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民校（散文）

徐懷亮

初中臨近畢業，班里每人都要買一個塑料封皮的筆記本，讓同學們寫畢業留言，表達濃情厚誼和戀戀不舍。這是那個年代初中畢業時的一個重要環節和慣例。留言內容大同小異，至今記憶猶新，如

贈XXX同學：

同校讀書三年整，結下友誼比海深，今日一別回農村，廣闊天地練紅心。

XXX

X年X月X日，于母校。

XXX同學：

咱倆友誼似青松，畢業以后多通信，一心一意干革命，互相來往不能停。

XXX

X年X月X日， 母校留言。

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 “母校”一詞，至于母校是什么？意思好像很明白，后來也沒有研究過它的內涵和外延。反正人云亦云，什么地方用，隨便，什么時候寫，隨便。

近日，看了幾篇文章，竟然都出現了“母校”一詞。一向對詞語敏感的我，老覺得哪些地方用得不妥，習慣性地翻開手頭的工具書。《現代漢語小詞典》解釋：稱本人在那里畢業或學習過的學校。如此，那幾篇文章里出現幾處“母校”也無不當。

今天，我寫的大隊民校無疑是自己第一個母校。

上世紀70年代的鄉村行政區劃名稱與現在大不一樣。那時的大隊相當于現在的村，大隊的上一級叫公社，是現在的鄉鎮一級，所以大隊民校就是村辦民校。

站在歲月的窗口，撫摸光陰劃過的斑斑痕跡，思緒穿越時空隧道，回旋到七歲那年。

“明天開學了，今天報名嘍”！

應該是正月十五后的不久。一天上午。

我屁顛兒屁顛兒地跟在一群孩子的最后面，直奔大隊民校——納林什里公社廟溝大隊民校。

民校離家最多三里地，當時覺得老遠了。剛開始，大家跳著、笑著、跑著、叫著，沒到半路就消停下來了。

我終于有了說話的機會，問幾個大孩子：

“今天見了老師，要像公雞打鳴一樣，叫幾聲‘咕咕鳴……咕咕鳴……’嗎？”。結果引來了一串笑聲。我年齡最小，才準備上一年級，懵懵懂懂，不知何為報名，不知他們為什么笑我。到了學校，才知道 “報名”不是“叫鳴”。

第二天，正式開學。吃罷早飯，父親背著一個類似炕桌的小書柜兒在前面走，我挎著空空蕩蕩的書包跟在后面。小書柜兒是父母專門為我上學請木匠做的，表面刷著暗紅的油漆，很好看，正面中間有個小抽屜，抽屜兩側分別豎寫著四個黃色的字， “努力學習”， “提高文化”。刷漆、寫字都出自父親的手。書包也是父親用一張落胎羊羔皮，仿照時興的軍挎包親自裁剪縫制而成，包蓋上還用黃油漆繪著一個大大的五角星。

民校由一排六間低矮的土平房組成，大人踮一下腳就能夠得到屋檐，房頂上稀稀拉拉的枯草隨風搖擺。一到四間分別是一二三四年級的教室（當時民校沒有五年級）。第五間是老師的辦公室。第六間是大隊赤腳醫生的辦公室。六間房與三面土墻圍成一方四合院，坐落在農田邊上。

父親領我徑直來到一年級。教室一窗一門，糊著發黃的舊報紙，室內三分之二是一面略高于地面的大土炕。炕上已經擺好了八九個小書柜兒，大小高低和顏色各不相同，但后面都盤腿坐著和我年齡相仿的孩子，拖著鼻涕，眼睛里滿是好奇。

我的小學生活開始了。

老師三個，清一色的民辦教師，據說都是小學畢業，所代班級也已固定，好像教一年級的教不了二年級，教二年級的教不了三年級……都是當時大人們說的，不知是否準確。教師沒有工資，和社員一樣掙工分。除了寒暑假和星期日，不用每天隨大集體下地勞動，也算那個時代讓村人羨慕的好差事。我初中畢業那年，三個老師先后都離開了民校，成了“專業”農民，新來的兩個初中生、一個高中生頂替了他們。

刮風下雨，尤其是冬天，教室總是昏暗的，看不清書上的字，老師把課本上的內容寫在黑板上。

當時只有《語文》《算術》兩門課，兩個相應的作業本，再沒有其他課本和練習本之類。《語文》課上，學生跟著老師一句一句地念，然后用一個小沙盤，一字一字反復地念、寫。《算術》課，老師習慣用生活中的日常來引導，如教10以內加減法：你們家有5口人，今天來了你大舅和你二舅，你們家今天一共有幾個人？你們家今天蒸了7塊窩頭，你媽吃了2塊，鍋里還剩幾塊？等等。

自習課大多是念課文、寫生字，念和寫的聲音、腔調怪怪的，感覺又像是唱，與我后來見到的喇嘛誦經如出一轍。現在想起來，應該與喇嘛教長時間在當地的影響有點關系。

課間十分鐘，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幾十個孩子從各自的教室里涌到院子里，踢毽子、扔皮球，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如剛出圈的羊群活蹦亂跳。我生性頑皮。一次課間，一個喬姓同學正在大門口外小便，正在“飛流直下”時，被我我用彈弓射出去的小石頭擊中了后腦勺，敲起一個大包。他邊哭邊罵，拉我見老師。我被胖訓了一頓，還罰去院子里鏟了一下午的沙土。

那些年，沙塵暴特別厲害，“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尤其是春季，有時一夜之間，房頂上、院子里都是厚厚的沙土。學生調皮搗蛋，打人罵人，學校沒有罰款和寫檢查之說，而是輕則精神處罰，到院子里罰站；重則到院子或房頂鏟沙子。

班里有個何姓同學，大我2歲，高我半個腦袋，長得也壯實。聽說他爺爺是舊社會的老地主。有天他剛剃了頭，肉肉的后腦勺刮得像剛褪了毛的豬皮，白凈里泛著青光。

我問他，你們地主分子的后腦勺都像豬皮一樣？

誰知，他被這句無意的話激怒了，悄悄拉我到了學校東墻外，冷不防被拽到在地，順勢騎在我身上，揮舞著攥緊的拳頭問：為什么要欺負人？

此時，我立刻明白過來，眼看就要挨打，毫不示弱地放聲大叫：救命，地主兒子打人啦！也許是喊叫聲的震懾，也許是恰好上課鈴響了的緣故，他一下子站起來，一邊說“你等著”，一邊撒腿往教室狂奔。這件事，再無第三者知道，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們離開大隊民校已好長時間了，我上了初中，他輟學回家。一次偶然相遇，提起這件事。他說早不記得了，我們相視一笑，那段“恩仇”一泯而散。現在想起，我既懊悔又疑惑，那時怎么會問他這么個問題？“地主”一詞怎會讓他如此惱羞成怒？我們都還在不懂事的年齡里。

那年，從小照看我們弟兄仨長大的太奶奶去世了。我到了學校，班里的同學已經都知道了。他們竊竊私語，滿臉都是同情，好像去世的太奶奶也是他們的親人。見此，我不由得哭了。兩個年齡較大的女生過來安慰我，其他同學也流了眼淚。這一幕，幾十年后還在我的記憶里真真切切。

晉代陶潛的《和劉柴桑》詩云：“弱女雖非男，慰情聊勝無。”歷史的局限，三個老師的學歷很低，但非常敬業，要求嚴格，也給我們講過好多的故事：有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鋒、手舉炸藥包的董存瑞、烈火中一動不動的邱少云、用身體堵槍眼的黃繼光、跳進冰窟窿里救人的羅盛教等，也激發我產生過一些極為遙遠的幻想：長大當一名手握鋼槍的解放軍，當一名治病救人的醫生，當一名教書育人的老師，在我們幼小的心田里，種下了那個時代特征的思想種子。

“聊勝于無”，某些好人好事雖然不理想，但總比完全沒有要好。沒有這三個僅有小學學歷的老師，今天的我，還會有那些發表在國家級刊物上的文學作品嗎？還會獲得那些讓人羨慕的榮譽嗎？我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村“草根”，還能走進這個繁華的城市里嗎？

歷史不能假設，也無法假設。做到滴水之恩涌泉相報者很少，但常懷感恩之心不難，不論居廟堂之高，還是億萬富翁，抑或是一身塵灰的布衣。

徐懷亮，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音樂家協會會員，先后在《中國作家》《詞刊》《歌曲》《人民日報》《音樂生活報》《中國藝術報》等國家級報刊雜志發表文學評論、報告文學、詩歌、歌詞、散文、小說等。出版有詩歌散文集《藍色旅程》、歌曲音樂專輯《遙遠的鄂爾多斯—徐懷亮音樂作品集》《草原最美的歌》、《陽光故事》，歌詞集《火紅的石榴火紅的花》繪本《伊金霍洛尋寶記》。其中部分作品獲內蒙古自治區五個一工程獎和內蒙古自治區薩日納獎、內蒙古烏蘭牧騎藝術節創作獎，多首作品在中央廣播電視臺、內蒙古廣播電視臺播出。代表作有《遙遠的鄂爾多斯》《萬里茶道萬里情》《阿騰席熱的情人》《尋找森吉德瑪》《鄂爾多斯小夜曲》。