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院人滿為患，基層卻門可羅雀，這場醫療困局終于有了破解法！

“看病難”、“看病貴”是多年來縈繞在民眾心頭的民生痛點。大醫院人滿為患、基層醫療機構門可羅雀的失衡景象，更是成為醫療領域長期難以破解的頑疾。從計劃經濟時代井然有序的分級轉診格局，到市場化轉型后資源錯配、虹吸效應加劇的無序困境，再到近年以醫保支付改革為核心抓手、系統性重塑分級診療體系的深刻變革，中國醫療正經歷一場關乎全民健康、關乎資源效率、關乎醫保基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轉型。

2026年4月，國家出臺《關于加快建設分級診療體系的若干措施》，為這場關乎千家萬戶的醫療改革劃定了清晰可行的路線圖。改革的核心思路清晰而務實：在城市，以三甲醫院為龍頭組建一體化運營的醫療集團；在縣域，全面推行縣、鄉、村三級聯動的緊密型醫共體，通過整合醫療資源、補齊基層短板、打通服務鏈條，從根本上改變醫療資源分布失衡的現狀。

影像、檢驗、心電等檢查檢驗資源實現區域共享，避免重復設備投入與重復檢查；醫保報銷則實行差異化政策，引導群眾優先在基層就診常見病、多發病，讓醫療服務回歸合理分工。政策設定的目標明確且貼合實際：力爭基層診療占比穩定在65%以上，縣域內就診率達到90%，推動大型公立醫院卸下常見病診療的重負，真正回歸疑難危重癥診療與醫學科研創新的核心本位。

三十年一覺“市場夢”

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醫療發展，便能理解國家重建分級診療體系的決心。1985年醫療市場化改革，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劃片包干分級醫療制度”——彼時非急診患者需基層首診，根據接診醫生的專業判斷為病人安排按需轉診，形成“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康復回基層”的良性循環。但市場化與體制轉型不徹底，讓這一格局迅速瓦解，醫療資源錯配問題凸顯。

基層醫療機構長期深陷投入不足、人才流失、設備落后的困境。市場經濟，資金跟著市場走，流向了對病人吸引力更強的大型公立醫院，基層醫療機構運轉經費緊張；“孔雀東南飛”，優秀醫護向城市大醫院流動，基層醫務人員專業能力難以提升；高端設備匱乏，診療能力弱化。加之“以藥養醫”模式，一些基層醫療機構大肆創收，放大了業務能力的短板，加劇了百姓的不信任。

公立醫院考核與診療量、業務收入掛鉤，大型公立醫院憑借資源優勢，虹吸基層常見病、慢性病患者，門診量攀升、床位超負荷，形成擴張慣性。而基層因患者流失陷入“資源閑置—收入下降—能力更弱”的惡性循環，造就大醫院擠爆、基層空轉的怪異局面。

更深層矛盾在于醫療服務價格扭曲。醫療雖引入市場化，但服務價格實行政府定價，醫生技術勞務價值被低估，醫院只能通過檢查、耗材、藥品彌補收入，推高就醫成本并加劇大醫院擴張。早期醫聯體多為松散掛牌合作，人財物管理不統一，大醫院不愿下沉核心資源，基層無力承接患者回流，分級診療難以落地。

控制倒逼改革

2023年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后，被壓抑數年的居民就醫需求集中釋放，醫療服務量與醫療費用快速反彈，醫療成本上漲與醫保基金“緊平衡”之間的矛盾驟然凸顯，成為推動分級診療改革的現實倒逼力量。國家衛健委、國家醫保局、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3至2025年數據，清晰展現了這一嚴峻態勢。2

023年，全國醫療機構總診療量達到95.5億人次，同比增長13.4%；2024年繼續攀升至101.5億人次，首次突破百億大關；2025年僅基本醫保門診服務就達到72.15億人次，同比增長超過25%。慢病管理、呼吸道疾病診療、康復治療等需求持續走高，整個醫療系統再次進入高負荷運轉狀態。

醫療費用方面，2023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首次突破9萬億元，達到90575.8億元；2024年保持高位運行，初步核算為90895.5億元。其中個人衛生支出占比常年維持在27%以上，遠高于成熟醫療保障體系10%—15%的水平，普通家庭的就醫經濟負擔依然沉重。

醫保基金同樣承壓明顯，2023年總支出28208.38億元，2024年升至29764.03億元，2025年突破3萬億元，連續三年保持高位增長。隨著門診共濟保障范圍不斷擴大，醫保基金支出增速持續快于收入增速，不少統籌地區面臨收支平衡的現實壓力。

更為突出的問題是，大醫院憑借技術優勢吸納了大量常見病患者，而大醫院高昂的運營成本最終分攤至每一位患者身上，小病大治、過度診療現象普遍存在。這既加重了居民就醫負擔與醫保支出壓力，也讓大醫院疲于應對普通門診，無法集中精力攻克疑難危重癥，醫療資源使用效率低下，醫療費用呈現出“低效增長”的態勢。種種壓力之下，新階段的醫療改革加速了步伐。

醫保支付改革發力

扭轉這一困局的關鍵，在于醫保支付方式的深刻變革。過去醫保實行按項目付費，醫院開展的檢查、開具的藥品越多，獲得的醫保報銷就越多，極易催生過度醫療。如今，以DRG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DIP按病種分值付費以及醫聯體醫保總額預付為核心的新機制，從根本上改變了醫療機構的運行邏輯。

DRG與DIP付費將疾病按照診斷、治療方式、年齡、并發癥等因素打包定價，醫保實行一次性定額支付，醫院規范診療、節約成本，結余部分可留用，過度診療反而會造成醫院虧損，倒逼醫療機構主動控制成本、規范診療行為。而緊密型醫聯體實行醫保基金“總額打包、結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擔”，讓醫療機構從“多治病多賺錢”轉向“讓居民少生病、少住院更劃算”。

在這一機制下，大醫院幫扶基層醫療機構提升診療能力有了現實的利益動力，把更多患者留在基層，就能減少醫聯體整體資金池的不必要支出，實現多方共贏。配合基層就醫更高報銷比例、越級就診降低報銷比例的政策引導，以及針對危重復雜病例的“特例單議”兜底保障，醫保從被動的醫療費用買單者，轉變為醫療秩序的引導者與醫療資源配置的調控者。截至2024年，全國住院病例DRG/DIP付費占比已超86%，次均住院費用平均下降15%，控費與規范診療的效果逐步顯現。

來自分級診療改革的先行區

這場改革并非停留在政策層面的紙上談兵，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分級診療與緊密型醫聯體建設已經走出了可復制、可推廣的成熟路徑，讓民眾切實感受到了就醫變化。

在北京，協和、天壇、朝陽等知名三甲醫院牽頭組建一體化醫療集團，實現人、財、物、信息、績效統一管理，三甲醫院專家定期下沉社區坐診，開設聯合康復病房，急性期治療后的患者平穩轉回基層康復，住院費用最高可下降三成。作為全國醫療資源最為集中的城市，北京的三甲醫院常年吸引大量外地患者就診，本地居民掛號難、看病難問題尤為突出。

當地分級診療改革的一大特色，便是為基層上轉患者預留專屬號源，經過基層醫生初步分診的患者，既能避免小病大治，也能精準對接對應科室，減少盲目就醫的困擾。目前北京已建成六十多個綜合與專科醫聯體，基層預約轉診成功率超過85%，縣域就診率穩定在90%左右。

在上海，三甲醫院整建制托管遠郊基層醫院成為常態，靜安北部醫聯體實現管理、服務、信息系統全面打通，遠程影像、心電診斷實現區域全覆蓋。上海九院托管奉城醫院后，周邊居民無需往返市區就醫，復雜手術等待時間大幅縮短，優質醫療資源真正下沉到百姓家門口。

上海還采用三級醫院DRG、基層DIP的分層付費模式，對常見病診療設置傾斜分值，閔行、青浦等試點區域慢病規范管理率提升至78%，住院費用增速明顯放緩。全市已建成89個區域與專科醫聯體，遠郊地區實現優質資源全覆蓋，兒科、腫瘤、康復等專科區域內就診率超90%，群眾跨區域就醫現象大幅減少。

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改革帶來的最直觀感受便是就醫更方便、費用更可控。京滬兩地醫聯體內，門診與住院費用普遍下降12%—18%，個人自付比例降至20%以下。DRG/DIP付費與藥品集中采購聯動實施，徹底切斷了“以藥養醫”的利益鏈條，疊加醫療反腐的深入推進，過度醫療、灰色利益空間被大幅壓縮，醫療行業逐步回歸公益本色。

大醫院逐步壓縮普通門診規模，將更多精力投向疑難危重癥診療與高精尖技術研發，醫療資源配置效率顯著提升。北京基層醫療機構建成一批特色專病科室，配齊高端診療設備，跨區域就醫減少四成以上；上海實現“三甲技術、社區價格”，術后康復、慢病隨訪在家門口就能完成，群眾綜合就醫成本下降三成，就醫體驗持續改善。

回望中國醫療改革的漫長歷程，分級診療與緊密型醫聯體的推進，本質上是對扭曲三十余年的醫療資源配置格局的重新校正。這場改革并非簡單要求民眾前往基層就醫，而是通過體制機制的深度重塑，讓基層醫療強起來、大醫院專科專起來、整個醫療體系順起來。

從舊分級診療體系的瓦解，到新時代醫療秩序的重建，醫保支付改革始終是貫穿其中的關鍵“指揮棒”。它扭轉了醫療機構的逐利傾向，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基層，讓醫療事業回歸治病救人的初心。

如今，“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中國特色分級診療體系日漸清晰，這不僅是醫療資源配置的結構性調整，更是邁向全民普惠醫療、實現健康中國2035目標的堅實一步。隨著改革持續向縱深推進，醫療資源布局日趨合理，看病難、看病貴的民生期待，正一步步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