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4日,第11個“中國航天日”,中國航天事業迎來70周年,且在這一年,“十五五”規劃首提“加快建設航天強國”為重點任務,商業航天以新質生產力之名被賦予戰略支柱地位。國家航天局《推進商業航天高質量安全發展行動計劃(2025—2027年)》明確提出,到2027年基本實現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構建“國家隊主導+民企深度參與”的多元協同格局。
在此戰略定位的躍升之下,引發了資本市場的躁動——從一級市場的密集融資到二級概念的輪番活躍,數百億資金爭相涌入火箭制造、衛星載荷、衛星制造、衛星應用、星座運營等細分賽道,行業估值體系被重新定義。但隨著行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資本關注點也在發生變化——從“誰掌握技術”轉向“誰能夠實現商業化兌現”。
在資本市場有一條不成文的投資共識:事為先,人為重。技術路線可以調整,商業模型可以迭代,但商業航天作為一個典型的高技術、高投入、長周期行業,“核心團隊”的構建能力早已成為決定企業能否穿越周期、兌現長期價值的勝負手,也是任何商業計劃都無法復制的最稀缺資產。而這份資產萌芽,發端于多年前上海長寧路865號的一棟老樓里。
一、杏佛樓下的三個年輕人
2008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王洋進入中國科學院上海微小衛星工程中心,在杏佛樓開始了他的航天生涯。同一棟樓里,還有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丁晟,以及早在2006年博士畢業的劉勇。
彼時中國航天的主流敘事仍然是“國家任務”——衛星的核心用途與國家需求緊密掛鉤,穩定與先進是第一考量,而衛星技術的商業應用和市場化探索,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偶爾從海外傳來的信息中,SpaceX只是一個模糊的符號。
但在這棟不起眼的小樓里,三位年輕人的命運已經開始交織。
王洋從工程師到項目經理再到國企管理者,幾乎干遍了所有工種,對航天產業的痛點和機遇有了最真切的感知。丁晟在中科院期間負責遙感三十號、北斗三號等國家重大項目的通信及數據傳輸系統設計與研制,在軌成功交付通信載荷30余臺(套),是行業內極少數同時吃透無線通信與衛星導航兩個領域的復合型技術專家。劉勇更是在碩博連讀期間深耕高性能航天器可重構計算系統,博士畢業后成為當時國家973首席、中科院最年輕的衛星總師之一,深度參與了齊魯一號SAR衛星的研制全過程。
三人在杏佛樓的實驗室里并肩攻關,在研討會上各抒己見,在長廊上暢談航天未來。同事之誼之外,更深的信任來源于對彼此技術能力的相互驗證。這種“體制內同源”的默契,為日后時空道宇核心團隊的集結埋下了堅實伏筆。
管理學家吉姆·柯林斯在《從優秀到卓越》中曾寫道:“商界人士最重要的決定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聘人。”對時空道宇而言,真正決定公司命運的關鍵,早在2018年公司成立之前——在杏佛樓時代——就已經完成了。
二、2014年的“離崗創業”
2014年,國務院首次明確鼓勵民間資本進入航天領域,低軌衛星軌道與頻譜的國際競爭驟然加速。王洋敏銳地意識到:基于微小衛星的低軌通信,將是通信與航天產業融合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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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沒有立即離開體制。在中科院上海微小衛星工程中心靈活的體制機制支持下,他選擇了一條“保留編制、離崗創業”的差異化路徑,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商業航天公司——上海歐科微航天。這個決定在今天看來充滿先鋒色彩,在當時卻意味著高度不確定的前路:沒有成熟產業鏈,沒有量產經驗,沒有可復制的商業模型。這種路徑本質上是在不確定環境中進行風險控制與階段性驗證,也體現出團隊在戰略選擇上的克制與長期主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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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丁晟和劉勇的選擇更為堅定——他們相繼從體制內抽身,加入王洋的創業隊伍。如果說王洋的判斷力為團隊提供了戰略方向,那么丁晟在衛星通信等核心領域的技術實戰經驗,與劉勇作為衛星總師的項目把控能力,則構成了將藍圖落地的剛性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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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嘉定一號”成功入軌,成為國內首顆由民營企業獨立研制的物聯通信衛星,驗證了低軌通信的技術可行性。更重要的是,這一成果為后續的星座建設提供了工程經驗與路徑驗證,讓這個商業航天團隊從“單點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構建”。
但王洋深知,低軌通信星座不是單一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橫跨政策、資本、制造、應用場景的系統工程。要完成星座組網,僅靠一家技術型公司遠遠不夠。
同年,時空道宇正式成立。令人矚目的是,18位創始成員中有14人是資深工程師,平均擁有15年航天領域經驗,履歷上多是衛星總指揮、副總指揮、總師、副總師級別的行業精英——這支自帶“航天基因”的團隊,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在商業航天的賽道上綻放星輝。
緊接著,一次殘酷的考驗來了。首發兩顆試驗星在發射環節失利,火箭升空約100秒后失穩。據王洋后來回憶,“那一刻真的很恥辱。”這一刻,考驗著團隊在高度不確定性環境中的恢復能力與執行韌性。然而這次的挫敗并沒有讓團隊停下,而是同步加速推進時空道宇星座首軌量產衛星項目,并在半年后實現了首軌九星的成功發射入軌,這是中國商業航天領域首次軌道面級別的發射部署。在商業航天這個容錯率極低的領域,這種“敗而不餒、同步推進”的姿態,正是長期主義最硬的底色。
風會熄滅蠟燭,卻能使火越燒越旺。對時空道宇而言,那一次發射失利不是終點,而是一次系統能力的壓力測試。
三、“兩總制”的靈活變體
在中國航天工程中,“兩總制”是一種成熟的項目管理模式:總指揮統籌全流程管理,負責資源協調與整體推進;總師聚焦技術方案與質量管控。時空道宇將這一模式注入了更靈活的商業基因:王洋擔任低軌通信星座及衛星制造項目的總指揮,統籌全局;丁晟作為星座總師,主導星座系統技術攻堅的同時,帶領團隊推進星座全球測控與海外業務拓展;劉勇作為衛星制造總師,分管衛星超級工廠,主導自有星座衛星及商業訂單衛星的量產制造與在軌交付。
這不是簡單的職能劃分。當王洋和劉勇帶領團隊僅用18個月便建成全球首個深度融合航天制造與汽車制造能力的衛星超級工廠時——年產能超過500顆,單顆衛星制造周期壓縮至28天,制造成本較傳統衛星下降45%——其背后是王洋的戰略決斷、劉勇的工程落地的深度協同。
三人各司其職,形成了一套“三角穩固”的運行邏輯。這種結構不僅是組織分工,更對應了公司在商業航天中的核心能力構建路徑。
《精益創業》的作者埃里克·萊斯提出過一個核心概念:“構建-衡量-學習”反饋循環。時空道宇的“鐵三角”正是這一循環的組織化體現:王洋的戰略判斷驅動“構建”方向,丁晟和劉勇的技術工程化能力確保“衡量”環節的可靠性,他們共同積累的實戰經驗則為“學習”和迭代提供了真實場景數據。
這些能力并非單點突破,而是長期工程實踐與系統協同能力的綜合體現:4年六次批量化制造衛星并成功發射入軌,完成星座一期組網。2024年6月,團隊在中東阿曼完成了中國低軌衛星星座首次海外商用通信部署測試,標志著中國商業低軌衛星海外應用的重要突破。隨后,團隊又與20多個國家的通信運營商簽署了合作協議,推動了星座在全球范圍內的規模化落地。沒有這種“鐵三角”式的默契協同,很難想象一家成立僅七年多的民營航天企業能如此高效地完成跨國應用。
四、錨定剛需市場
在全球商業航天的坐標系里,銥星與SpaceX的星鏈是兩條繞不開的參照線。
銥星代表的是窄帶衛星物聯網的發展路徑:66顆衛星構建全球通信網絡,曾因成本與終端價格過高最終破產重組。現在已轉型為全球窄帶物聯網+政府關鍵通信龍頭,依托第二代LEO星座與L波段頻譜壁壘,財務穩健、用戶破250萬,正通過NTN直連與PNT業務開啟新增長曲線。而星鏈則代表另一種極致路徑:通過垂直整合與規模化發射,實現超1萬顆衛星在軌與超1000萬用戶規模,提供全球衛星互聯網服務。
時空道宇定位為全球衛星通信服務商,星座一期聚焦衛星物聯網,為全球用戶提供極致可靠的衛星通信服務。這一選擇背后,是公司以全棧自研能力為基礎,構建從衛星到終端應用的一體化系統能力。
首先是全棧自研,構筑自身的技術護城河。時空道宇堅持全鏈條自主研發,從衛星設計研發、衛星量產AIT、星座測運控,到核心芯片、模組及終端的研發、量產與場景化應用,實現全流程自主可控,構筑起自身的技術護城河,為星座穩定運行與商業化落地筑牢根基。
第二,通信體制及私有協議,筑牢“安全”底座。將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作為發展底線,采用自研通信體制與私有協議,不僅實現了技術路線的完全獨立,更在工程層面構建了通信安全邊界。
第三,優質頻譜賦能,實現“始終在線”的高可靠連接。不同于主流高速衛星互聯網追求“更快速率”的發展路徑,時空道宇聚焦“高可靠連接”,采用UHF/VHF頻段,從底層構建“始終在線”的通信能力。該頻段具備業界最強的繞射特性,鏈路損耗低,同時擁有極強的穿透能力和抗雨衰特性,即便在極端惡劣天氣下,信號也能保持穩定連接。
第四是商業定位為備用網絡剛需,打造極端環境“生命線連接”。在海事、航空、能源及遠程基礎設施等關鍵行業,出于安全監管與業務連續性要求,必須配置獨立于主通信網絡的冗余系統,以應對主鏈路失效或極端環境中斷的風險,形成不可替代的系統價值。
第五,終端低功耗小型化設計,釋放規模化商業潛力。相較于低軌寬帶衛星系統的終端產品,時空道宇打造了更輕量化、更低功耗、更易規模化部署的終端體系,可靈活嵌入各類便攜設備和物聯網設施,實現長期穩定運行。
這套體系錨定的是一個被長期忽視但高速增長的市場。Berg Insight預測,全球衛星物聯網用戶數2028年將達2670萬,年復合增長率39.2%。這一市場具備低替代性、高持續性與高粘性的基礎設施屬性。
時空道宇的路徑差異在于,并非在已有賽道競爭,而是以系統能力重新定義賽道結構。
其核心競爭力來自五大能力的系統疊加:全棧自研、通信安全體系、優質頻譜資源、備用網絡定位與低功耗小型化的終端契合行業應用需求。
從全球市場看,據Euroconsult預測,到2030年衛星物聯網連接數有望突破3億,市場規模達到千億美元級別。
在這一增長曲線中,時空道宇已完成國內首個規模化商用星座組網,并在成本、工程效率與應用場景上形成系統優勢。
這些優勢共同構成其面向規模化商業化的底層結構能力。
五、站在70周年的十字路口
2026年的中國航天,正站在一個特殊的節點上:既是航天事業創建70周年,也是商業航天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個年頭。“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明確提出培育發展商業航天、國產大飛機和低空裝備等新產業新賽道,加強衛星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2025年,國家航天局成立商業航天司并發布三年行動計劃。政策層面對商業航天的定位,已從“技術探索階段”推進到了“產業化落地階段”。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時空道宇的“鐵三角”正在完成一次角色升級。王洋給出的KPI是:未來3年達到200萬用戶規模。這不僅僅是一個商業指標,更是對團隊持續運營能力的一次全面檢驗——從航天基礎設施建設者到全球衛星通信服務商的身份轉變,意味著公司必須建立一套長期、穩定、可擴展的服務運營體系。
而這恰恰是“鐵三角”最擅長的事。當王洋用“如果再干20年,我們大概能把哪些事情真正做成”的視角規劃未來時,這種思維的起點正是柯林斯所說的“訓練有素的思維”與“訓練有素的行動”的合一——在高度不確定的行業中,以確定的長期主義姿態,走一條每一步都算數的路。
從2014年“創業”的謹慎試探到2025年星座一期完成組網后的全球服務落地,王洋、丁晟和劉勇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了一次從體制內工程師到全球衛星通信服務商核心領頭人的身份跨越。
在中國商業航天從“宏大敘事”走向“日常連接”的關鍵節點上,這個由體制內同源、市場化互補的“鐵三角”構建的核心團隊,正在提供一種關于長期主義的最誠實的答案:
布棋者不為一時輸贏所動,因為他們賭的是整盤棋局的終局。
而從資本視角看,這盤棋真正的價值不在“敘事”,而在于其已經逐步具備清晰的三層兌現路徑:
第一層,是衛星星座帶來的基礎連接能力;
第二層,是行業場景驅動的規模化應用收入;
第三層,是全球化擴張帶來的長期增長空間。
當這三層能力逐步疊加,商業航天的競爭邏輯也將從“單點能力競爭”,轉向“系統性商業兌現能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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