老師帶吉他社，幾個搖滾樂團每天練唱。強恕還出了臺灣最早的現代舞者崔蓉蓉、原文秀，比云門舞集還早，她們都是高中一畢業就到美國，參加馬莎葛蘭姆舞團。

強恕三年，美術社、戲劇社、校刊，日子過得忙碌充實，從來不管考試升學。

對我來說，最幸運的是遇到了陳映真老師。他當時叫陳永善，剛從淡江英專畢業，鈕校長的夫人是他英文老師，賞識他，讓他到強恕任教。大學畢業，二十五歲上下，梳大包頭，穿涼鞋，不修邊幅。和學生玩成一堆，在校園拿著吉他唱“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強恕中學時期恩師陳永善（映真）老師

永善老師也帶戲劇社團，我們都看過他與劇場雜志同人合演的《等待果陀》。

貝克特的戲劇東方出版社看不到，因為永善老師，我的歐洲浪漫主義英雄受苦的文青時代結束了。《劇場》《現代文學》變成我新的讀物。開始接觸西方現代的存在主義，貝克特、卡夫卡、喬埃斯、吳爾芙、沙特、卡繆……

永善老師教英文，直接讓學生用英譯本讀卡繆的《異鄉人》。

蔣勛, 《阿爾貝·卡繆》, 27x24.8cm, 1968, 速寫紙本

我應該說，強恕的三年是我快樂的三年，你喜愛的興趣被肯定了，廣播劇全高中第一，我的最早的小說《洛洛的故事》獲得臺灣省教育廳高中小說比賽首獎。

《洛洛的故事》寫一個富家少女，每天由三輪車接送上課。有一天她發現車夫的男孩就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學。

很簡單的故事，文青的時代，我意識到社會階層差距的痛苦矛盾嗎？我想到許久沒有見到的“陳俊雄”。

因為小說得了首獎，有一個星期請劇團和校刊的同學吃飯旅游。母親看到報紙得獎消息，獎金已經花完了。

強恕中學時期參加各項文藝競賽，屢獲佳績

強恕的學生也愛開舞會，跳“阿哥哥”，跳一半，就有警察來抓。

學校也派我參加各種文藝活動，例如現代詩研習營，地點在中山北路紀念館。一首新詩很被指導老師痖弦贊賞，此后也常把我的詩送到不同詩刊發表，包括南洋華人的《蕉風》詩刊，讓我對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人文青有了認識。

世界各地都有文青，像十八歲的韓波（Arthur Rimbaud）寫《醉舟》（Le bateau ivre），顛覆巴黎。但是他很快不寫詩了。賣軍火、流浪在北非，那個年輕的文青韓波，好像從來沒有在意自己的詩。

他究竟在意什么？

像初唐盛世，寫完《滕王閣序》的王勃，溺水而死。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他們似乎看到了生命離散流轉，別人在一千年后記得他的句子，也與他無關。

高中的文青，迷戀上了陳映真文體。

永善老師用筆名陳映真發表的一篇一篇的小說，真正成為我文青時代最大的感動力量：《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一綠色之候鳥》《累累》《哦，蘇珊娜》等等。

至今我還有偏見，覺得不讀《我的弟弟康雄》，是不配做文青的。

至今難以忘懷，陳映真那些文字優美的篇章，臺灣文學史上最深情且富有沉思的詩意語言，如何讓我知道島嶼最寂寞孤獨也最深沉博大的心靈，可能一直被遺忘著……沒有人了解他偉大又空想的烏托邦，美麗又虛無，也可能是島嶼一代一代文青對抗媚俗、腐敗最好的永恒救贖。

所以，文學的意義是什么？是絕對的孤獨嗎？勇于和整個世界背道而馳，踽踽獨行。

我大學時，永善老師被逮捕，因為閱讀馬克思。

我們最后一次見面在明星咖啡屋。七年以后，我從巴黎回來，他從綠島回來，也約在明星咖啡屋。我跟他說：“因為永善老師，我讀了馬克思。”

他苦笑著摸著剛出獄的光頭說：“是嗎？”

他始終批判跨國資本主義，向往一個可能有時也讓他猶疑的理想社會，始終和“當權者”劃清界限，從不軟弱，也從不妥協。

永善先生的聲音是我聽過的島嶼上最美麗的聲音，從日據時代的基督教福音傳統而來，深沉寬厚。他的聲音讓我知道島嶼應當如何珍惜，最美麗的福音書，最美麗的日文翻譯的契訶夫，奇妙融匯成獨一無二的“陳映真文體”。

有一次我說：“老師聲音真好聽。”

他笑一笑，透露了可能從來不為人知的秘密：

“十八歲，在鶯歌鎮，爸爸是牧師，要主持主日布道。有一次他生病，我上圣壇代替他講道。”永善老師有點靦腆地說,“鎮上的士紳好幾家來為女兒提親……呵呵。”

畢業的時候我是感傷的，覺得要離開一個永遠會懷念的校園，一個永遠會懷念的老師。

站在走廊下，永善老師為我的紀念冊題字，寫下八個字：

求真若渴

愛人如己

華岡——文化學院

我果真是和非正規的教育有很深緣分。強恕之后，覺得就去當兵吧，然后，或者口袋里插一本詩集去天涯海角流浪。大學填志愿，沒有當一回事，胡亂填了幾個。強恕的畢業生，看到別的學校學生戰戰兢兢填一百個志愿，都要笑死。

想到《紅樓夢》里少年寶玉最厭煩他父親那幫子做官讀書人，一腦子名利，偽善做作，文青的寶玉給那幫人取了外號“祿蠹”——官場的蛀蟲。

賈寶玉是典型文青，三百年前，他就不屑那一批為名利讀書的“祿蠹”。

和整個主流社會背道而行，沒有這樣見識和氣魄，也不配做文青，至少愧對三百年前文青的賈寶玉。

我胡亂填的志愿里有一個“文化學院戲劇系”，不知為什么填了這個系，大概當時讀了薩特的劇本《無路可通》（Huis Clos），講一個人到了地獄，他不覺得是地獄，身旁的人讀報紙、喝咖啡、扯淡、是非八卦??他終于領悟到原來地獄就是我們的日常，你厭煩的日常，你不想聽的八卦，無意義的生活，日復一日，永無止境。

好可怕啊，如果地獄就是我們的現在，無休無止……

這個人拿起水果刀刺向自己，一次兩次。但是不死，不痛，旁邊的人冷笑：“你已經死了，還要做什么？”

活著，無異于死亡，原來戲劇是可以這樣使人震撼的。

那個奇怪的念頭讓我誤打誤撞進了文化學院，一所剛成立的大學，位置在陽明山上的華岡。

蔣介石時代，陽明山是禁區。禁區一直到陽明書屋，整座陽明山不可能有閑雜人等，當然也不可能設立學校。

一九六三年，臺北退休的“教育部部長”張其昀，說服了當局，在“禁區”設立臺灣“中國文化學院”。

張其昀是蔣的心腹，他是北大系統出身，哈佛博士，后來主掌浙江大學。他一直懷念蔡元培帶領的北大學風吧。最早的文化學院，由一位與當局關系密切的人規劃，卻意外成為那時學風最開明自由的大學。

我是文化學院第三屆，上華岡的時候，走在云霧縹緲的山仔后，紗帽山飛瀑泉流。

張其昀在那個時代的教育理念，也許比今天還有創意。文化學院有戲劇系，戲劇系有京劇組，聘請二戰后最優秀的劇團菁英梁秀娟、楊蓮英、孫元坡……任教，他們多是沒有正規學歷的科班出身，如此被肯定，讓臺灣的教育有了不同面向的思考。

不只戲劇系，哲學系有印順法師講《法相》，有陳鼓應講《莊子》，有愛新覺羅·毓鋆講儒家哲學。

法文系胡品清仿佛帶著二十世紀初的巴黎魂魄，從《巴黎的憂郁》走出來，永遠黑墨鏡，白色蕾絲手套，沿著小徑走，不看人。哲學系又像學生又像流浪者的陳平，時時傳來她自殺的消息。不多久，去了西班牙，用筆名“三毛”寫《撒哈拉的故事》。

那是另一個我感謝的校園，新聞系的學長高信疆編《華岡青年》，常找我聊天，和幾位同學創辦“大地詩社”。

我開始一篇一篇發表自己的文青創作：《希望我能有條船》《勞伯伯的畜牧事業》，嘲諷正規教育，渴望出走流浪。

不知道為什么苦悶的年代，知道永善老師被逮捕了。媒體上看不到任何消息。

我讀著卡夫卡的《審判》《蛻變》，隱約感覺到恐怖荒謬。我讀著齊克果、尼采，畫他們的頭像，用膠帶粘貼在書桌前，像是可以傾吐心事的朋友。

那些頭像隨歲月碎散了，丟進垃圾桶。剩下少數幾張，五十多年后，斑駁漫漶，文青時代，再見面，啼笑皆非。

我一九六九年從史學系畢業，感謝“上古史”趙鐵寒老師，感謝“目錄學”楊家駱老師，感謝“西洋史”黎東方老師，感謝“秦漢史”傅樂成老師，讓我有了基礎的史觀。

楊家駱老師沒有書，沒有筆記，上課時坐著，像一尊佛，“經”“史”“子”“集”，一一道來，學生連抄筆記都來不及。他說，家里在揚州或南京管《四庫全書》，從小家族晚輩就要負責曬書，曬書時一頁一頁翻。那么大一部百科全書，幾年曬完一遍，再從頭翻。他的“目錄學”是這樣一輩子的修行，像AI智慧，一部《四庫全書》都在腦中。

遇到這樣的老師，是福氣，知道什么叫作“求知”。

一九六九年大學畢業，舍不得華岡，舍不得岡上白云飛瀑，泉流急湍。我考了藝術研究所，當時所長是莊嚴先生，他從北大畢業就進入故宮。戰亂中帶著千年文物跋涉遷徙，北京到貴州，戰后運南京，一九四九年又押運到臺中。

我考取研究所的時候，臺北故宮博物院剛落腳外雙溪不久，老師都是一生帶著文物東奔西跑的學者，從年輕跑到老。

莊嚴老師常常笑自己二十幾歲進故宮，一晃半世紀過去，已是“白頭宮女”。教我們“書畫品鑒”時，兩鬢斑白，閉著眼睛，微笑著講《富春山居圖》上面的印章、題跋，像聊天一樣。

“白頭宮女在”，也許他們是真正傳承歷史的人。

我的文青時代，有幸認識最后一批“白頭宮女”，教玉器的那志良，陶瓷、銅器譚旦冏，美術史李霖燦諸位老師……我一一致謝。

教佛教藝術的是曉云法師，她從香港來，早年曾游學印度泰戈爾大學。

她住持永明寺，上課多帶著四五位研究生在陽明山上走路。她的廣東話不好懂，她也不太說話。有時停在絹絲瀑布前，說：“聽……”要學生聽水，一聽一兩個小時。

其實不用管聽到什么，不用管有人留下，或有人走了。

遇到這樣的老師，你或者一無所得。后來讀《金剛經》，佛陀說他在老師燃燈佛所“一無所得”，忽然想到曉云法師的“聽水”。

教育里沒有這樣的老師，學習和思考的意義何在？

服兵役的時候在鳳山，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到島嶼南方，第一次遇到很多老兵，河南的、山東的、緬甸的……跟我說戰爭，說戰爭里人活下來的故事，說如何被抓進軍隊，如何逃亡。他們的姓名都不是自己的，每次逃亡，再度被抓，就遞補另一個逃兵。

他們跟我說：“少尉啊，姓名不重要……”

他們使我感覺文青這么可恥，活得安逸，卻無端憂愁。

那個緬甸軍官講金三角撤退，如何斬殺同伴，徒手，或用石塊，砸爛，面無表情。以為他是冷酷到無人性，然而他會愛上一個鳳山妓女，愛到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他說：“少尉啊，我想媽媽……”

我的文青時代應該結束了嗎？

結束在南臺灣午后雷陣雨的狂暴霹靂。

只是覺得文青可恥。

陰郁的文青、叛逆的文青、虛無的文青……中學時代的蔣勛，瘦削蒼白，一頭天生卷發。他逐漸偏離正軌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戀的文青夢想中。

不被他人理解也無妨，躲在角落也不孤獨，因為文學的世界、美術的世界，有許多同行伴侶，像暗夜里仰望的繁星，不管多么遙遠，又似乎都近在身邊。

《我的文青時代》回溯蔣勛創作生涯的零座標，看見文學、美學因緣，那些隨風散去的文字和圖繪，是愛的寄托，以及不懼遠行的勇氣。

初審：化 城；復審：薛子俊；終審：趙 萍

公號封面圖來源：《いつか読書する日》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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