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死囚到總統：加納強人羅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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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點，夜黑如墨，瓢潑大雨籠罩整個天幕。

偶爾一道閃電劃過天際，沐浴豪雨的可可樹葉在電光中清晰可見，樹枝一陣顫動，幾個黑影摸到了阿克拉軍事監獄。

1979年加納的雨季來得特別晚，到6月4日才趁人不注意下一場暴雨，院墻大門的兩個哨兵嚼了大半夜的生可可，就著滿嘴的澀味倚著墻邊打盹。

摸到墻邊的幾個人中，博阿凱-賈恩少校（Major Boakye-Djan）是領隊，趁著雨夜天黑，他來救上司羅林斯。

羅林斯（Jerry John Rawlings）此刻被單獨綁在這座監獄的一間小小的牢房里，牢房燈常亮，照得他徹夜未眠。

他在等死，還是在等這場雨？

當夜的暴雨導致停電，整個城市都陷入黑暗，在暴雨聲中，他細細凝聽到牢房外面的異常——那是博阿凱-賈恩，他的戰友+結婚時的伴郎正在設法救他。

雨夜幫了大忙，劫獄異常順利，幾聲槍聲劃破雨夜，少數幾個阻攔的崗哨倒在地上，剩余哨兵在黑暗中不敢向前，羅林斯和博阿凱-賈恩等人奪門而出，迅速隱沒在黑夜中。

羅林斯并沒有逃跑，從監獄出來后，立即沖進電臺廣播，扯著嗓子向全國人民宣告：“我已經被釋放，現在由我指揮”。

舊部官兵早等候在外頭接應，聽羅林斯的指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兵占領軍營指揮部、總統辦公室、機場等重要場所。

這場40年前在加納掀起的政變，震驚了全國，接下來羅林斯開展了血腥清洗，導致300多人失蹤或被殺，包括公開處決9名高官，震驚了西方世界。

人們想不到，一個蘇格蘭棄子，會成為一個影響加納政壇20多年的強人。

2020年，羅林斯73歲 圖源： theguardian

一

羅林斯父親詹姆斯·拉姆齊·約翰（James Ramsey John）是蘇格蘭城堡道格拉斯（Castle Douglas）的藥劑師/化學師，1935年隨英國貿易公司來到黃金海岸。

當時的約翰是已婚男子，他在蘇格蘭有老婆孩子，但遠走加納，使夫妻倆過上了兩地分居的生活。

耐不住寂寞的約翰在加納當地找了個黑人女性當了他的二老婆，于1947年生下了羅林斯。

殖民時期男性在殖民地找女人的現象，在當時的英國、荷蘭非常普遍，國家默許，以穩定男性生活，只是在殖民地的私生子女，在本土不被法律認可。

大部男人也不想管孩子的事，約翰甚至不承認羅林斯是他的兒子，1959年，他父親拋妻棄子返回英國，此后終身未再與羅林斯相見，直到1982年去世。

父親離別后，羅林斯和母親徹底失去了經濟來源，好在父親離別前，托關系給妻子找了一份打雜的工作，稍微補貼家用。

這份工作是給政府大樓門口的草坪花木剪枝澆水，那時羅林斯年僅10歲，經常隨母親幫忙干活，看著氣派的總統大樓，常陷入遐想：要能住進去就好了！

因為父親的身份和離開時留下的一筆錢財，羅林斯得以進入當地貴族學校阿奇莫塔（Achimota）學校就讀，這所學校以培養精英著稱。

但羅林斯是沒爹要的孩子，膚色跟周圍同學又不同，不免飽受同學異樣的眼光，家里又困難，他覺得自己被邊緣化。他后來回憶：“我從小就看到社會的不公，富人區和窮人區的差距太刺眼。”

羅林斯在學校表現叛逆，未能完成O-Level學業就結束了，他成了精英學校里面不被精英階層接受的人。

生在白人殖民者家庭但不屬于白人精英，生活在本土底層又不屬于純黑人底層的雙重經歷，使他形成了“邊緣視角”——既批判殖民主義，又恨本土腐敗。

在我講述利比里亞政治強人多伊的故事中，講了底層青年多伊從參軍開始，開啟人生的逆襲之路，羅林斯也有相似的經歷。

母親本希望他去當醫生的，但是他的學業成績太糟糕，這條精英成長路徑在他身上就斷了。

只有一條路：參軍。

二

從阿奇莫塔這種加納頂級學校出來后，羅林斯直接加入空軍。他選擇空軍是因為童年熱愛飛機模型和飛行。

1967年，他20歲，在加納的Takoradi空軍基地接受訓練。他在這里實現了他小時候的飛行夢，一改在學校時的叛逆做派，他成了模范學員：紀律嚴明，身體素質極佳，學習成績拔尖。

1968年3月開始轉入高級飛行訓練，快速掌握蘇制Su-7超音速攻擊機，Su-7超音速攻擊機是加納空軍當時主要機型，只有熟練的飛行員才有資格駕駛。

1969年1月畢業，羅林斯被任命為少尉，并拿下了最佳飛行學員獎，這個獎項是加納空軍最高榮譽。BBC報道稱，他是“空軍中最年輕的王牌飛行員之一”。

少尉是中級軍官，羅林斯卻不同于其他軍官的“高高在上”，令人難于接近，他與下級軍官和士兵稱兄道弟，常和他們分享食物，吹水聊天。

與士兵關系經營良好，惹來了上級的警惕，畢竟怕羅林斯把下面的人帶成了“羅家軍”。

其實不止擔心羅林斯在軍隊里經營小圈子，還因為隨著羅林斯軍銜的晉升，親眼目睹軍隊內部的一些觸目驚心的腐敗。

羅林斯親眼看見軍隊高級將領把進口的飛機零件賣給黑市，又把基地的燃油挪用去走私可可牟取私利。

1972年上校政變掌權后，成立了最高軍事委員會（英文簡稱：SMC），加納變成軍政府統治的國家，經濟崩潰，食物短缺，軍隊成了腐敗重災區。

一邊是軍官們大肆斂財，去歐洲度假揮霍，一邊是士兵工資拖欠幾個月，連基本口糧都滿足不了。

此時的羅林斯已升至中尉，但他沒有跟其他軍官同流合污，他變成了其他軍官眼里的大麻煩：他經常在公開場合抱怨軍隊的腐敗。

腐敗愈演愈烈，他目睹軍官與政客勾結，走私黃金和可可，士兵卻因小偷小摸被嚴懲，他意識到“政府是大腐敗源頭，軍隊只是受害者”。

不僅軍官和政客沆瀣一氣腐敗，商人與政客也相互勾結，SMC政權保護黑市投機商人，為官員變賣國家資產牟利充當“保護傘”。

軍隊腐敗是國家的縮影，羅林斯看到了整個國家官僚機構系統性的腐敗，他內心徹底失望，但他只是區區一名中尉，無力改變現實。

無奈之下，他決定鋌而走險，籌謀一場兵變。

三

1979年SMC宣布大選，當時的SMC已經升級到了2.0版本，但跟1972上校政變后的SMC1.0版本基本同一拔人。

SMC 2.0版本只是換了最高領導人，其核心成員全是1.0時期的高級軍官，根本就是換湯不換藥，本質上都是軍政分贓集團，腐敗的本質絲毫未變。

為平息國內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他們承諾于當年5月大選，交權給民選政府。

SMC的緩兵之際能暫時忽悠民眾，但忽悠不了已經在軍隊磨練了10多年的羅林斯，他看到SMC的高級軍官變本加厲的倒賣軍事物資，甚至秘密轉移資產，完全沒有要交權的樣子。

1979年5月15日，距SMC政權承諾的全國大選僅剩三周時間，羅林斯開始行動，但他身邊可靠的親信只有5名，均為空軍同袍，他需要拉攏其他志同道合者，壯大政變隊伍。

羅林斯首先想到博阿凱-賈恩少校——羅林斯的戰友，也是羅林斯結婚時的伴郎。在政變前幾天，已跟他透露了計劃，但5月15日羅林斯跑去營地找他時，被告知他不在。

羅林斯氣得將G3步槍摔向地面。那是一支從西班牙新買的槍，極為敏感，落地后槍走火，“砰”的一聲，周邊的士兵嚇得四散奔逃。

此前，羅林斯已經強行截獲了一輛費雷特偵察裝甲車，這是他政變唯一的重裝武器。裝甲車司機意識到不對勁，倉皇中把車開進了水溝，顯然，羅林斯持槍強行截車后，根本沒有告知司機發生了什么。

走火的槍聲驚動了軍營高官，由馬哈馬少校領部隊前來逮捕羅林斯。據說馬哈馬奪下了羅林斯的手槍，用槍柄砸了他的頭，并說："你憑一支手槍就敢發動政變？"

就這樣，這場戲劇性的政變于當天下午5點徹底失敗。

羅林斯和親信被捕時是主動投降的，羅林斯說了一句話："放開我的人。"這句話隨后被報紙和電臺廣泛引用，他因此一夜成名。

軍方決定于5月有28日公開審判，邀請媒體采訪報道，原意是展示政府的透明形象，結果適得其反。

羅林斯把法庭變成了自己的演講臺，痛斥SMC的腐敗。他慷慨陳詞：如果軍隊不進行內部清洗，將自取滅亡，在場的下級士兵發出了巨大的歡呼聲。

他又說："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法律專家，但我是一個空著肚子工作的專家，我知道帶著頭痛上床睡覺、因為沒飯吃是什么感覺。" 旁聽的普通士兵和市民瘋狂鼓掌。

檢察官打斷他的陳詞，喝令將他押回牢房，等候處決。

羅林斯被投入大牢，在清冷的牢里，想到為正義吶喊抗爭反被縛，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在軍營里的另外一個人，卻寢食難安。

那就是羅林斯的鐵哥們——博阿凱-賈恩少校，他覺得羅林斯政變失敗，他負有很大責任。

他決定救出羅林斯，也為自己贖罪。

準備了一周時間，博阿凱-賈恩于6月4日帶領幾個人冒險劫獄，于是出現了文章開頭一幕。

四

羅林斯被營救出來，不給SMC任何反應機會，立即發動了第二次政變，控制住SMC指揮部，SMC元首乖乖就擒。

接著，羅林斯成立革命武裝部隊革命委員會（英文簡稱：AFRC），自任主席，實際上是國家元首。

羅林斯似乎并不貪戀這個元首職位，他還記得加納百姓要的是民選政府，而不是推翻了SMC軍政府，又來一個AFRC軍政府。

不過，在移交政權給民選政府前，他要對SMC政權高官及關聯要員，進行一次大清洗，以凈化政治環境。

前軍政府元首與軍方高官成為首要清算對象，前國家元首阿昌龐（Ignatius Kutu Acheampong）、阿克福（FrederickWilliam Kwasi Akuffo）和阿弗利法（Akwasi Amankwaa Afrifa）等3人 ，以及另外6名將領共9人相繼被抓。

6月16日，阿昌龐首先被處決，阿昌龐作為腐敗軍政府的核心人物，率先被執行槍決；10 天后，在民眾的監督下吃上了他們一生也料不到的奪命花生米。

那些黑市投機商人也列入抓捕的名單，羅林斯認為他們在SMC期間與官員勾結，囤貨漲賣，殺掉他們是“人民要的凈化。”

在幾個月的時間里，羅林斯主導的血腥清洗，導致300多人失蹤或被殺，震驚了西方媒體，他被批“血腥清洗”。

令西方媒體意外的是，當年9月，羅林斯以 AFRC 主席身份，正式將政權移交給民選總統希拉?利曼（Hilla Limann）。

注意，希拉?利曼并不是9月才當上總統，當年6月他就在大選中獲勝了。

只是在這3個月里，AFRC做的都是些讓政府官員個個驚惶不已的大事：殺前元首，殺軍隊高官，殺投機商，即便羅林斯廢掉新選上來的總統，人們多半不覺得意外。

但是羅林斯選擇回歸他熟悉的空軍，他認為前3個月幫助新政府清理SMC腐敗勢力、處決貪腐高官，對于這個新生政府至關重要，現在任務完成了，他就回歸原職。

羅林斯畢竟是前軍政府時期的人，如何安置這位前朝功臣，頗費腦筋，希拉?利曼向他提出外交職位、海外獎學金等拉攏條件，但羅林斯拒絕了，他明確表示 不尋求任何特殊待遇，也不干預新政府事務。

羅林斯回歸空軍后，刻意保持低調，避免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試圖淡化自己的政治影響。

但是羅林斯越是低調，希拉?利曼越是不安，希拉?利曼雖然掌握了政權，羅林斯拒絕“招安”，且還在軍隊里，對希拉?利曼就是潛在威脅。

想想AFRC的斬首行動，想想羅林斯在平民和軍隊里的聲望，希拉?利曼感到后怕。

為了鞏固統治，消除潛在威脅，希拉?利曼把羅林斯下架了——總統接受移交政權僅1個多月，羅林斯于10月收到新政府的退役令。

被突然退役后，羅林斯未公開反抗，繼續保持低調，但內心對利曼政府的不滿逐漸積累。

不滿的還有軍隊的底層士兵，希拉?利曼為了整頓軍隊，大量撤換AFRC時期的中下級軍官——目的是清洗羅林斯的影響。

利曼政府畢竟還是代表精英的利益，在他執政期間，腐敗問題重新滋生，社會矛盾突出，到1981年末，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到達頂點 。

在此期間，羅林斯雖然過著隱居生活，但是對局勢一直保持關注，認為利曼政府“背叛了民眾對反腐和變革的期待”，遂暗中籌備政變。

1981年12月31日跨年夜，趁利曼政府安保人員年夜值守松懈之際，羅林斯率領數百名武裝人員，僅遇零星抵抗，攻入總統府，利曼政府內閣成員多數被逮捕，利曼本人試圖逃離阿克拉，于次日（1982年1月1日）被政變部隊抓獲。

此次政變結束了加納第三共和國的統治，開啟了羅林斯長達20年的執政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利曼被抓獲后，未被處決，初期被軟禁，后被允許流亡海外，直至1992年返回加納，2002年病逝。

五

推翻希拉?利曼政府后，羅林斯再也不相信民選政府，他吸取了2年前拱手讓人的教訓，不再期待讓他人來治理加納。

1982年，羅林斯宣布成立了由11人組成的全國保衛委員會（英文簡稱：PNDC），自任主席，重新掌控加納政權。

羅林斯最痛恨腐敗，他重啟1979年AFRC時期的反腐行動，嚴厲打擊政府官員、軍隊高層腐敗，扭轉利曼政府時期腐敗回潮的局面。

比如，1983年查處阿克拉港口海關關長，其利用職務之便，倒賣進口糧食、日用品，涉案金額約120萬塞地（當時加納貨幣），最終被判處15年監禁，沒收全部非法所得。

在PNDC統治初期，羅林斯思想激進，他成立“革命法庭”，以極端手段推進反腐和秩序整頓；1982年，通過革命法庭處決3名最高法院法官及多名軍官，部分人員通過秘密綁架槍殺的方式處置，引發國內局勢緊張。

1981年-1983年，羅林斯政府推行極左經濟管控政策，除常規價格管控、打擊投機倒把外，通過沖擊Makola市場等極端方式壓制物價，要用行政強制手段解決物資短缺和通脹問題，但未能從根本上改善經濟狀況。

1983年，加納遭遇致命三重打擊 —— 國際可可價格暴跌（可可占加納出口收入超 60%，是絕對經濟支柱）、國內爆發嚴重饑荒，再疊加前兩年極左經濟管控政策的負面影響，國民經濟徹底崩潰，通脹率飆升至 123%。

羅林斯政府被逼入絕境，羅林斯政府痛定思痛，實現180度政策大轉向：徹底放棄極左路線，主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結構調整方案。

此后 17 年，加納經濟迎來穩步復蘇：1983-2000 年間，經濟年均增長率穩定在 4-5%，通脹率從 123% 的高位逐步回落至 10% 以下，徹底擺脫了經濟崩潰的困境。

羅林斯晚年曾坦言：“現實逼我們務實”，間接承認初期極左路線的局限性。

PNDC政權本質還是軍政府，成立初衷是臨時過渡政權，如長期以軍事獨裁形式執政，難以實現國家長期穩定。

1983年政策轉向后，加納經濟依賴IMF結構調整方案和國際援助，而IMF等國際組織的貸款、援助均附帶政治自由化條件。

1991年蘇聯解體，左翼思潮受到嚴重沖擊，全球民主浪潮興起，非洲多國相繼推進民主轉型，羅林斯順應這一國際趨勢，推動加納向民主體制過渡。

1992年制定新憲法，恢復多黨制，允許合法政黨參與政治活動；1992年11月，羅林斯以全國民主大會黨（NDC）候選人身份當選總統，1996年12月成功連任，實現加納獨立以來首次民選總統連任。

六

羅林斯軍政府早期，拒絕西方援助，轉向東方國家（如中國、蘇聯、古巴和利比亞）尋求外國援助。

1985年，羅林斯以PNDC主席的身份訪華，這是他與中國的最早正式高層互動。

當時加納剛從 1983 年的經濟崩潰中走出，正處于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探索期，羅林斯專程尋求中國經驗以推進加納經濟改革。他在北京會見鄧小平，據報道，鄧小平明確建議他：請不要抄襲我們的模式。如果我們有什么經驗，那就是根據本國國情制定政策。

這句話從中國角度再次提醒了羅林斯，彼時羅林斯政府政策已從極左轉向務實，中國領導人的建議無疑堅定了羅林斯市場改革的信念，并在持續推進的 IMF 結構調整中，結合加納國情汲取改革靈感，推動加納經濟實現年均 4–5% 的增長。

1995年12月，羅林斯作為加納總統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他第二次正式訪華，推動中加關系從 “友好合作” 升級為全面伙伴關系。

此時雖然羅林斯已轉向多黨民主，但仍視中國為“老朋友”。他在北京會見中國領導人，并象征性植樹，以紀念兩國友誼。

統治期間，中國為加納提供了大量經濟支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國防部辦公樓、外交部辦公樓，海岸角體育場，醫院，學校等等，他多次表彰中國公司在非洲的成就，肯定了中國對加納發展的貢獻。

2019年會見中國大使王世廷，羅林斯表示：“中國的民主實踐已被證明遠更優越……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感到警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林斯執政期間，加納始終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支持中國統一大業，拒絕與臺灣發生官方往來。

他與鄰國利比里亞同期政變上臺的多伊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是在這一點上他頭腦無比清醒。

中國官方多次稱羅林斯為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肯定其為中加友好作出的重要貢獻。

七

2001 年卸任后，羅林斯保留 “前總統” 禮遇，定居加納阿克拉，仍活躍于泛非事務與加納政壇。2020年11月病逝，享年73歲。

羅林斯的結局，可比同時期的利比里亞總統多伊強太多了，兩人都是參軍多年并發動政變，兩人政變成功的時間僅前后相差一年，多伊最終暴尸街頭，而羅林斯贏得國內外廣泛贊譽。

在加納國內，就連批評者（如前全國和平委員會主席 Asante）也承認：“他雖有軍事統治的過激之處，但始終以國家為念、無私奉獻，是加納的瑰寶，其愛國與擔當將被永遠銘記”。

中國高度評價其為“中非友好的標志性人物”，非洲聯盟稱其逝世是“非洲大陸的損失”，連西方主流媒體也從初期的批評，變為“加納民主轉型的奠基者”，這一成就在非洲獨樹一幟。

縱觀羅林斯一生，非洲政壇政變者比比皆是，但真正難的是：政變者如何離開權力。羅林斯用了二十年時間，完成非洲政壇極為罕見的轉型：從革命軍人，到民選總統；從清算舊秩序的強人，到制度的維護者。

這或許也是加納至今保持相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羅林斯去世時，沒有槍聲，沒有政變，也沒有流亡。

他最終死在病床上，而不是刑場或街頭。

對一個一生在政變中浮沉的人來說，這已是難得的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